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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设龛正寝北，比照庶士之礼而进一步化简(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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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礼，士以上立庙，庶人祭于寝。但因士子有特殊地位，所以“祭于寝”的礼制，在“庶士”与“庶人”之间又出现了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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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待遇 王朝法律不仅保障品官特权，也保障学子特权。例如辱骂普通人，只是笞责十下；但若吏卒辱骂举人，就比照骂六品以下长官之律，杖七十。在诉讼中，平民不得指名绅士出庭作证。生员犯小事，要由府州县教官责罚；犯大事，也必须先由学官褫夺学历，然后交地方官治罪(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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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子的身份不同于庶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反映出来了。例如在因事立碑时，生员被称为“士”，以别于“庶人”(78)。生员死，可以使用“赠登仕郎”字样；参加过生员考试但没考上的童生，则可以使用“待赠登仕郎”字样(79)。前者如“清赠登仕郎邑庠生显考敬之府君之灵柩”，后者如“皇清待赠九品登仕郎望耆寿讳成泰陈老府君之墓”(80)。登仕郎是明清的九品散官。允许使用“待赠登仕郎”，等于承认童生的身份接近于“士”。平民就没有这样的资格了。连童生都有特殊身份，所以乡间有这样的俗话：“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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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仕”观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82)。“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平民稍微沾上一点儿士人的气味，就身价倍增。唐朝有个妓女这么向人夸耀：“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此女“由是增价”(83)。妓女之习诗文书画、得与文士交往者，身价特高。在晚清，擅长诗词、弹唱、说书的妓女，特称“校书”、“词史”，听起来很像是文翰类的官称。还有“书寓”、“先生”之称，“书寓”很有书香气，“先生”是对教师的尊称。狎妓之行，被戏称为“上学堂”(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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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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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民之间：胥吏的品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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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枢纽。”(85)在“官—民”层面上，还有一个胥吏层次。他们是帝国政府的下等事务的承担者。没有他们的存在，帝国金字塔就被架空了。品官只有数万名，而明清胥吏至少在几十万人，与士子的数量相仿，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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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胥吏层次的上缘，最简单的分界线就是流内与流外。唐律有“吏，谓流外官以下”的规定。“流外官”的提法虽然带一个“官”字，但胥吏实际并不被看成是“官”。在唐人观念中，担任流外官不算“解褐”。同时叶炜君的研究又显示，“吏”与“官”的边界，还没有清晰到“一刀两断”的程度。流内九品的一些官职，也被认为是“吏”，例如九品的诸省主事、寺监录事，七品中书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也应划入胥吏的行列(86)。也就是说，“胥吏”的认定既与官品有关，流外品属“吏”；也同职类有关，某些文书胥吏之职虽在流内，但仍是“吏职”；最主要的还是资格——吏员出身，不同于科举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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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层次的下缘也很模糊。大致说来，在历史后期，“胥吏”又可以分为“吏”与“役”两个层次。若干职役，兼有公人与白民服役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吏”与“役”，在现代文官制下，分属办事员和工勤人员。工勤人员并不是“民”。按1956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0级工资制，工勤人员在第27—30级。古代却有大量吏、役，朝廷不让他们的“编任资格”正式化，宁肯让他们保持在编外或准编外状态，处于“官—民”之间。总之，胥吏的上端近于“官”，下端近于“民”。从职能上说，胥吏是职位结构的必要部分；但从身份看，他们与“官”有明显区别，做胥吏不算做官。所以胥吏问题，主要是一个身份问题。官、吏、民之三分，不光是一种职位结构，也是一种品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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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前期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从服饰看，汉代文职，从高官到小史都服黑，可见其时官、吏相通。南北朝隋唐间，官、吏分途。隋炀帝规定，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用绯、绿，胥吏用青，庶人用白。这样，胥吏遂自有服色，与官、民都不相同了。唐朝的常服服色，品官用紫、朱、绿、青，流外胥吏与庶人一同用黄。其服饰等级，参看下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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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朝的常服与唐朝的公服看，是官、吏、民三分；从唐朝常服看，官为一类，胥吏、庶人同为一类。在元朝，吏一度地位颇高，但低级吏员仍有专门服装，即檀合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与官不同。明初的监生、生员一度与胥吏同服，反映了二者都处与“官—民”之间。后来朱元璋为学子另行制服，但没改变这种层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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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的等级管理，历代有异。周代的胥吏，与公卿大夫士截然两分，以“稍食”为其生计和等级。用孟子的话说，他们只是“庶人在官者”。秦汉“以吏治天下”，在观念上“百官皆吏”，都用秩级管理。其时百石之秩，大致相当后代的九品官。