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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孟子·万章下》：“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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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为之痛心疾首：“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做官发财’四大字。”《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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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篇“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第11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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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三命通会》卷五《论正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0册第251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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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黄全信主编：《中国五百吉祥图典》，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富贵”相关诸条；宁业高、夏国珍：《中国吉祥文化漫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以下；丛惠珠、丛玲、丛鹂：《中国吉祥图案释义》，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官居一品”等条；刘秋霖等：《中华吉祥画与传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富贵”相关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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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仲长统《昌言》记汉末世风：“在位之人，有乘柴马弊车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亲饮食之蒸烹者矣，有过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还奉禄者矣，有辞爵赏者矣，莫不称述以为清邵。”《群书治要》四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94页。唐朝一些官僚已位居台辅，但依然家计微薄。有人劝中书令岑文本营产业，岑文本答云：“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又窦威“性俭素，家不树产”，卢怀慎“清俭，不营产业”，张镐“居身廉，不殖赀产”，柳浑“情俭不营产利”，赵憬“竟不营产”，高郢“生平不治产”。均见《旧唐书》。宋太宗时的名臣查道，常“与妻采野蔬杂为薄粥以疗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1页。明朝的清官海瑞，“居舍萧然”，“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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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即令在原始社会，“地位”也比财富更为人向往。参看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即令现代社会，财富的来源及消受财富的方式，也比财富的数额更重要，可参看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对“格调”的幽默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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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分见《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苏东坡应诏集》卷三《策别十一》，《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下册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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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以下；《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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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2卷《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这个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互联网催生的，它强化了对非等级化的扁平社会的想象。网络社会将通过信息技术而建立起来的，由各种接点连接而成的。又可参看梁建章：《网络社会的崛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页。然而福山认为，网络虽然在未来会变得更为重要，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等级制仍然是基本的组织形式。见其《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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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孙立平指出，多元社会有三个特点：一、不同利益群体，其利益都得到了尊重；二、自主多元政治力量的政治框架；三、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见其《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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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根千枝有一个“纵式等级制度”的概念，日本社会就是照此组织起来的，“场所”中的“资格序列”是社会等级的主干。见其《适应的条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以下；《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页以下。但也有人指出，日本社会的横向组织与横向活动相当发达。参看赵英：《细微处的日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以下。我们认为，中根千枝的“资格序列”是就某种同质性的社会关系立论的。从结构角度看日本仍属“多元社会”，其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等级阶梯与流动渠道，相当于“林立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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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这里参考了孙立平先生的“弥散型分配”和“一体化分配”概念：“所谓弥散型分配，指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种类的资源。而在另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按照一种单一原则进行分配，其结果，往往是各种资源都集中到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见其《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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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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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章“国家比社会强有力”，第42页以下。接受了这个说法的学者，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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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收入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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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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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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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分见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页；《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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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王笛从19世纪后期以来成都街头文化中，看到了“国家力量的强大和弹性”。见其《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杜赞奇指出，清廷力图把关羽信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对非官方的解释与传说加以禁止。见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梁治平从宗教规约收入皇帝的上谕，宗教、宗族与行会将自己的规约报呈官府认可的行为中，看到了国家法对所谓“民间法”的渗透。见其《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收入张静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3页。民间仪式中能感到“国家的在场”，甚至现代中国依然如此。参看高丙中《民间仪式与国家的在场》，收入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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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罗兹曼等：《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3页。“而日本和俄国则相反，那里阶级封闭的制度使得精英地位变成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禁地，也把人们的兴趣疏通到五花八门的职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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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北史》卷八《齐本纪下》，《新五代史》卷七十《东汉刘旻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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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陶弘景：《灵宝真灵位业图》，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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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北宋汴京的灵护庙城隍，封“佑圣王”；南宋临安的永固庙城隍，封“显正康济王”。参看王颋、宋永志：《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元朝皇帝再次封城隍为王，其庙宇“壮如王者之居”。明朝南北两京城隍封为帝，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城隍封王，正一品；其他各府城隍封公，正二品；州城隍封侯，正三品；县城隍封伯，正四品。参看葛兆光：《道教和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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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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