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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级与秩级都不区分“贵—贱”，都是开放性的，平民都有可能由其低端升至高端。汉代职类结构，从资格分类上说“文—武”有别，从资格分等上说“文—武”无别，文职并不比武职更清贵；文武官可以互迁，文官任武职、武人任文职都无限制。而且在这个历史时期，武职对品位结构的影响大于后世。例如用军功爵来构建身份系统，用将军号做辅政者的位阶，用郎卫组织做仕途枢纽，甚至校尉之号会作为一种品位荣耀而加给儒者。这与历史后期以科举学历为主要身份尺度的情况，很不相同。再看“士—吏”关系。儒生与文吏在资格分类上有别，博士、文学之官通常任以儒生，法职通常任以文吏；但在资格分等上无别，二者并立朝廷，无大轩轾。儒者如果担任吏职，一样被视之为“吏”；小吏亦可迁至高官，其间并无阻隔。当然在汉代，“士—吏”之别还是萌芽了。察举科目，就是最初的“士人化”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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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职类分三大类：文职、武职，及“宦皇帝者”职类。后者属宫廷官，与朝官有别，从而形成鲜明的“宫—朝”两分格局。“宦皇帝者”主要由郎官、大夫，以及侍中、给事中、庶子、舍人等构成，是皇帝的侍卫、侍从。因其是皇帝供养的私属，所以最初没有薪俸，当然也没有秩级。郎官是入仕之阶，大夫是储才之所，二者一起构成了“候选官”。“宦皇帝”职类的存在，是早期官制的突出特点。但随制度进步，这个职类也在逐渐公职化。朝廷在安排其等级之时，让其与正秩相比，由此在汉景帝、武帝之时形成了“比秩”，即如比三百石、比六百石之类。此外，文学之官、掾属、军职也列在比秩，“吏职”即行政官职，则都是正秩。这种比秩、正秩的交错结构，是“宦皇帝者”制度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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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官品体制与门品秩序 由于处在帝国初期，汉代品位结构还有很多粗糙之处。例如爵级与秩级的等级关系不清晰，秩级不能覆盖所有官职；例如“公”以上高官另靠朝位区分高下，将军号、散官与秩级也不能完全匹配，等等。这种情况，因魏晋官品的出现，而决定性地改变了。九品官品吸收了朝位的一元化功能，把职事官、爵级、军号、散官纳入一个整齐的框架之中，使之一体化了。由此“爵—秩体制”告终，“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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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禄秩具有浓厚“职位分等”性质，而魏晋南北朝的等级秩序则发生了重大变动，向“品位分等”大幅度偏转了。其表现是：其一，官僚有了个人位阶，用于记录个人官资高下，以供吏部任用。“进阶”、“加位”之事，在魏晋以降频繁出现。其二，中正品成了一种品位，用于承载任官资格，并造就了一支无官位但有入仕资格的“候选人”队伍。其三，将军之职变成了军阶，由一百多号组成，到梁陈更发展到了二三百号之多。而且文官也用军号标志级别。其四，品位性官号膨胀，各种散官、加号、虚衔繁衍开来，很多职事官也明显品位化了。它们有不少被用为“候选官”，“候选官”数量大增。汉代官僚的结衔相当简练，是单一官衔；而这时的官僚结衔叠床架屋，变成了复式官衔。其五，出现了流内流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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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汉代的孝廉、秀才等科目，在东晋曾一度衰落。但总的说来，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察举在不断向考试制度进化。察举科目是面向士人的品位资格。魏晋以来出现的中正制度，来源于汉末的士林品题，品评以德才为标准，所以也是一种面向士人的位阶。中正品区分“士—吏”，使非士人的吏员难以进身了；同时也区分“文—武”，中正品只用于士人，武人入仕不看中正品；同时也区分“贵—贱”，中正品评实际是以权势门第为准的，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中正二品以上就是士族，三品以下是寒士、寒人。士族习惯性的起家迁转之官，在当时被视为“清官”，各种“清官”构成了“清途”。寒人一般只能担任“浊官”。总的说来，中正品造成了一种“门品秩序”，依门第高下决定任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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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官品时，把中正三品以下所任之官，另列为七品，由此形成“流外”制度；中正二品以上者所任之官，则留在九品之内。进入九品之内就为“君子”，流外七品被说成是“小人之官”。梁武帝创十八班，十八班之内都是中正二品之官。位不登二品者所任之官，另为七班，或者列入三品蕴位、三品勋位。可见对流内外的形成，九品中正制起了决定作用。流内外是一种身份安排。秦汉小吏迁至高官，本来无大阻隔，而现在一道高峻的门槛，拦在“流外”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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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恢复了五等爵制度，受封者大都是司马氏的爪牙心腹，封爵这种古老的位阶，在这时发挥了优待既得利益集团的功能。爵位的传袭比汉代优越得多，还有“回封”、“别封”之制，使更多家庭成员由之而受惠得爵。