其下有斗食、佐史两级，从行政层次说相当后世的流外。就汉简所见，斗食、佐史级的吏员，有令史、啬夫、尉史、侯史、亭长、书佐等，其月俸有600、570、500、480、400、360、300、200、100钱这样的级差(88)。由此可以推知，百石以下的小吏其实有很多等级，但王朝并没有为他们制定更多细小的秩级。秩级到百石就为止了。其原因很简单：简化等级管理。西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的月钱是60000钱，是小吏的最低月俸100钱的600倍。可见底层小吏是非常卑微的。百石以下的小吏俸钱，跟周朝的胥吏“稍食”非常类似。汉代的秩级，本来就有职位分等的性质；百石以下的小吏有等级而无秩级，其职位分等的色彩，就更浓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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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出现了九品官品，百石令史变成了九品官，九品之下的小吏就处于“流外品”的地位了。而且这时出现了九品中正制，担任流内官需要以中正品为条件，流外的小吏实际上没有中正品，官、吏之分由此而强化了。因为中正品是面向士人的品位，由此“流外”开始有了“另类”的意味，非士人的意味。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北魏孝文帝设流外七品，至北齐变成了九品，南朝梁武帝设流外七班，及三品勋位和三品蕴位。其中包含大量吏职。这样，“官”与“吏”正式变成了两个流品。北周在九命之下设流外九秩。流内外的俸禄参看下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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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表可知，流外部分名义上官品有九，可是从薪俸看，只有5等。九命之公的俸禄是流外一秩小吏的250倍。由历朝的流外安排可以知道，这部分的吏职其实没必要分9等。那么所谓九秩，就既不是职位等级，也不是薪俸等级，只是标志身份、管理资格的一种品位。南北朝以来的流外七品或九品，使流外吏员的等级管理变繁琐了，进入了一个品位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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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继承了流外九品制度。对唐朝的流外品，叶炜君有深入分析。首先他指出，从史料看，唐朝流外官的薪俸额度，与流外品的品级相关度较小，却与职位的相关度很大。就是说，唐朝的流外品高下，并不等于流外吏的俸禄丰薄。进而流外官入流，需要以“若干考”的资历为条件，但其入流所需考数之多少，与流外品也没有对应关系，有流外品较高、而入流所需考数较多者，也有流外品较低、而入流所需考数较少者。由此他判断：流外入流的考数与流外品也没有必然联系，而与具体职位的关系更密切，这反映了“唐代流外官职位管理的特色”。而且唐朝只是中央有流外官，地方上的胥吏另称“杂任”，连品级也没有(90)。那么，唐朝对胥吏的等级管理，实际是偏重职位分等的。确实，按一般管理规律，品级高端适用品位分等，品级低端适用职位分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隋唐仍使用流外九品，我们认为，这与南北朝唐宋的官阶品位化的氛围有关，是时代大背景造成的。这个时代的君臣，对品位有特殊的偏好，流外九品实际没多大意义，但仍在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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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取消了流外九品，吏胥的等级似乎简化了，但其实不然。在品位化的大背景之下，面向吏役又出现了新的位阶。如州衙吏人，从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十阶，称为“职级”。以下又有前行和后行，最低为贴司。“职级”既可以看成一种吏职，同时也是位阶。“衙前”只是一种职役，连“吏”都算不上，然而也形成了十阶，从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这种阶或职级，可以按任期与功赏进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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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吏员的晋升制度相当细密严整。州院、司理院推司和法司的吏人，每任满三年升转一资。州衙的吏人与衙前，在三年升转之时，需要考试刑法。各县的贴司与手分，在编录司缺员时，可申报考试以充任之，任满三年即升一等名次：原系贴司的，即升手分；原系手分的，即升上一名。都知兵马使满20年，就可以出职；若曾酬奖转资，每一资准许减少3年。公人以左、右为两资，在有战功应转资时，左、右各算一资(92)。总的来说，吏职的迁补包括“升名”与“升等”是两种方式。“升名”是等级之内的名次迁补，“升等”是等级之间的升迁。依前者，同级的吏人按任职时间的排序递迁，必须迁至头名，才能晋升上一等吏职。这是吏职迁补的主要方式。依后者，吏人要逐等晋升、拾阶而上。以三省为例，要按守当官—书令史—令史—主事—都、录事的顺序，由低级吏职升入高级吏职(93)。宋徽宗时，三馆吏人之职被定级为“流外从九品”，在流外中又弄出了一个“从九品”，形成一个特殊品位。宋朝还允许非正编的胥吏，通过年资与考核转为正编，即由“守阙”、“私名”转为“正名”。尽量用正式品位来保障官吏的品位利益，是宋廷等级管理的鲜明特点，而且波及了吏役部分。可以推知，在宋朝不光官僚、而且连吏役也有品位要求，朝廷尽量都予以满足，并不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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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两宋吏员的出职待遇，也存在逐渐降低的趋势(94)。到了明清，情况便出现了较大转折(95)。宋朝的胥吏职级，在明朝已不存在。不在编的胥吏，其身份不可改变，无法转为正编吏员了。吏员出官最高不能超过七八品，比宋元都降低了，而且绝大多数只能担任杂职官。当局还增设各种条件，来延缓吏员出职。一些吏员宁愿一辈子当吏，而不求出职。到了清代，吏员五年任满必须离役，虽有出职制度，但出路已相当狭窄，几乎等于被堵死。编外吏胥领取工食银而已，康熙甚至一度废止了吏员的工食银。随着“科举社会”高度成熟，“官”、“吏”之间判若天渊了。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来自先秦的胥吏“稍食”，所以采用以谷物定等之法。而在明朝，“吏典行头俱以食粮多寡为称”，书吏以“食米”多寡分为5等，即大二石五斗、大二石、大一石、小二石、小一石(96)。这与先秦稍食、秦汉禄秩，有异曲同工之妙。清朝的书吏也以“食米”多寡为差，“定禄秩时，一吏一役，银米皆有定数”(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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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以上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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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胥吏，与贵族官员是两个社会阶层，是“庶人在官者”，近于“民”而远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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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百官皆吏，官、吏相通，二者都采用职位分等的办法管理，百石以下小吏无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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