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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生员享有国家廪膳。清朝的廪生大约37000人，每人每年津贴约4两，总计约12—14万两，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不沉重。此外，书院还可以为约20万学生，每人每年提供7.5—15两左右的津贴，总计约236万两(65)。这是通过“四民社会”的机制，从其他社会阶层那里分割来的。现代社会也有公费和奖学金，但在传统中国，类似做法强化了士子作为一个阶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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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待遇 服饰是人际交流中最耀眼的身份标识。中国礼制以衣冠取人。读书人特称“衣冠”，进士家庭称“衣冠户”，就反映了衣冠的强大身份区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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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学生就有特殊服装。周朝学子，据说穿着“青衿”之服。孔子的装束，后来变成了学士的儒冠儒服，但这是民间风习，而非国家规定。汉代官私学子的打扮就“官僚化”了，不用儒冠儒服了，改戴官僚的一梁进贤冠，佩双印（“刚卯”之印与“严卯”之印）。这是低级官吏的服饰。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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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间，名士们的服饰风习发生了变化，流行不戴进贤冠而戴巾。巾是劳动者的装束。名士戴巾，不戴官帽子，是中国士人的自由精神与“士贵耳，王者不贵”理念的反映。王公们也跟着效法。《傅子》：“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66)受此影响，两晋南朝的学生冠服，转而“名士化”了：晋朝国子生用葛巾、单衣，南朝国子生用白纱角巾、单衣。从汉末到魏晋南朝，名士在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明显上升，甚至发展为士族阶层，他们得以在服饰上展示自己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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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学生的身份与冠服，又复“官僚化”了。北朝的学生有官品。北魏国子生从七品中，尚书算生正九品中，诸寺算生正九品下(67)。可见北魏是把学生直接看成官僚的。北齐把国子生改列于“视品”，即视从七品。隋朝的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也列在“视品”。从正式品级到“视品”，学生的身份由官僚变成了“准官僚”，“非正式化”一些了。与此相应，北齐及隋的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生冠服，是委貌冠，空顶黑介帻，深衣，青领。委貌冠也是退休官僚戴的帽子。可见齐、隋学生的冠服等级，被定位在“官—民”之间。我们已经指出，若士人的文化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抬头，军事体制的“命令—服从”精神与异族部落的“主奴”观念，能形成有效抑制。北朝政治是“重武”的，是一个异族政权；北朝学子身份与冠服的“官僚化”，我们认为是士人自主性受到抑制的一个直观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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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学生服饰，上承北朝。国子、太学、四门生、俊士戴黑介帻，作为“参见之服”。这种黑介帻官僚也戴。州县学生朝参，则服乌纱帽。乌纱帽来自幞头，相对就“非正式”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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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为学子特制了“襕衫”，作为“士人上服”。庶人穿白衣，举子的白衣则加饰了黑色的襕、襟、褾、领，显有区分士、民的意思。宋朝学生的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已属袍衫形式，接近于官定服制，不过是白色，下裾加缀一横幅而已”(68)。宋朝风习，“读书应举的士人应当换穿儒服”(69)；尽管穿着“儒衣冠”并无法律限制，富家子弟照穿不误，比如“嘉兴富家儿冒儒衣冠，郡邑间施施无忌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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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儒士、生员、监生戴四方平定巾，同于胥吏。后来统治者觉得“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生员的襕衫用玉色布绢，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71)。胥吏另为青色盘领，吏巾。状元在行礼之时，戴两梁冠，绯罗圆领，其进士巾如乌纱帽，深蓝罗袍。虽礼毕还得换上常服，但也预示了他们指日可待的美好前程。利玛窦初来中国时，妆束模仿和尚，结果虽见官必跪但仍遭歧视。后来他才发现“士”的地位崇高，于是换上了四方平定巾和进士才可以穿着的绯袍。这套冠服搭配虽不伦不类，却可以表示他是“西儒”。由此，利玛窦取得了与士绅相似的礼遇，见官不用跪着讲话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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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顶戴”是品级的标志。学历拥有者的顶戴与官僚顶戴的等级关系，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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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礼制中，“庶士”是一个身份明确的流品，有别于官、民。“凡举、贡、生、监谓之士，其他杂项者谓之庶”(73)；“庶士：贡、监、生员有顶戴者”(74)。这就是当时的等级观念。婚丧之礼分3等：品官、庶士、庶人。庶士包括生员、监生。祭祀之礼也分3等，品官为一等，进士与举人礼同七品官，拔贡、岁贡、副贡生礼同八品官；庶士为一等，包括例贡生、监生、生员；余为庶人(75)。