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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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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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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问题，主要发生在异族政权之下。十六国北朝、辽、金、元、清这些由少数族创建的王朝中，部落贵族拥有最大权势。异族政权下的胡汉等级关系，有时是隐性的、习惯性的，不体现为正式品位；但也经常被制度化，体现在正式品位安排之上。下面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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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道武帝时，一度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县令，都用宗室一人，异姓二人(135)。孝文帝改革时，给予皇族最高门第，给予拓跋贵族次高门第。宣武帝制定的依爵起家阶次，同姓（皇族）、异姓（拓跋贵族）、清修（汉族士族）分为三等。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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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胡汉官僚比较能打成一片，北齐则多次发生胡汉之争，但周齐位阶体制没有显性的“胡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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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的位阶制度大多来自唐宋，但在选官资格上优待统治部族。辽朝位阶的复杂繁乱程度，不亚于宋朝。甚至宋神宗以后已很少使用的检校官、宪衔、功臣号，也被辽朝沿用而不废(136)。辽朝的科举约32次，提供的进士约2102人(137)。但契丹人参加科举却不被允许。某契丹贵族让儿子报考，被有司处以鞭刑二百。整个辽代，契丹进士只有耶律大石一人，是为特例。契丹贵族不准涉身功名，这本身就是一种品位安排，表明功名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身份才是最优品位。契丹贵族的选官特权，体现在“世选”制度上。“世选”的资格，则由皇族、后族及其他契丹贵族垄断。从北南府宰相、夷离堇、诸部节度使，直到太医、决狱官等，来自“世选”者占绝对优势(138)。《辽史》列传传主305人，其中契丹人234人，占76.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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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位阶之繁密，不亚于宋朝(140)。金朝虽没有元朝那么严格的四等人法律，但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南人的身份等级仍是存在的，尤其是前期。科举有“南北选”，在录取比例上明显优待“北选”；在迁转上，南选进士需要三任90个月才能升至下令（从七品），北选进士两任即可(141)。选官中“女直”与“余人”有别。例如金章宗时的制度是这样的：“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正七品下）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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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承荫制度规定，蒙古、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叙。元成宗“更定荫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143)。元武宗诏：“诸职官子孙承荫，须试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免儤使，不通者发还习学，蒙古、色目愿试者听，仍量进一阶。”(144)汉官子弟承荫要考试，而蒙古、色目的承荫者可以不考试，愿意考的话，就加一阶以为鼓励。国子学的100名生员中，蒙古人居半，色目人与汉人合计居半(145)。元朝科举共16科，所录取的进士约1200名，他们在文官中所占比例，据姚大力先生推算只占4.3％，只相当唐与北宋的1/10(146)。科举分左右榜，右榜为蒙古、色目人，难度低，录取比例大；左榜为汉人、南人，难度高，录取比例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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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贵拥有重大品位特权。尽管顺治皇帝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其实是“首崇满洲”的。顺治定制，各部尚书满汉各1人，满员一品、汉员二品；侍郎满汉各2人，满员及汉军二品、汉员三品。又内阁大学士满汉各2人，满员一品，汉员二品；学士，满员二品，汉员三品。同样的官职，满员就品级高。康熙初年划一了满汉官的品级，但满汉品位待遇的差异，并未消除，因为官缺依然被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等。满人的做官资格远比汉人优越，对之革命者邹容有声泪俱下的控诉：“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148)满洲旗员只任六品以上官，不做省驿丞、典史等杂职。中央机关的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以及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重要职官，都是满缺，专用满人。地方督抚大多数也是满族和汉军。满缺不许汉人补任，满人却可以补汉缺。“满洲京堂以上缺，宗室、汉军得互补。汉司官以上缺，汉军得互补。外官蒙古得补满缺，满、蒙、包衣皆得补汉缺。”(149)康熙《大清会典》所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的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共2082个，大部为满洲和内务府包衣占有。汉军和汉人的额缺只325个，仅占15.6％。下据《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志五》，举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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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满官处处凌驾汉官。