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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也用官号与品级来表彰有突出贡献者，如近年为国人所艳羡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光墉），被清廷授予了布政使衔（三品）、二品红顶戴、黄马褂等荣誉。在官方文书中，他的称谓是“浙江在籍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23)。学术大师王国维荣获“南书房行走”的身份，加五品衔，食五品俸(24)。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创办《万国公报》，影响广泛，清廷赐以五品衔，后来又加至四品衔(25)，以示褒奖。主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得赐“太子少保”衔，及三代一品封典，死后追授太子太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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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向特定人群普赐的名号，汉朝的赐民爵即属其例。汉代赐民爵，可统计者就有90次之多，几乎是四五年一次。汉宣帝时尤其频繁，25年中有13次赐民爵之举。有人认为赐民爵是以户为单位的(27)。而据西嶋定生考察，“赐天下为父后者爵”、即向有继承权的男子赐爵，和“赐天下男子爵”、即向男子普赐爵位，两种情况都是有的。赐爵的最低年龄可在小男（14岁）以下。这样，赐爵范围和有爵男子的数量，就极其庞大了(28)。刑徒司寇、隐官的法定占田额是半顷，平民是1顷，第1级爵公士则是1.5顷，占田额度是连续的、以爵为准的。在平民分猎物、分粮食的时候，爵高者分的多；而在出钱的场合，爵高者出的少。王朝爵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赐民爵的做法，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唐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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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朝有敬老制度，其办法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赐以鸠杖（即“王杖”），并令其礼遇比六百石官。西汉中期，东海郡70岁以上的老人受杖者2823人(29)。一个郡就有这么一大群老人，享受着比六百石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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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经常向耆老赐以名位，所赐名位有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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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爵：如太和十七年（493年），洛怀并肆四州之民，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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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地方官：如太和十九年，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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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散官：如太和二十年，国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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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将军号：如魏庄帝诏，九十加四品将军，百岁从三品将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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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爵号、官位及文武散官，平民都能得到。假如今天政府向某年龄段以上的老人普授市长、县长之官或将军之衔，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北朝就是那么做的。侯旭东先生指出：“在村里，官爵名号意味着待遇、地位与荣耀；对朝廷而言，文武散官与板官一类官爵名号的授予并非要务。实际上，这类看似微末之事是帝国维护统治，确立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帝国的稳定与延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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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上承北朝，往往因节庆典礼而向老人颁授官职、爵位。如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封泰山，下诏“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古爵一级”(32)。所谓“古爵”，就是秦汉的二十等爵。宋朝赐民爵，通用二十等爵的最低一级“公士”(33)。宋太宗端拱改元，赐民年七十以上爵一级；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赐赤县父老八十者爵一级，还曾下令向赤县父老年九十者授以摄官。明初的赐民爵，新创了社士、乡士、里士等爵号。洪武十九年（1386年）诏：“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赐爵乡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咸许冠带，与县官平礼，免杂泛差徭。”(34)一大群地主由此获得了王朝爵号，弹冠相庆，跟县官分庭抗礼了。清朝的优遇“耆老”之法，是八十岁以上的布衣老人，赐九品官服顶戴；九十岁以上的，赐八品官服顶戴；一百岁以上的，赐七品官服顶戴。嘉庆二年（1797年），获赐的老人有8479人；道光五年（1825年），获赐的老人有37345人(35)。七八九品的顶戴，让老人们深感“夕阳无限好”。耆老有资格参与很多官方典礼。在接奉圣旨时，按文官、绅士、武官、耆老排序，其下是士卒和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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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情况下，朝廷允许平民用品官之礼。例如婚礼，朝廷开恩，允许“婚礼下达”。唐制：“庶人婚，假绛公服”；明制：“凡庶人娶妇……婿常服，或假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其纳采、纳币、请期，略仿品官之仪。”(36)婚礼时允许平民穿官服，这种“礼下庶人”之举，强化了王朝品位的诱惑力与感召力。唐朝的婚书，往往以“谨上某官阁下”、“某官衔君姓名封白”为格式(37)。宋以后的婚书，也要把“曾祖某某官”、“祖父某某官”、“父某某官”三代官号罗列无遗(38)。联姻时要把各自官衔列清楚了，以示“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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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品爵与现代文官的级别很不相同，其拥有者不只是文官，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汉朝拥有二十等爵号的人，可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王朝的官爵名号向民间广泛渗透，左右了中国社会的评价机制与身份秩序，甚至道德秩序——当名位向孝子、向老者、向各种“做出突出贡献者”颁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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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上之风必偃”，朝廷的官爵名号，对社会观念和民众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的墓碑上经常出现“皇清待赠”字样。其中“皇清待赠显考”、“皇清待诰故显妣”之类，其墓主肯定不是官儿，但正眼巴巴地等待着皇上开恩呢。很多官称，后来变成了民间称谓。“郎”、“大夫”在汉朝是官称，后代变成了青年男子的美称和医师的敬称。