汉代不能依爵起家，而南北朝时依爵起家制度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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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品位化”的时代，从总体上说，是士族门阀政治——在北朝还有部落贵族政治——充分发展的结果，也是皇权低落的结果。此期官僚表现了更大的“自利取向”，拥有了与皇权博弈的更大能力，并为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品位利益，得以平流进取、坐享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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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总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的军阶，就没有明显的优待士族的倾向，其功绩制的色彩浓厚得多。北朝的军功新贵在崛起之中，不但占有了军号，又凭借自己的政治竞争力，进而占有了文散官。由此在北周，形成了一种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制度，即，在授予军号的同时再加授一个同品散官。散官的序列化程度本来是较低的，此时则在军号的“拉动”之下，充分序列化了。南朝官僚结衔，照例文号居前、武号居后，而北周双授却是武号居前、文号居后。在其背后，是这样一个南北差异：南朝是文化士族占据更高地位，北朝是军功贵族占据更高地位。北朝封爵的功绩制色彩，也比南朝更为浓厚。从北周府兵官号中，还发展出了由柱国、大将军等组成的一套“戎秩”，它成了这个政权的基本身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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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北朝位阶的功绩制、军事化的色彩，比南朝浓厚得多。北朝位阶的进化程度，也比南朝快一拍。例如南朝禄秩、官品并用，仍是“双轨制”，而北朝则将二者并轨，只用官品，废弃了禄秩；南朝五等爵与汉爵并用，北朝则只用五等爵，废弃了汉爵；北朝的军号、散官“双授”之制，构成唐代文武散阶的来源。所以汉唐位阶的进化步伐，可以表述为“汉—魏晋南朝—北朝—隋唐”，北朝领先于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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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阶官与资格 周朝的“爵本位体制”，经由秦汉的“爵—秩二元体制”，在魏晋南北朝因九品官品的诞生，而初步形成了“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这个“官本位”体制，在唐宋进入全面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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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本位”就是以“爵”为本，也就是以凝固不变的贵族身份为本；“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也就是以变动不居的行政级别为本。秦汉“爵—秩体制”，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是贵族政治残余与新兴官僚政治的一种特别结合方式。随帝国品位结构的重心不断向“官”偏移，行政化的位阶，就逐渐取代了贵族性的位阶，成为等级秩序的主干位阶了。在这时候，封爵不再是官僚的立身之本了，更多的只是一种行政激励手段，一种“官本位”的辅助物。在这个过程中，昔日附丽于“爵”的待遇，在魏晋隋唐间逐渐向官品转移了。例如，秦汉以爵级赎罪，而南北朝隋唐以官品当罪；秦汉以爵级授田，而晋以官品占田，北朝隋唐以官品授田；古制“生无爵，死无谥”，而晋以下无爵者亦给谥，唐朝依官品给谥，三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有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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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九品18等30阶框架，把职事官、文散阶、武散阶、勋官与爵级熔铸一炉，井然不紊。文散阶和武散阶，用作官员的个人级别。入仕时首先获得的是散阶，考课所升迁的也是散阶。在做满一任官而离职之时，散阶足以维持官僚名位。五品以上有散阶者，甚至还可以领到一份薪俸。唐人最重服色，而服色由散阶高低决定。所以“虽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犹以‘赐紫’系衔”，“非赐不得衣紫”(4)。官僚有了个人级别，这与秦汉大为不同。所以学者说“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而唐代散阶则被称为“阶职分立制”。“阶职分立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品位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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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官僚品位特权，在隋唐留下了浓厚的历史影响；同时隋唐又已走出了中古士族门阀政治，回归于专制官僚政治了，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唐制：“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这样两点，就反映了唐代散阶制度的双重意义。