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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劳考进叙”一点而言，又如王德权先生之论：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考绩—散阶—待遇”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供待遇。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7)。考课进阶制度，在唐朝日益严密了。“二十七最”的考课之法，以职位或职务为单位实施考课，被学者赞扬为“人类制订的第一套完整意义的职位分类体系”。北朝隋唐频繁的官僚考课，使“考第”取代了“门第”；唐朝科举制创立，又给“门第”沉重一击。唐朝的士族势力只是一种政治残余，科举制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结束了士族制度，并使学历成为帝制后期最主要的任官资格。为此，唐朝应视为政治史、制度史的一个新开端。有人把唐与魏晋南北朝划入同一历史阶段，而我们不取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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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与官阶“品位化”的历史影响，以及唐宋官僚政治的复兴，这两点共同塑造了唐宋官阶的历史特点。前者使唐宋官阶依然呈现了浓厚的品位化倾向，官僚拥有较大品位特权；后者造成了位阶繁杂、升降频繁。唐宋的位阶结构及运用规则，甚至比魏晋南北朝还要复杂。这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复兴，造成了身份与人员的更大变动率和流动性，所以位阶也跟着复杂起来了；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比较凝固，其位阶反倒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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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散阶趋滥、贬值，朝廷转而向职事品、甚至职事官发俸。但在大环境下，品位结构的重心并没有向职位偏转，因为唐后期“职事官的阶官化”愈演愈烈，不但完全抵消了其积极意义，甚至导致了中央行政体制的全盘崩溃，省部寺监的职位架构，在宋初竟然变质为一套位阶体制了。北宋以省部寺监之官为官僚的“本官”，另以“差遣”寄托职事，名实不副，十分混乱。官品一度几近失效，王朝又乞灵于朝班，用“杂压”、“合班”之法来协助确定官职的阶序。这是在魏晋至唐那一道“品位化长波”之后，又一道品位周期性变迁的“长波”。从表面上看，北宋位阶与唐大不相同，实际上却是同一个“品位化”周期在不同阶段的表现。顾炎武曾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8)对北宋前期的制度，宋人自己也不以为然。宋神宗实行“以官易阶”，恢复了唐式散阶、唐式的中央行政体制及唐式官品，又回到原点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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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后期品位性官号的泛滥，在北宋“以阶易官”后并没有改观，又出现了添差官、祠禄官等等新花样。官额之冗，时人叹为“病在膏肓”；授官之滥，给人“视官职如粪土”之感(9)。不仅文武官有阶，而且内侍有内侍阶，医官有医阶，道士有道阶，隐士有处士号，胥吏也有位阶，甚至职役衙前都有位阶，嫔妃女官的位阶也复杂化了。宋人制造位阶的热情，是让人惊叹的。在磨勘计资之时，官僚斤斤计较，朝廷也无微不至，尽量保证其成资，不让他们吃亏。致仕时不但可以官升一阶或数阶，还可以趁机荫补子弟；还能带着官衔退休，并继续进阶。京朝官在长达数年、十数年的待次、待阙期间，虽无职事，但依然享俸，成为一种“身份报酬”。胥吏入流的计资考试制度，编任资格的管理制度，也比历代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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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评价说，赵宋皇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及”，生怕慢待了当官儿的；清人薛允升又云，唐宋法律“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瞿同祖先生有同样的看法：“唐、宋官当法优礼官吏可谓无微不至。”(10)不止经济、法律特权，唐宋官僚的荫叙特权、教育特权，也比秦汉、明清优厚。钱穆先生认为：“论中国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11)；“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12)。在瞿、钱两先生眼里，唐宋属同一历史阶段。本书的官僚品位考察结果，强烈支持他们的判断。就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看，唐、宋间虽有变迁，但谈不上什么“转型”、“变革”；不能拦腰一刀，在其间分开中国政治史的前后期，两朝属于同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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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品级、职位与学历的“三角架” 唐宋与明清之间，则发生了较大的转折。转折的内容，是官僚计资制度的实质性化简。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转折，张帆先生提出了重要解释：与金、元两朝有密切关系。金、元两个异族政权虽然继承了宋朝的多种位阶，但只是框架、轮廓上大致仿佛而已；至于其细节上的复杂、发达、精密程度，则远比唐宋逊色。究其原因，一是异族统治者对汉制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二是异族皇权奴视臣下，优遇官僚的散阶制受漠视而贬值(13)。这个论点对认识唐宋与明清间的官阶史转折，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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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明清都有由大夫、郎构成的散阶；但与唐相比，已经名同实异了。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是来自散阶的，或说是以“阶”为本位的；明制则不相同，变成了据官授阶，先有官职，然后根据官职的品级授予散阶。明清的散阶，既不是薪俸尺度，与俸禄无关；也不是资格尺度，不构成个人位阶，不过是官品的一个补充而已。明人王鏊比较唐、明位阶之异，亦云：“唐制，有勋、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14)到了清代，散阶与封赠合流，变成了向官员个人或官员父祖封赠的一种衔号。杨树藩先生云：“明之阶制，与唐宋不同，与元亦异。文官之劳考，不以阶定矣，反之阶随职事官之升进而赋予。于是‘阶’之价值已失，无复叙劳之意矣。清代虽有阶称及阶品，其法悉如明旧。是知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矣。”(15)其中“与元亦异”的说法，值得商榷。李鸣飞君的考察显示，明朝散阶的变化，其实始之于元，在元朝已有先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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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再看封爵。明清文官的获封机会，被大大压缩。明朝的公、侯、伯三等爵，主要用于奖励军功，文臣得者甚少。即令受封，原则上是不封公、侯的，得伯者通常又须改授武官。清爵的授予也相当严格，已是一品大员、但依然无爵者，比比皆是。这与唐宋爵位之滥，形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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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权看，明清官僚子弟的荫叙范围大大缩小。