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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方面，王先明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晚清绅士阶层的流动和变迁，认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功名与出身仍然是个人或社会集团获得社会地位的起点，但在科举停废前，实际就已打破了传统以功名实现社会流动的单一取向。[17]这一结论可与前述张仲礼的研究相互印证。汪小洋、孔庆茂则爬梳了科举文体的历时变化；[18]章清对议改科举时期改试“策问”的情况做了考察，认为凸显策问的作用，“实际与对新知的接引联系在一起”，可通过具体问题，测试士子掌握新知的程度。[19]台湾学者刘龙心则通过对这一时期各类策问汇编出版物的研究，以及对闱墨中策问考题与答卷的分析，揭示了策论的困境，即“阻挠了中学在致用的意义上与西学接引的可能性”。[20]章、刘所持观点虽有不同，但两人的研究均深入到科举改革的具体内容，对后来者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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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先后撰文考察了最后一届乡试与会试的情况，肯定“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并提出一些传教士热衷批评科举的动机，似与其传教活动相关，因为科举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而八国联军烧毁京师贡院更是蓄意行为，此举与《辛丑条约》一道，造成强烈的冲击效应，可能影响到四年后科举的废除。这一论点颇具开阔视野的新意，揭示了外来势力对科举的冲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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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齐福则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分别考察了当时社会对科举改革的认识和主张及其付诸实行的情况，着重研究近代社会变迁及其价值观念变化对科举制度改革产生的影响。该书在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及其与科举变革的关系、近代诸多新观念的生成对科举制度的冲击等方面，论述相当深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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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改革的阶段变化方面，李绮注意到科举改革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对清廷决策的影响；[23]刘绍春则认为科举的渐变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急迫情形下，无法满足时势需要，科举与学堂并存成为新教育推广的障碍，故最终采取矫枉过正的过激手段停科举是历史必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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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废科举的社会后果与影响方面，刘佰合、蒋保认为停废科举导致社会整合的弱化，具体表现于信仰的崩溃与权威的丧失。[25]徐辉强调这一举措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产生重要作用；[26]沈洁通过对废科举前后江苏等地乡村学务情况的考察，注意到“新旧之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与冲突……除乡村社会未能登进，老苦无依的弱势群体外，还有变迁之际成功完成身份转型的原科举功名拥有者……他们继续在上升性流动中占据较为主动的位置”。[27]张亚群则认为废科举是近代高等教育转型的突破口，但因“未能吸取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对普及乡村教育，维护城乡、区域间的教育公平产生了负面影响”。[28]杨齐福注意到新式教育虽然在废科举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却出现了办学敷衍、各地发展不均衡、学生成分贵族化、人文精神失落、未能脱离科举陋习、官学特征制约自身发展等偏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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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章制度研究见长的李世愉从清代科举史料考辩入手，揭示了制度建立过程及相关事件与清朝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书中关于雍正年间河南封丘生童罢考事件的剖析，表明朝廷所给予生员的优待，已养成士子的特权意识，并借以挟持官府。而咸同时期大规模增广学额，成为清政府敛财以充军费的手段，直接导致了士风的败坏。[30]这一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表明，搜集、挖掘和梳理众多史料，通过资料呈现历史事件或人物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活动，实为史学的深厚根基和史家责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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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学者尝试进一步重建改废科举的相关史实。马勇就1898年康、梁等维新派围绕废八股问题连续出奏，以及朝廷内部的不同反应，澄清了军机大臣刚毅和礼部尚书许应骙多方责难与阻挠的事实，以及光绪与慈禧对新旧党争在八股存废问题上的态度，展示了戊戌变法期间复杂的矛盾纠葛与政局变化的关系。[31]其研究提示，决策者的认识对于制度兴革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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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后，旧学士子的出路如何，一直是科举制研究的薄弱环节。2005年皮德涛、肖宗志分别从《江楚会奏三折》及其后科举改革的章程入手，依据相关文本规定，描述了清廷对旧学举贡生员出路安排的思路和决策、实施的部分情况，认为既往“无策善后”说与实不符，且注意到“许多得到出路”的举贡生员，最终成为“清廷的异己力量”。[32]在相近时间，赵利栋通过若干统计分析，指出科举改制、推广学堂乃至停罢科举之后，下层士绅获得晋升的机会，并借与官方的合作机会，大量介入了地方公共事务，扩展其权力，使下层士绅的角色合法化，成为推广与创办新式学堂的主体。[33]2007年蒋纯焦考察了晚清以降的塾师状况，认为清末私塾改良并没有造成塾师生存状况的恶化，“直到清廷垮台，私塾相对于学堂，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塾师地位与生计的真正衰落，是在民国时期。[34]王跃进也指出，废科举使醉心于八股的应试文人走出象牙塔，关心国计民生，清政府因此成为最大的输家。[35]这些研究不仅较多注意并利用了前人的相关研究，且将官方文献与报刊报道进行对比，所得结论与学界既往认识，似有较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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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学人在从不同视角研究清代科举制的同时，对科举停废的意义和作用影响的评价差异，呈现日趋扩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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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除科举的直接结果，不少人主张科举废除导致清朝灭亡说，进一步考究，又有被动与主动之分。