以家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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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官：立庙于居室之东，一品至三品五间，四品至七品三间，八九品庙亦三间，但形制较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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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士（即“贡、监、生员有顶戴者”）：家祭于寝室之北，以龛为板，别为四室，奉高、曾、祖、袮四代，如品官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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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设龛正寝北，比照庶士之礼而进一步化简(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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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礼，士以上立庙，庶人祭于寝。但因士子有特殊地位，所以“祭于寝”的礼制，在“庶士”与“庶人”之间又出现了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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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待遇 王朝法律不仅保障品官特权，也保障学子特权。例如辱骂普通人，只是笞责十下；但若吏卒辱骂举人，就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之律，杖七十。在诉讼中，平民不得指名绅士出庭作证。生员犯小事，要由府州县教官责罚；犯大事，也必须先由学官褫夺学历，然后交地方官治罪(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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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子的身份不同于庶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反映出来了。例如在因事立碑时，生员被称为“士”，以别于“庶人”(78)。生员死，可以使用“赠登仕郎”字样；参加过生员考试但没考上的童生，则可以使用“待赠登仕郎”字样(79)。前者如“清赠登仕郎邑庠生显考敬之府君之灵柩”，后者如“皇清待赠九品登仕郎望耆寿讳成泰陈老府君之墓”(80)。登仕郎是明清的九品散官。允许使用“待赠登仕郎”，等于承认童生的身份接近于“士”。平民就没有这样的资格了。连童生都有特殊身份，所以乡间有这样的俗话：“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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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仕”观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82)。“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平民稍微沾上一点儿士人的气味，就身价倍增。唐朝有个妓女这么向人夸耀：“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此女“由是增价”(83)。妓女之习诗文书画、得与文士交往者，身价特高。在晚清，擅长诗词、弹唱、说书的妓女，特称“校书”、“词史”，听起来很像是文翰类的官称。还有“书寓”、“先生”之称，“书寓”很有书香气，“先生”是对教师的尊称。狎妓之行，被戏称为“上学堂”(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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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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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民之间：胥吏的品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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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85)在“官—民”层面上，还有一个胥吏层次。他们是帝国政府的下等事务的承担者。没有他们的存在，帝国金字塔就被架空了。品官只有数万名，而明清胥吏至少在几十万人，与士子的数量相仿，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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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胥吏层次的上缘，最简单的分界线就是流内与流外。唐律有“吏，谓流外官以下”的规定。“流外官”的提法虽然带一个“官”字，但胥吏实际并不被看成是“官”。在唐人观念中，担任流外官不算“解褐”。同时叶炜君的研究又显示，“吏”与“官”的边界，还没有清晰到“一刀两断”的程度。流内九品的一些官职，也被认为是“吏”，例如九品的诸省主事、寺监录事，七品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也应划入胥吏的行列(86)。也就是说，“胥吏”的认定既与官品有关，流外品属“吏”；也同职类有关，某些文书胥吏之职虽在流内，但仍是“吏职”；最主要的还是资格——吏员出身，不同于科举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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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层次的下缘也很模糊。大致说来，在历史后期，“胥吏”又可以分为“吏”与“役”两个层次。若干职役，兼有公人与白民服役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吏”与“役”，在现代文官制下，分属办事员和工勤人员。工勤人员并不是“民”。按1956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0级工资制，工勤人员在第27—30级。古代却有大量吏、役，朝廷不让他们的“编任资格”正式化，宁肯让他们保持在编外或准编外状态，处于“官—民”之间。总之，胥吏的上端近于“官”，下端近于“民”。从职能上说，胥吏是职位结构的必要部分；但从身份看，他们与“官”有明显区别，做胥吏不算做官。所以胥吏问题，主要是一个身份问题。官、吏、民之三分，不光是一种职位结构，也是一种品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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