明初“一品至七品”子弟可以荫叙一人的制度，不久就变成京官三品以上考满著绩，始荫一子。从宋代开始，恩荫入仕者就要入国子学学习。到了明清，荫叙主要采用“官生”或“荫监”的形式，而不是直接给官给阶。唐宋官僚的重要法律特权“官当”，在明清干脆被取消。再从薪俸看，明清都采用薄俸之制。唐宋无职事但有阶官，就依然有俸，明清则无职即无俸。这样官场、官员所瞩目的猎物，就从个人的位阶转向了具体职位，更关注具体职位的升迁前景和经济肥瘠了。清朝的养廉银，其数额超过正俸数十百倍，完全是根据具体职位一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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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明清品位结构的重心向“职位”偏转了，“职位分等”的分量加重了，位阶的复杂程度则大为下降。明清皇帝专制大为强化，官僚的“服务取向”分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间变小，“贵族化”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此期的官阶制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即当于此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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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清品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向“职位分等”回归，不等于它没有品位因素了。第一，九品官品本身，经常作为“品衔”而被朝廷当做品位用，例如“加三品衔”、“加五品衔”的做法所反映的那样。第二，明清选官依资历排队，而资历依然是一种品位因素。第三，明清选官重出身，重学历，出身、学历是重要的品位性制度。这与汉朝仍有不同：汉朝的秩级不具个人属性，其等级管理不重资格。与“职位分等”的汉朝禄秩，和“品位分等”的魏晋南北朝唐宋相比，明清品位结构的性质，可以说在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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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明清科举的繁荣，使学历成为最优越的“出身”，成为主干性位阶。由此强化了“士—吏”分途、“文—武”分途。秦汉以军功爵为主干位阶，历史后期则变成了“重文轻武”，以学历为主干性位阶。在吏胥的等级管理上，明清也明显化简，吏员的晋身之阶日益狭窄。科举原则上是开放性的，不分“贵—贱”；但实际上所面向的是士人阶层，维系了“绅士”的社会地位，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身份意义。大致说来，明清位阶体制的主要结构，就是品级、职位与学历的“三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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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位—职位”视角的照耀之下，历代官阶制演化的阶段性，便由晦暗而显明了，呈现出了五个段落的鲜明轮廓。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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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代爵命，具有最浓厚的品位分等性质。这是与贵族政治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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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禄秩，呈现了职位分等的浓厚色彩。在强大皇权之下，新兴吏员的“服务取向”相当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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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的位阶体制高度品位化，士族门阀与部落贵族显示了重大的“自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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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宋的繁琐位阶与繁杂品位性官号，属品位分等，表明此期官僚的“自利取向”仍很浓厚；但因门第淡化、科举繁荣和考课进阶的发达，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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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清时散阶制变质，官僚的各种权益向官品、甚至职位靠拢，从而使品位结构向职位分等明显偏转。随皇帝专制的强化，官僚的“自利取向”受到了较大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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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审视历代位阶，已约略看到了类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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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统之异，大别不过周、秦二家。自汉迄江左，多从秦；宇文、杨、李以下，多法周。非谓其执务也，谓其等秩阶位之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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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三百，名其阶曰卿、大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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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秦去其虚号，以一岁制禄别之，自中二千石以下是也。……周之公孤，至始皇尽废。成勋则酬以爵，而奉事则处以官。名不繁淫，人不级次，所以称伯也。汉世因其榘法，无有变更，诸所谓华名虚秩者，无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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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转阶位，次其品第，又分流内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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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夷至于唐世，职事官、散官、勋官分为三科。……下逮宋世，朝臣卧病而晏居者，更久不患无增爵位。其勋乃尽人有之，而外更制有寄禄官。郑声猥号，视唐益流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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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起于沙门，斫雕为朴，而勋、阶卒不能废。……幸赖清人不识旧章，厌其繁碎，文武散阶皆渐减，而勋官并为爵名，制爵二十六等，虽下至云骑尉，非克获死事，不敢妄以授人。故爵位益重，而散阶无损益于铢黍，诚未能上齿秦、汉，视唐、宋为杀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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