以被动说为例，田澍提出：清政府“仓促废除科举而无相应的替代制度，对准备科举者的出路没有做出妥善的安排，导致人心的急速流失、政局的更加混乱和政权顷刻间的土崩瓦解”。[36]杨天宏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传统的重文轻武价值观念的变化，知识阶层地位下降，军人地位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科举这一维系文官政治的制度的废弃，为军人秉政打开了方便之门。民初延续几乎一代人的军阀统治，成因固然十分复杂，但科举废除而又无术以善其后，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37]萧功秦注意到绅士阶层的消失，以及科举废除后新旧学的断裂，认为其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结构性的破坏，造成了知识精英的“游离”与农村文化的“无根化”。[38]有人主张，科举的废除标志着传统的甚至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被堵塞，“于是统治阶层中昏庸无能分子激增而社会中精英分子却游离于政权之外，从而造成强大的社会参政压力，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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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论点截然相反，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指出，科举的废止使得士绅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权利，扩展了其影响。[40]何怀宏也认为社会精英并非因为没有出路而抛弃清朝，恰恰相反，在科举废除后的几年间，通过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的选举，“绅士权力至此达到了一个扩张的顶点”。随着辛亥革命进程中绅权对王权的主动抛弃，绅权“很快被一种新起的、它更难于抗衡的权力所取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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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考察了近代绅士阶层的历史，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指出：“科举制的废除只是从历史发展趋向上，使绅士阶层缺乏社会继替而走向消亡，它还不能导致现存庞大的功名身分集团地位的失落。清末新学堂、商会、教育会乃至地方自治、谘议局的活动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落入绅士阶层的手中，就足以说明科举制度的废除对现存绅士阶层地位并未造成明显影响，作为一个封建阶层，它的历史命运将同封建等级制度相始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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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废除科举的意义而言，有人主张其重要性在于“消除了横亘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道路上的一个综合性障碍。这项成功的制度改革，无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43]有人则认为，“科举残余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清末，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民国时期，就其思想实质——‘读书作官’而言，其影响直到现在都不容低估，只是程度不同，表现方式迥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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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废除后的社会变化来看，有学人认为，清政府在科举废除后，进行了文官录用制度改良，改变了旧的铨选制度，从此中国的文官选拔录用，呈现出专业化与技术化的趋势，加快了文官构成由旧有儒学官僚向新技术官僚的转变。[45]该文没有提供经过验证的资料和事例，难以了解其论据与论点的关系，所提问题却是既往研究所忽略之处。废科举后官吏选拔制度是否有所变化，以及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值得进一步探究。杨念群则对奖励出身制度给予了正面肯定，认为这一措施使学堂学生可以通过正统身份而为传统学术所认同，虽然也有促使学生沉溺于功名利禄的负面作用，而且因遭到社会各界的抨击而终止，但其推动科学在中国制度化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46]其后左玉河的研究，通过分析科举与学堂在性质及功能上的差异，说明从传统科名奖励制经过学堂奖励出身制之过渡，最终转向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复杂性与必然性。[47]张昭军则指出，科举停废后，士人分流到新式教育及政治、经济、军事各部门，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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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停罢科举仅六年，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冲击下垮台，不少学人对科举善后措施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因清廷无策善后才导致这些昔日精英的“游离”，使之投入反清斗争。因此而对清政府善后措施的具体内容、实施贯彻情况、社会舆论的评价，以及科举文化在用人方面的惯性作用、社会发展自身的延续性、停罢科举后新兴学科的出现及新职业的繁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缺乏关注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研究对于晚清以来的社会变动，以及停罢科举的直接影响并没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反而将新式教育本身产生的弊端，或是社会变动后道德文化重建的不足，张冠李戴地全部归咎于立停科举，[49]这些现象与原因的错位，有碍于对历史本相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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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径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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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人论著可见，停废科举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列举改废科举的各种议论、章程，以及废科举对于中国社会的宏阔影响等方面。尤其谈到影响，某些意见似有凭借一般性知识或个别史事做大胆悬想与普遍推论之嫌，时间与空间的界定不严谨，未能全面综合地证实相关各方情况，论点与论据似乎难以相互照应。