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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家柯文阐述其对于历史学的见解：“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52]在他看来，尽管学者的最初愿望是忠实于事实，但所有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引进大量的主观成分，因为在对众多事实选择并加以解读和分析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在提出问题和进行假设的同时，反映了自己实际关心的主观意向。因此，如何约束主观而接近客观，是历史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直接影响其研究近真的程度以及效率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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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初，各种东西方学说制度竞相传播实践，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新旧制度的因革兴替和新旧观念的交融转换混合交织，不仅使当事人的思维行为陷入困惑，也给后来者的认识理解造成困扰。如何约束主观，避免成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理解各种历史意见，进而以其总合为时代意见，是接近历史本相和了解前人本意的必由之路。以往废科举研究存在的普遍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看待科举及废科举，大体是依据近代废科举人士的意见和历史叙述，等于预设反科举的立场，在以废科举作为研究对象之前，先以废科举正确作为研究的态度，对于科举的设置立意及其运作程序，缺少从设置者和调整者立场看的了解之同情，对于改废科举的作用影响，也未能超越废科举的当事人那种时不我待的快速求富求强心理和以西为公的认识局限。在这样的语境下，并非废科举的积极主张者，也都相继接受了废科举中国才能富强的说法，并且逐渐失去话语权，甚至消失于后来历史叙述的视野中，在学人视而不见之下，被动地成为失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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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和视角，似为老生常谈的废科举，可以探讨的问题量多而宏大。仅就以往研究的偏向而论，打破就科举论科举的局限，不能不关注道咸以降相关制度变动的事实联系及影响，力避预设以废科举为进步的立场以致看朱成碧，更须把握议改科举的立意、作用、实效，并体察清季国人希望根本解决一切问题以及一切以西为优的心态，分别了解朝野上下对于变革科举方式做法的各种意见考虑，在东流到海不复还之下看出此前江流曲似九回肠，必须依照时空顺序详尽展现史事进程，包括废科举之后的科举制余绪；要避免将各种社会变动都直接归结于科举存废的笼统宽泛，更须注意社会整体变动中各种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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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物研究容易陷入以研究对象为中心，难以避免以其亲疏为取舍，甚至以其好恶为是非，不自觉地放大个人的作用，弱化甚至忽视相关因素（譬如地域、年龄、阅历等）的影响，以偏概全的怪圈；而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又常常可能忽略领袖与权势之外，一般人物的言行及其交往所反映的真实社会生活场景，以及普通民众在社会制度变动中命运的跌宕起伏。制度研究，既要以整体驾驭具体，又要尽可能由碎立通，将人物、事件与制度等诸多因素按照史事变化发展的本来顺序加以呈现，逐渐接近历史丰富复杂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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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新旧对立、传统与现代的范式来诠释后科举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似乎过于简单，这些含有先入为主的褒贬之意的架构，难以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缠绕纠结下的社会变动，也难以表达不同人群面对巨变两难抉择的复杂心态，[53]解读其看似矛盾的种种言行。而这些恰是历史本身最为复杂丰富的面相与厚重且耐人寻味的内容。凡此种种，均须对科举改革与社会互动的联系，具体、深入、尽可能贯通地全面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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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广泛搜求与利用各种官私文献资料，努力超越既往思维定式，多视角观察科举制直接、间接关联的各层面，尽可能全面、具体地了解晚清科举不同阶段的变化和特点，把握其历时变化与共时特征，认识与科举相关的各种制度变革纷繁复杂的动态变化，以求深入理解科举停废的决策过程及其后的连锁反应、实际遗留问题和错综复杂影响，正是本书努力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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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科举制始于何时，史学界并无定论，但近年来，以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为进士科创设、唐朝武德年间国家以科举贡士之始的观点，则为较多学者所采用。张希清著、吴宗国审定《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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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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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册，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4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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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不少论文只是若干理论概念的演绎及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承前启后的学术研究，此类文章恕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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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34—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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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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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兆璸：《清代科举》，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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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版，第344、345—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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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景声：《清代考试制度》，香港珠海书院硕士学位论文，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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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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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内地乡绅眼中的社会变迁》，台湾（新竹）《清华学报》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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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兴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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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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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2、415、420—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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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振鹤：《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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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enjamin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CA，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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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先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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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汪小洋、孔庆茂：《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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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章清：《“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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