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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191 爵级与秩级都不区分“贵—贱”,都是开放性的,平民都有可能由其低端升至高端。汉代职类结构,从资格分类上说“文—武”有别,从资格分等上说“文—武”无别,文职并不比武职更清贵;文武官可以互迁,文官任武职、武人任文职都无限制。而且在这个历史时期,武职对品位结构的影响大于后世。例如用军功爵来构建身份系统,用将军号做辅政者的位阶,用郎卫组织做仕途枢纽,甚至校尉之号会作为一种品位荣耀而加给儒者。这与历史后期以科举学历为主要身份尺度的情况,很不相同。再看“士—吏”关系。儒生与文吏在资格分类上有别,博士、文学之官通常任以儒生,法职通常任以文吏;但在资格分等上无别,二者并立朝廷,无大轩轾。儒者如果担任吏职,一样被视之为“吏”;小吏亦可迁至高官,其间并无阻隔。当然在汉代,“士—吏”之别还是萌芽了。察举科目,就是最初的“士人化”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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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193 汉代职类分三大类:文职、武职,及“宦皇帝者”职类。后者属宫廷官,与朝官有别,从而形成鲜明的“宫—朝”两分格局。“宦皇帝者”主要由郎官、大夫,以及侍中、给事中、庶子、舍人等构成,是皇帝的侍卫、侍从。因其是皇帝供养的私属,所以最初没有薪俸,当然也没有秩级。郎官是入仕之阶,大夫是储才之所,二者一起构成了“候选官”。“宦皇帝”职类的存在,是早期官制的突出特点。但随制度进步,这个职类也在逐渐公职化。朝廷在安排其等级之时,让其与正秩相比,由此在汉景帝、武帝之时形成了“比秩”,即如比三百石、比六百石之类。此外,文学之官、掾属、军职也列在比秩,“吏职”即行政官职,则都是正秩。这种比秩、正秩的交错结构,是“宦皇帝者”制度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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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195 魏晋南北朝:官品体制与门品秩序 由于处在帝国初期,汉代品位结构还有很多粗糙之处。例如爵级与秩级的等级关系不清晰,秩级不能覆盖所有官职;例如“公”以上高官另靠朝位区分高下,将军号、散官与秩级也不能完全匹配,等等。这种情况,因魏晋官品的出现,而决定性地改变了。九品官品吸收了朝位的一元化功能,把职事官、爵级、军号、散官纳入一个整齐的框架之中,使之一体化了。由此“爵—秩体制”告终,“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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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197 秦汉禄秩具有浓厚“职位分等”性质,而魏晋南北朝的等级秩序则发生了重大变动,向“品位分等”大幅度偏转了。其表现是:其一,官僚有了个人位阶,用于记录个人官资高下,以供吏部任用。“进阶”、“加位”之事,在魏晋以降频繁出现。其二,中正品成了一种品位,用于承载任官资格,并造就了一支无官位但有入仕资格的“候选人”队伍。其三,将军之职变成了军阶,由一百多号组成,到梁陈更发展到了二三百号之多。而且文官也用军号标志级别。其四,品位性官号膨胀,各种散官、加号、虚衔繁衍开来,很多职事官也明显品位化了。它们有不少被用为“候选官”,“候选官”数量大增。汉代官僚的结衔相当简练,是单一官衔;而这时的官僚结衔叠床架屋,变成了复式官衔。其五,出现了流内流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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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199 源于汉代的孝廉、秀才等科目,在东晋曾一度衰落。但总的说来,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察举在不断向考试制度进化。察举科目是面向士人的品位资格。魏晋以来出现的中正制度,来源于汉末的士林品题,品评以德才为标准,所以也是一种面向士人的位阶。中正品区分“士—吏”,使非士人的吏员难以进身了;同时也区分“文—武”,中正品只用于士人,武人入仕不看中正品;同时也区分“贵—贱”,中正品评实际是以权势门第为准的,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中正二品以上就是士族,三品以下是寒士、寒人。士族习惯性的起家迁转之官,在当时被视为“清官”,各种“清官”构成了“清途”。寒人一般只能担任“浊官”。总的说来,中正品造成了一种“门品秩序”,依门第高下决定任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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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01 北魏孝文帝改革官品时,把中正三品以下所任之官,另列为七品,由此形成“流外”制度;中正二品以上者所任之官,则留在九品之内。进入九品之内就为“君子”,流外七品被说成是“小人之官”。梁武帝创十八班,十八班之内都是中正二品之官。位不登二品者所任之官,另为七班,或者列入三品蕴位、三品勋位。可见对流内外的形成,九品中正制起了决定作用。流内外是一种身份安排。秦汉小吏迁至高官,本来无大阻隔,而现在一道高峻的门槛,拦在“流外”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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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03 西晋恢复了五等爵制度,受封者大都是司马氏的爪牙心腹,封爵这种古老的位阶,在这时发挥了优待既得利益集团的功能。爵位的传袭比汉代优越得多,还有“回封”、“别封”之制,使更多家庭成员由之而受惠得爵。