改科举如何进行，虽然有所探究，观念还是新旧两分，对于文体、场次顺序等科举内在本意的变化，缺乏了解之同情。至于决策过程，则大都限于依据议改科举的奏章及谕旨的文本，勾勒推进的时间简表，未及背后的人事及曲折；而各自的理据，不出与新式学堂教育抵触、培养不出有用于时的人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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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一项影响千年的制度，虽然看似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改与彷徨犹豫，既往鲜少关注，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戊戌至新政的几年，对改科举的过程及实施效果、学堂与科举进退胶着方面涉及较少，相关史事还有大量可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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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于所论涉及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对史实的把握，以及局部与整体的观照，难免存在差异。恰当的研究态度，应是首先弄清楚事实及前人本意，而非发表看似义理虚悬的认识。例如，科举究竟是取士抑或选官制度，相关论著往往混淆不清，实则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已经考证，举士选官在三代本为一事，“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50]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于厘清源流时强调：“举士举官本合为一，自唐以试士属吏部，试吏属吏部，而其事始分”。[51]科举停罢，清廷拟合并科举于学堂，导致取士举官再度合二为一，后科举社会出现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情形较为复杂，迄今未能厘清。诸如此类的问题，倘若不细致爬梳以重现史事，极易陷入无休止的争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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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于科举停废研究的诸多歧异，除观察角度和研究重心不同，涉及问题的方面与参照标准有别外，主要还是与科举停废密切联系的许多重要事实的发生演化依然笼统模糊，未能具体厘清相关。例如，关于科举由渐改到立停的过程、原因，许多著作依据相关奏折文本加以阐述，并未追根寻源，揭示这些奏章提出的具体时空条件等相关语境，及其意涵变化的内在联系；或虽有分析，亦主要就是否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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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科举兴革及其实际影响，不能不了解其基本思路与决策、实施情况。尽管谕令与奏章，确为宣布决定的凭借，但不少真实原因和过程，矛盾冲突与人事纠结，恰好隐伏在章程文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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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伦理社会，重视人伦、讲究人情之外，人治为专制之凭借，统治者的意志之于制度兴革具有重要作用，而统治集团的成员力求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使其意见与主张或多或少地参与决策过程，只有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的人事纠结与矛盾冲突，才能具体认识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决策内容和结果。至于社会舆论的影响，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或渠道影响决策，也要落实到具体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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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将废科举作为历史事实予以深究详解，则尚嫌粗疏、可以深入扩展的方面比比皆是，除了由改科举转变为废科举之外，诸如戊戌时期的诸多科举改革举措，具体落实情况及成效如何？科举是否在所必废，清廷为何在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的决定颁布后，不到一年时间便推翻前议而遽然宣布直接废除？这一重大决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具体由何人动议、运作并最终做出的？科举停废后，对旧学士子有无善后措施以及如何实行？颁布的相关章程和施行的效果是否一致？不同年龄的旧学士子对于科举停废的感受和态度怎样？面对后科举时代，他们如何进行抉择，其命运有何变化？科举停废究竟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造成怎样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凡此种种，均有待于在爬梳材料、厘清史事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的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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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形式，绝非孤立存在。一方面，设制与施行是社会秩序稳定需求的产物；另一方面，制度的推行贯彻，需要相应条件的支持，尤其是一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相互衔接与配合。由时代变动所引发的社会需求变化，必然导致与现行制度的不适应，必须及时进行相应的改变调整，又因此引起一制度与相关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周详的通盘规划和适当的调整步骤，必然造成相互制约，甚至引发体制崩盘。孤立地就科举而论科举，势必将多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归结为单一因素，人为割裂制度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破坏其原有生存与作用的环境，不能将制度归位于应有的社会联系之中，史事的复杂多样消解于简单化的理解之中，则所谓见解，非但不能近真，反而离事实更远，甚至混淆事实，妨碍他人的解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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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停废的作用与影响，评价最为分歧多样。对历史多样性的认识，本是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旨，就是尽量避免片面化和绝对化。用单一观念观察解读历史，其实是相当危险而且有害无益的事。这绝不等于说历史真相不可求因而不必求，求真当为史学的重要功能，也是衡量史学研究有无贡献的准则，无益于近真的所谓历史研究，非妄即伪。只是历史本相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近真的取径做法和程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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