满大学士的班列，在汉大学士之前。中央主要衙门中，“满臣权重，汉之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謦欬之下，无敢违者”(150)。满族旗人的仕途也与汉人不同。清制，汉官文武殊途，不能互迁，但满员却可以文武互迁。“国朝旗员，不拘文武出身，皆可身致宰辅，或文武互仕。”(151)满蒙翰林不但迁任文职，而且迁任武职(152)。汉大学士只用翰林，而满蒙大学士可由武职为之(153)。邹容也指出了这一点：“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兼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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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转、改、调时的俸历计算上，满洲、蒙古官员较汉官为优。满洲、蒙古郎中专较本任之俸，员外郎以下就可以通较前俸，即可以累计。而汉官论俸，除了极少官职，无论京官外官，皆只论本任之俸。在给假的规定上，汉官一经患病告假，即行开缺；而满官患病之后，可以在家调治六个月之久，不予开缺和停俸。考课时，满员评为一等的比率，也比汉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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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仕说，满人的科举待遇比汉族士人优惠得多，试题又简单，录取比例又高，其中试名额别为一榜。而且满人另有仕途。例如笔帖式（汉译文书），就是满人进身的又一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都设有笔帖式，几乎清一色是满人。笔帖式的品级虽低，高者不过六品，低则八九品，但升迁很快，不一二十年即可富贵，甚至外升督抚，内转尚书侍郎。除笔帖式外，满人还有侍卫一途，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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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起家制度 异族政权下的入仕资格获得，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尚武”的起家途径特别发达，主要体现在侍卫起家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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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北朝，都存在着侍卫起家制度。北魏的禁军分羽林、虎贲、直从3等，主要由鲜卑武人组成。他们凭借宿卫的勤务获得入仕资格。北魏孝明帝时，汉官张仲瑀请求改革选举，不准羽林、虎贲“预在清品”，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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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唐朝的卫官起家制度特别发达，这显然是源于北朝的历史影响。卫官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与职事官、散官、勋官、封爵并列。他们分布于中央禁军、太子东宫、亲王府与折冲府中，包括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左右；亲卫、勋卫、翊卫，太子亲卫、勋卫、翊卫；监门卫、太子监门卫；以及王府与折冲府中的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等。卫官是门荫入仕的主要途径，经五考到十考，就能获得选官资格，先由兵部简试，合格者参加吏部或兵部的铨选(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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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皇帝的护卫，大多选自部落、族帐、宫分的贵族子弟。契丹语称贵族子弟为“舍利”，汉译是“郎君”，他们被选入御帐承担御前祗候事务，就成为“祗候郎君”，从而具有了预备官的身份。他们在笔砚、牌印、御盏、车舆等局任事，相应地被称为笔砚（祗候）郎君、牌印（祗候）郎君等。护卫、祗候郎君在服务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被选为御帐或朝廷的重要官职了。《辽史》列传中的契丹、奚人传主，曾任护卫的计12人，曾任祗候郎君的计43人(155)。辽朝的郎君也组成部队，称舍利军、舍利拽剌(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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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隶属于殿前都点检的护卫，属皇帝卫士，每三日上直，也是武人的重要仕途。不少将领都是护卫出身。金熙宗曾选拔蒲察通担任护卫，而蒲察通以父老养亲为由谢绝，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十分惊讶：“得充侍卫，终身荣贵。今乃辞，过人远矣！”护卫可以领取从六品官俸，待遇是很高的。其迁叙也相当优越。海陵王时护卫的迁叙之格，是每三十月迁一级。初考，女真迁武散官敦武校尉（从八品下），余人迁武散官保义校尉（正九品上），百五十月即可出职，补从五品下、从六品之官。金世宗提高考阶，女真初迁修武校尉（从八品上），余人迁敦武校尉。此外，侍卫亲军、威捷军的军士，也有出职机会(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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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有“怯薛”军。“怯薛”是蒙语“番直宿卫”的意思，始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万人怯薛”，征调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子弟及其随从为之，成员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他们分四番入值，护卫皇帝，称“四怯薛”。其长官称“四怯薛太官”，由四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的后裔世袭。诸王也都各有怯薛。元朝的做官资格称“根脚”，怯薛属于“好根脚出身”，四个怯薛长更是“大根脚”。怯薛歹任官，径由怯薛长向皇帝推荐，不经中书省奏议，称“别里哥选”(158)。宿卫、儒生、吏员是元朝官员的三大来源(159)，而权要多出怯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