汉代不能依爵起家,而南北朝时依爵起家制度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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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05 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品位化”的时代,从总体上说,是士族门阀政治——在北朝还有部落贵族政治——充分发展的结果,也是皇权低落的结果。此期官僚表现了更大的“自利取向”,拥有了与皇权博弈的更大能力,并为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品位利益,得以平流进取、坐享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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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07 当然问题总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的军阶,就没有明显的优待士族的倾向,其功绩制的色彩浓厚得多。北朝的军功新贵在崛起之中,不但占有了军号,又凭借自己的政治竞争力,进而占有了文散官。由此在北周,形成了一种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制度,即,在授予军号的同时再加授一个同品散官。散官的序列化程度本来是较低的,此时则在军号的“拉动”之下,充分序列化了。南朝官僚结衔,照例文号居前、武号居后,而北周双授却是武号居前、文号居后。在其背后,是这样一个南北差异:南朝是文化士族占据更高地位,北朝是军功贵族占据更高地位。北朝封爵的功绩制色彩,也比南朝更为浓厚。从北周府兵官号中,还发展出了由柱国、大将军等组成的一套“戎秩”,它成了这个政权的基本身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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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09 由此可见,北朝位阶的功绩制、军事化的色彩,比南朝浓厚得多。北朝位阶的进化程度,也比南朝快一拍。例如南朝禄秩、官品并用,仍是“双轨制”,而北朝则将二者并轨,只用官品,废弃了禄秩;南朝五等爵与汉爵并用,北朝则只用五等爵,废弃了汉爵;北朝的军号、散官“双授”之制,构成唐代文武散阶的来源。所以汉唐位阶的进化步伐,可以表述为“汉—魏晋南朝—北朝—隋唐”,北朝领先于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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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11 唐宋:阶官与资格 周朝的“爵本位体制”,经由秦汉的“爵—秩二元体制”,在魏晋南北朝因九品官品的诞生,而初步形成了“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这个“官本位”体制,在唐宋进入全面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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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13 “爵本位”就是以“爵”为本,也就是以凝固不变的贵族身份为本;“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也就是以变动不居的行政级别为本。秦汉“爵—秩体制”,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是贵族政治残余与新兴官僚政治的一种特别结合方式。随帝国品位结构的重心不断向“官”偏移,行政化的位阶,就逐渐取代了贵族性的位阶,成为等级秩序的主干位阶了。在这时候,封爵不再是官僚的立身之本了,更多的只是一种行政激励手段,一种“官本位”的辅助物。在这个过程中,昔日附丽于“爵”的待遇,在魏晋隋唐间逐渐向官品转移了。例如,秦汉以爵级赎罪,而南北朝隋唐以官品当罪;秦汉以爵级授田,而晋以官品占田,北朝隋唐以官品授田;古制“生无爵,死无谥”,而晋以下无爵者亦给谥,唐朝依官品给谥,三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有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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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15 唐朝的九品18等30阶框架,把职事官、文散阶、武散阶、勋官与爵级熔铸一炉,井然不紊。文散阶和武散阶,用作官员的个人级别。入仕时首先获得的是散阶,考课所升迁的也是散阶。在做满一任官而离职之时,散阶足以维持官僚名位。五品以上有散阶者,甚至还可以领到一份薪俸。唐人最重服色,而服色由散阶高低决定。所以“虽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犹以‘赐紫’系衔”,“非赐不得衣紫”(4)。官僚有了个人级别,这与秦汉大为不同。所以学者说“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而唐代散阶则被称为“阶职分立制”。“阶职分立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品位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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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17 魏晋南北朝的官僚品位特权,在隋唐留下了浓厚的历史影响;同时隋唐又已走出了中古士族门阀政治,回归于专制官僚政治了,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唐制:“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这样两点,就反映了唐代散阶制度的双重意义。