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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左玉河：《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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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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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有学者近年注意到：“由于罢科举兴学堂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于是以此为借口，否定罢科举兴学堂的必要性。”王戎笙：《科举制度在清代从鼎盛走向衰亡》，陈捷先、成崇德等主编《清史论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7—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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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九，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第5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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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0，选举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总第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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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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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古往今来的诸多事实表明，一个制度的建立或废除，其影响往往不仅限于当时，常常会绵延至其后的若干年代，其文化或心理习惯的联系甚或依赖，在制度废止后相当时期内也不会很快消除。由于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往往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何判断和区别造成该现象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及次要原因，常常会给我们解读史料、理解与认识历史造成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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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一章 老树新枝：晚清科举改革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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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的兴起与展开，是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千古未有之变局后，朝野舆论推动下，挽救危亡与励精图治的产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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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后至甲午战争，被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清朝，为应变局与救亡图存之需，对人才规格及其选拔更为重视。[2]西学与西才如何纳入科举，使之取长补短，以便匡时济世的问题，不断被提出并在庙堂之上展开讨论。[3]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内外官员先后有18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以奏章的形式呈递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多次谕令部院大臣、礼部、总理衙门或政务处议复。[4]这些方案大都强调学以致用，增加实科，将西学纳入科举之中，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试图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让这棵千年老树重现生机，发挥应有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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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人才必自变科举始”的认识和呼吁，[5]成为科举改革持续不衰的动力。尽管人们在私下谈论与报刊舆论方面，或有更为激进的主张与言辞，但就朝臣疆吏正式提出奏议，并在庙堂之上据以展开的讨论而言，以科举接纳实学和西学的思路取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是晚清科举改革的主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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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变常科与开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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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按内容与类别，大致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两者均以选拔人才为目的，常科系指固定时间、固定科目的考试，包括童生岁试、学政院试、乡试、会试；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由各地保荐或推荐考生，时间与科目不固定的考试。唐代常科内容丰富，科目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诸科，制科亦名目繁多，有贤良方正、博学通艺等数十种。[6]清乾隆时官修史书称，本朝“惟进士一科孤行，议者所以有偏重之说也”，承认科举考试类型程式过于单一化。[7]“汉以后凡天子特诏曰制举，又曰制科是也”，因制科“系奉特旨举行，与常行科目不同”，[8]故俗称特科。清代制科虽有孝廉方正与博学鸿词等科，但数十年难开一科，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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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30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只是作为科举选才之外的补充形式。鸦片战后，朝野议改科举，正是从试图扩展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开始，其主要方向即包括变常科与开特科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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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以查实的晚清第一份议改科举奏章，应是1842年两广总督祁所呈《请推广文武科试疏》，[9]其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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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自称，其议改科举的动机，缘于对国家危难之时人才奇缺的切身感受。他于1841年临危受命，作为新任总督来到战事未停的广州，[10]道光帝谕旨，特许其在所属文武官员中，如发现有“才能出众、民心爱戴、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可“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但其留心查访的结果，却是“广东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韬略者实难其选，已将无员可保”。大为吃惊之余，他开始对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检讨，并以亡羊补牢的心态，思考与探寻科举改革的方法。祁向朝廷提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所提供的两个方案，一是调整常科考试的部分内容，即在乡试的第三场，定策问五道题目，内容包括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阴阳占候、熟谙舆图，以扩大所有考生的知识面，以求经世致用人才；二是增开制科项目，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将博通史鉴等五门分立五科，特诏举行”，无论现任或退休的大小文武职官、军民人等，准以所业，由地方官分别报送督抚考校，咨明吏部、兵部调取入京考试，其确有才能者可奏请引见，分别酌用。[11]祁的本意是恢复唐宋时期科举广纳贤才的传统，通过多设科目变更取才标准等方式，大力扩展所有考生的求知取向，尤其是注重有裨时事的实用学问，改变仅以八股词章取士之习，同时拓宽人才录用的途径，鼓励和选拔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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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祁的建议，更多是按照战争期间对人才需要的感受来设计科举改革的内容，对清廷而言，战事结束后，求才尤其是能够应急的专才的迫切性有所减弱。而在如何操作的层面，所奏尚缺乏详细设计，所以主持科举事宜的礼部以“事多窒碍”为由予以奏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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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依据时势变动，首倡变更常科考试内容及通过特科增广科目的思路，引起朝野一定程度的关注，成为咸同光三朝议改科举的嚆矢。咸丰元年（1851），王茂荫在《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中引用祁的奏章，并表示：“议虽未行，论者多谓切中时务，实足拔取真才。应请敕令部臣检录原奏进呈，恭候圣裁”。[13]同治元年（1862），贡生黎庶昌遵循祁议改科举的思路提出：求才“不可以例限”，应“扫除一切文法，仿汉代求贤之意，参之以司马光十科之议，责诸臣以求贤”，“谘以时务，兼举实行，而又广科目以待之”。[14]可惜再次遭到礼部议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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