“一切以门荫结品”，无疑是上一时代门资制度的历史遗产。池田温把唐代官阶称为“身份官人制”，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全体，用以表示附属于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权，而不是针对职务的保障(5)。唐人所云“置阶级所以彰贵贱”(6)，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散阶制的衍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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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劳考进叙”一点而言，又如王德权先生之论：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考绩—散阶—待遇”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供待遇。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7)。考课进阶制度，在唐朝日益严密了。“二十七最”的考课之法，以职位或职务为单位实施考课，被学者赞扬为“人类制订的第一套完整意义的职位分类体系”。北朝隋唐频繁的官僚考课，使“考第”取代了“门第”；唐朝科举制创立，又给“门第”沉重一击。唐朝的士族势力只是一种政治残余，科举制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结束了士族制度，并使学历成为帝制后期最主要的任官资格。为此，唐朝应视为政治史、制度史的一个新开端。有人把唐与魏晋南北朝划入同一历史阶段，而我们不取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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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与官阶“品位化”的历史影响，以及唐宋官僚政治的复兴，这两点共同塑造了唐宋官阶的历史特点。前者使唐宋官阶依然呈现了浓厚的品位化倾向，官僚拥有较大品位特权；后者造成了位阶繁杂、升降频繁。唐宋的位阶结构及运用规则，甚至比魏晋南北朝还要复杂。这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复兴，造成了身份与人员的更大变动率和流动性，所以位阶也跟着复杂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比较凝固，其位阶反倒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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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散阶趋滥、贬值，朝廷转而向职事品、甚至职事官发俸。但在大环境下，品位结构的重心并没有向职位偏转，因为唐后期“职事官的阶官化”愈演愈烈，不但完全抵消了其积极意义，甚至导致了中央行政体制的全盘崩溃，省部寺监的职位架构，在宋初竟然变质为一套位阶体制了。北宋以省部寺监之官为官僚的“本官”，另以“差遣”寄托职事，名实不副，十分混乱。官品一度几近失效，王朝又乞灵于朝班，用“杂压”、“合班”之法来协助确定官职的阶序。这是在魏晋至唐那一道“品位化长波”之后，又一道品位周期性变迁的“长波”。从表面上看，北宋位阶与唐大不相同，实际上却是同一个“品位化”周期在不同阶段的表现。顾炎武曾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8)对北宋前期的制度，宋人自己也不以为然。宋神宗实行“以官易阶”，恢复了唐式散阶、唐式的中央行政体制及唐式官品，又回到原点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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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后期品位性官号的泛滥，在北宋“以阶易官”后并没有改观，又出现了添差官、祠禄官等等新花样。官额之冗，时人叹为“病在膏肓”；授官之滥，给人“视官职如粪土”之感(9)。不仅文武官有阶，而且内侍有内侍阶，医官有医阶，道士有道阶，隐士有处士号，胥吏也有位阶，甚至职役衙前都有位阶，嫔妃女官的位阶也复杂化了。宋人制造位阶的热情，是让人惊叹的。在磨勘计资之时，官僚斤斤计较，朝廷也无微不至，尽量保证其成资，不让他们吃亏。致仕时不但可以官升一阶或数阶，还可以趁机荫补子弟；还能带着官衔退休，并继续进阶。京朝官在长达数年、十数年的待次、待阙期间，虽无职事，但依然享俸，成为一种“身份报酬”。胥吏入流的计资考试制度，编任资格的管理制度，也比历代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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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评价说，赵宋皇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及”，生怕慢待了当官儿的；清人薛允升又云，唐宋法律“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瞿同祖先生有同样的看法：“唐、宋官当法优礼官吏可谓无微不至。”(10)不止经济、法律特权，唐宋官僚的荫叙特权、教育特权，也比秦汉、明清优厚。钱穆先生认为：“论中国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11)；“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12)。