“一切以门荫结品”,无疑是上一时代门资制度的历史遗产。池田温把唐代官阶称为“身份官人制”,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全体,用以表示附属于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权,而不是针对职务的保障(5)。唐人所云“置阶级所以彰贵贱”(6),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散阶制的衍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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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19 但就“劳考进叙”一点而言,又如王德权先生之论: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考绩—散阶—待遇”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供待遇。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7)。考课进阶制度,在唐朝日益严密了。“二十七最”的考课之法,以职位或职务为单位实施考课,被学者赞扬为“人类制订的第一套完整意义的职位分类体系”。北朝隋唐频繁的官僚考课,使“考第”取代了“门第”;唐朝科举制创立,又给“门第”沉重一击。唐朝的士族势力只是一种政治残余,科举制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结束了士族制度,并使学历成为帝制后期最主要的任官资格。为此,唐朝应视为政治史、制度史的一个新开端。有人把唐与魏晋南北朝划入同一历史阶段,而我们不取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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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21 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与官阶“品位化”的历史影响,以及唐宋官僚政治的复兴,这两点共同塑造了唐宋官阶的历史特点。前者使唐宋官阶依然呈现了浓厚的品位化倾向,官僚拥有较大品位特权;后者造成了位阶繁杂、升降频繁。唐宋的位阶结构及运用规则,甚至比魏晋南北朝还要复杂。这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复兴,造成了身份与人员的更大变动率和流动性,所以位阶也跟着复杂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比较凝固,其位阶反倒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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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23 唐后期散阶趋滥、贬值,朝廷转而向职事品、甚至职事官发俸。但在大环境下,品位结构的重心并没有向职位偏转,因为唐后期“职事官的阶官化”愈演愈烈,不但完全抵消了其积极意义,甚至导致了中央行政体制的全盘崩溃,省部寺监的职位架构,在宋初竟然变质为一套位阶体制了。北宋以省部寺监之官为官僚的“本官”,另以“差遣”寄托职事,名实不副,十分混乱。官品一度几近失效,王朝又乞灵于朝班,用“杂压”、“合班”之法来协助确定官职的阶序。这是在魏晋至唐那一道“品位化长波”之后,又一道品位周期性变迁的“长波”。从表面上看,北宋位阶与唐大不相同,实际上却是同一个“品位化”周期在不同阶段的表现。顾炎武曾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8)对北宋前期的制度,宋人自己也不以为然。宋神宗实行“以官易阶”,恢复了唐式散阶、唐式的中央行政体制及唐式官品,又回到原点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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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25 唐中后期品位性官号的泛滥,在北宋“以阶易官”后并没有改观,又出现了添差官、祠禄官等等新花样。官额之冗,时人叹为“病在膏肓”;授官之滥,给人“视官职如粪土”之感(9)。不仅文武官有阶,而且内侍有内侍阶,医官有医阶,道士有道阶,隐士有处士号,胥吏也有位阶,甚至职役衙前都有位阶,嫔妃女官的位阶也复杂化了。宋人制造位阶的热情,是让人惊叹的。在磨勘计资之时,官僚斤斤计较,朝廷也无微不至,尽量保证其成资,不让他们吃亏。致仕时不但可以官升一阶或数阶,还可以趁机荫补子弟;还能带着官衔退休,并继续进阶。京朝官在长达数年、十数年的待次、待阙期间,虽无职事,但依然享俸,成为一种“身份报酬”。胥吏入流的计资考试制度,编任资格的管理制度,也比历代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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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27 赵翼评价说,赵宋皇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及”,生怕慢待了当官儿的;清人薛允升又云,唐宋法律“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瞿同祖先生有同样的看法:“唐、宋官当法优礼官吏可谓无微不至。”(10)不止经济、法律特权,唐宋官僚的荫叙特权、教育特权,也比秦汉、明清优厚。钱穆先生认为:“论中国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11);“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12)。在瞿、钱两先生眼里,唐宋属同一历史阶段。