“相公”本是宰相的尊称(39)，后来变成了对男子、对读书人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敬称，甚至男妓之称(40)。“官人”在唐朝是有官号的人的称呼，至宋以后，成了对男子以及妇女对丈夫的敬称(41)，甚至“奴仆称主，及尊长呼卑幼，皆曰某官人”(42)。“博士”本是汉朝的教官，而唐朝茶楼的堂倌称“茶博士”(43)。宋朝的“诸色伎艺人”如画师、棋手、书手及说唱、杂耍艺人，有称官人的，有称仆射的，还有称都官、大夫、郎中、宣教、解元、贡士、进士、秀才的(44)。明朝三吴风气：“至今称呼椎油作面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家人奴仆为郎中，吏人为相公。”(45)朱元璋觉得这种风气属于僭越，有损朝廷尊严，遂出手禁止。赵翼云：“按《明祖实录》：洪武中，已命礼部申禁军民人等，不得用太孙、太祖、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又陆容《菽园杂记》：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此草率各分，国初有禁云”。但禁令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今江南俗，椎油、卖茶者尚称博士，镊工尚称待诏，医生尚称郎中，而北俗则称医生为大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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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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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民之间：学子的品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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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民”层面上所发生的品位问题，“士阶层”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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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用“四民社会”概念，来指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这是于古有征的。中国传统观念：“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47)“学以居位”的士子们，在帝国品位结构的“官—民”层面，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清朝一份上谕申明：“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48)现代社会的在校学生，当然不会被视为一个社会阶层，然而传统中国不然。王尔敏先生指出：明清儒者为天下士子之通称，他们“与官绅为同列，而不下侪于平民”，“其一切社会活动，礼仪要求，娱乐类项，交游领域，均与平民有别”(49)。周荣德的考察也显示，士人是一个阶层，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制个人活动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50)。张仲礼先生把“绅士”视为“阶层”，这是一个“以学衔和功名划分的集团”，其最低一等就是生员，他们是官办学校的学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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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经济待遇、礼制待遇和法律待遇，显示业已就学但还没有居位的学子，在帝国品位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作为“准官僚”或“官僚预备役”，而被安排于“官—民”层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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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待遇 学子的经济待遇，可以从免役特权与国家津贴两方面看。士人的免役权利，在周朝就萌生了。周朝国子学中的学士“不征于乡”，即不承担赋役。战国之时，士人可以免役。孔门弟子及百家学士，我们没看到他们必须服役的迹象。一旦成为学士，就可以“弃田圃”、“避农战”了，这在先秦是一种“习惯法”。当然，免役就不能授田，所以做学士也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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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有“燔诗书”的记录和“以吏为师”的传统，有《游士律》专门禁止“游士”，独立于民间的学士不存在了，遑论免役。汉廷尊儒，鼓励儒学。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国家学生都可以免役。那么私学学生呢？汉廷有“通一经者皆复”的法律，“复”就是免役。私学学生如果得到官府的认可，也可以免役。很多私学弟子长年在外就学、“事师数十年”，他们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没拿他们当逃亡人口。走马楼吴简中能看到很多“私学”和“私学弟子”，他们可以免役(52)。平民迁移，汉晋以来即有限制，但诸生四方游学，王朝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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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央及州县学生，本人课、役全免(53)。中举者可以免除本人的课、役；若进士及第，还可以免一门课、役，从而成为“衣冠户”。“衣冠户”是科举、特别是进士出身者的专称，也是宋代“官户”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户和宋代官户，都是在科举制的形成、发展下而形成发展起来的。”(54)至于尚未及第的举子，唐朝也很乐意给他们特殊身份，比如让省试不第、滞留京师的士子隶名于四门学，从而拥有了免役权。尚未省试，只要有志举业，也可以通过隶名官学，而获得免役权。官学之外的学子，若地方长官格外开恩，也能免役。“汉代博士弟子及学通一经的儒生，方可享受复除。……像（唐朝）这样大批入学子弟的家庭均可免除课役，乃是唐以前所未有的。”(55)从事举业，就难免要离乡“寄客”，对这些“学宦者”，王朝并不责以“浮浪”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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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地方学校的生员可达20万，约占总人口的0.45％。太学生及州县学生都有免役权，上舍生便可享受“官户”待遇了(56)。南宋太学生一度可能有差役，不过可以募人代役(57)。黄云鹤先生评论说：“南宋政府扩大经济照顾范畴，享有政府给予特殊权利的人群，不再仅仅限于中央官学学生，已经扩大到获得贡举资格的举人之中。……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58)元朝的民户中，有一种“儒户”。儒户必须有一人入学就读，在交纳税粮之外，可以除免科差(59)。明代把儒户并入民籍，但仍在户籍上注明儒籍。士子从童子试开始，就登录为“儒籍”。据顾炎武估计，明朝的生员不下50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60)，身份立刻与众不同了。明末生员，陈宝良先生估计有60万以上，占人口的0.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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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指示，令学子免役：“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免杂差，俾得专心肄业。”嘉庆皇帝亦云：“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才，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各州县官押令承充，即系显违定例！”(62)对“士”这个特殊人群，朝廷申明他们不应服役。兹将顺治五年（1648年）的免粮免丁制度，列表如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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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级差，显示士子位在“官—民”之间(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