在瞿、钱两先生眼里，唐宋属同一历史阶段。本书的官僚品位考察结果，强烈支持他们的判断。就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看，唐、宋间虽有变迁，但谈不上什么“转型”、“变革”；不能拦腰一刀，在其间分开中国政治史的前后期，两朝属于同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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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品级、职位与学历的“三角架” 唐宋与明清之间，则发生了较大的转折。转折的内容，是官僚计资制度的实质性化简。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转折，张帆先生提出了重要解释：与金、元两朝有密切关系。金、元两个异族政权虽然继承了宋朝的多种位阶，但只是框架、轮廓上大致仿佛而已；至于其细节上的复杂、发达、精密程度，则远比唐宋逊色。究其原因，一是异族统治者对汉制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二是异族皇权奴视臣下，优遇官僚的散阶制受漠视而贬值(13)。这个论点对认识唐宋与明清间的官阶史转折，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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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明清都有由大夫、郎构成的散阶；但与唐相比，已经名同实异了。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是来自散阶的，或说是以“阶”为本位的；明制则不相同，变成了据官授阶，先有官职，然后根据官职的品级授予散阶。明清的散阶，既不是薪俸尺度，与俸禄无关；也不是资格尺度，不构成个人位阶，不过是官品的一个补充而已。明人王鏊比较唐、明位阶之异，亦云：“唐制，有勋、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14)到了清代，散阶与封赠合流，变成了向官员个人或官员父祖封赠的一种衔号。杨树藩先生云：“明之阶制，与唐宋不同，与元亦异。文官之劳考，不以阶定矣，反之阶随职事官之升进而赋予。于是‘阶’之价值已失，无复叙劳之意矣。清代虽有阶称及阶品，其法悉如明旧。是知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矣。”(15)其中“与元亦异”的说法，值得商榷。李鸣飞君的考察显示，明朝散阶的变化，其实始之于元，在元朝已有先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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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再看封爵。明清文官的获封机会，被大大压缩。明朝的公、侯、伯三等爵，主要用于奖励军功，文臣得者甚少。即令受封，原则上是不封公、侯的，得伯者通常又须改授武官。清爵的授予也相当严格，已是一品大员、但依然无爵者，比比皆是。这与唐宋爵位之滥，形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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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权看，明清官僚子弟的荫叙范围大大缩小。明初“一品至七品”子弟可以荫叙一人的制度，不久就变成京官三品以上考满著绩，始荫一子。从宋代开始，恩荫入仕者就要入国子学学习。到了明清，荫叙主要采用“官生”或“荫监”的形式，而不是直接给官给阶。唐宋官僚的重要法律特权“官当”，在明清干脆被取消。再从薪俸看，明清都采用薄俸之制。唐宋无职事但有阶官，就依然有俸，明清则无职即无俸。这样官场、官员所瞩目的猎物，就从个人的位阶转向了具体职位，更关注具体职位的升迁前景和经济肥瘠了。清朝的养廉银，其数额超过正俸数十百倍，完全是根据具体职位一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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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明清品位结构的重心向“职位”偏转了，“职位分等”的分量加重了，位阶的复杂程度则大为下降。明清皇帝专制大为强化，官僚的“服务取向”分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间变小，“贵族化”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此期的官阶制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即当于此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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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清品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向“职位分等”回归，不等于它没有品位因素了。第一，九品官品本身，经常作为“品衔”而被朝廷当做品位用，例如“加三品衔”、“加五品衔”的做法所反映的那样。第二，明清选官依资历排队，而资历依然是一种品位因素。第三，明清选官重出身，重学历，出身、学历是重要的品位性制度。这与汉朝仍有不同：汉朝的秩级不具个人属性，其等级管理不重资格。与“职位分等”的汉朝禄秩，和“品位分等”的魏晋南北朝唐宋相比，明清品位结构的性质，可以说在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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