本书的官僚品位考察结果,强烈支持他们的判断。就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看,唐、宋间虽有变迁,但谈不上什么“转型”、“变革”;不能拦腰一刀,在其间分开中国政治史的前后期,两朝属于同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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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29 明清:品级、职位与学历的“三角架” 唐宋与明清之间,则发生了较大的转折。转折的内容,是官僚计资制度的实质性化简。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转折,张帆先生提出了重要解释:与金、元两朝有密切关系。金、元两个异族政权虽然继承了宋朝的多种位阶,但只是框架、轮廓上大致仿佛而已;至于其细节上的复杂、发达、精密程度,则远比唐宋逊色。究其原因,一是异族统治者对汉制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二是异族皇权奴视臣下,优遇官僚的散阶制受漠视而贬值(13)。这个论点对认识唐宋与明清间的官阶史转折,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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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31 从形式上看,明清都有由大夫、郎构成的散阶;但与唐相比,已经名同实异了。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是来自散阶的,或说是以“阶”为本位的;明制则不相同,变成了据官授阶,先有官职,然后根据官职的品级授予散阶。明清的散阶,既不是薪俸尺度,与俸禄无关;也不是资格尺度,不构成个人位阶,不过是官品的一个补充而已。明人王鏊比较唐、明位阶之异,亦云:“唐制,有勋、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14)到了清代,散阶与封赠合流,变成了向官员个人或官员父祖封赠的一种衔号。杨树藩先生云:“明之阶制,与唐宋不同,与元亦异。文官之劳考,不以阶定矣,反之阶随职事官之升进而赋予。于是‘阶’之价值已失,无复叙劳之意矣。清代虽有阶称及阶品,其法悉如明旧。是知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矣。”(15)其中“与元亦异”的说法,值得商榷。李鸣飞君的考察显示,明朝散阶的变化,其实始之于元,在元朝已有先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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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33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再看封爵。明清文官的获封机会,被大大压缩。明朝的公、侯、伯三等爵,主要用于奖励军功,文臣得者甚少。即令受封,原则上是不封公、侯的,得伯者通常又须改授武官。清爵的授予也相当严格,已是一品大员、但依然无爵者,比比皆是。这与唐宋爵位之滥,形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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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35 从特权看,明清官僚子弟的荫叙范围大大缩小。明初“一品至七品”子弟可以荫叙一人的制度,不久就变成京官三品以上考满著绩,始荫一子。从宋代开始,恩荫入仕者就要入国子学学习。到了明清,荫叙主要采用“官生”或“荫监”的形式,而不是直接给官给阶。唐宋官僚的重要法律特权“官当”,在明清干脆被取消。再从薪俸看,明清都采用薄俸之制。唐宋无职事但有阶官,就依然有俸,明清则无职即无俸。这样官场、官员所瞩目的猎物,就从个人的位阶转向了具体职位,更关注具体职位的升迁前景和经济肥瘠了。清朝的养廉银,其数额超过正俸数十百倍,完全是根据具体职位一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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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37 由此,明清品位结构的重心向“职位”偏转了,“职位分等”的分量加重了,位阶的复杂程度则大为下降。明清皇帝专制大为强化,官僚的“服务取向”分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间变小,“贵族化”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此期的官阶制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即当于此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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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78239 当然,明清品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向“职位分等”回归,不等于它没有品位因素了。第一,九品官品本身,经常作为“品衔”而被朝廷当做品位用,例如“加三品衔”、“加五品衔”的做法所反映的那样。第二,明清选官依资历排队,而资历依然是一种品位因素。第三,明清选官重出身,重学历,出身、学历是重要的品位性制度。这与汉朝仍有不同:汉朝的秩级不具个人属性,其等级管理不重资格。与“职位分等”的汉朝禄秩,和“品位分等”的魏晋南北朝唐宋相比,明清品位结构的性质,可以说在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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