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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院改造过程中，地域差异与条件制约也相当明显。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地区，因师资与经费落实较易，书院改学堂的情况可能会相对好些，江苏在已设西式学堂的基础上，进行了传统书院的改造，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67]湖南在省会奏设时务学堂的同时，将原有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68]张之洞则在湖北已设置多所新式学堂的情况下，仿照学堂办法为两湖、经心两书院“严立学规，改定课程”。[69]当然，类似湖北这样较有成效的新式书院数量不多，规模与数量的局限，必然直接影响其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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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范围而言，书院改革没有产生西学昌盛的立竿见影功效，但作为科举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实际影响方面，至少通过书院的课程增置及部分西式书院的开办，使鸦片战后重视西学的倡议得到部分落实。只是相对于制艺而言，西学设置在课程、师资、经费、教材、设备等方面，都存在众多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名实不符、质量堪忧的情形相当普遍，凡此种种，此后均长期困扰兴西学发展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学堂和新式书院的增多，毕业生的出路与科举正途的关系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如何容纳西学新学，已经成为清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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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议开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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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学士孙家鼐总结此前兴办西式学堂的教训，已经看到问题的症结，即“求才”与“试士”不能割裂，政府的育才取士标准应与用人标准统一，因而特别强调：“中国素重科目，不宽予以出身之路，终不能鼓舞人才”。其解决办法，一为增加科举应试科目，立时务科，包含算学在内，使学堂学生可以获得参加科考的资格和机会。二为以派差鼓励习西学者，即对学生应试不中者，仍重其所长，直接录用。三为遣送新学师资，“大学堂学生如不能应举为官者，考验后仿泰西例奖给牌凭，任为教习”，为各省新设学堂提供师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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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借鉴洋务时期学堂教育的得失，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并且从学堂教育与国家经济振兴的角度，试图解决新式学堂学生毕业的出身和出路问题，以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的思路，打破科举取士独尊的局面，选才标准承认二元并存甚至并重。同年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秉承前人思路，指出：“今不能尽改科举之制，似宜专设一科，裁天下之广额，为新学之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徒，齐仕进于科第，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不可胜用。”[71]也要求科举为新学和学堂开辟专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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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改科举为变法嚆矢的设想，也在维新人物的言论中表露出来。1896年10月，梁启超提出科举变革三策，其上策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以学校考试代替科举；中、下策分别为多设诸科和考试实学，并且声称：“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72]梁启超的主张，明显是将纳洋学于科举、中西学分途视为较低层次的权宜之计，而以合科举于学校为最高标的，就中西学以及科举与学堂的地位而言，可谓对前此所有改科举方案的改弦更张。作为中西学地位根本变化的反映，所谓合科举于学校，只是以科举考试的形式为检验学习效果的手段，并非以八股词章为选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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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诸多建议，在新学仍为旧学补充的情形下，不约而同地思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或承袭前人增设实学科目的主张，设专科为新学进阶，或要求归并科举于学校，以学校兼容科举。尤其是后一主张，与以前截然不同，在促使人才培养及选拔方式多样化的同时，指示了在科举与学校之间权衡取舍的趋向已开始转变，即由科举容纳学堂，转向学堂包容科举，预示着科举存亡与新学进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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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朝野及公众舆论对战败原因的反思，以及对科举误国的诸多指责，使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科举的改革势在必行。即使如此，关于科举误国，依然存在某些怀疑及不同意见。虽然慑于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态势，持不同看法者并未将意见公之于众，却婉转地通过岁科考试的题目表现出来。1896年8月，严修在贵阳棚拟科试试题，以宋神宗时，王安石以为科举败坏人才，苏轼以为诗赋亦多得人，要求学生回答“二说孰长”。[73]该试题为策论形式，出题者巧妙地将关于科举与人才的关系，通过宋代两位名士截然对立的意见表示出来，给予应试者以发挥的空间，使其可以将文史知识、逻辑思维与现实问题较好地贯穿起来。不过，此题的设计，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吊诡的设计，倘若应试者赞成王安石的观点，则论点与应试者的身份和行为完全相悖。其中暗藏的玄机，表现出人们对于科举制改革的矛盾心态与两难抉择。科举改革为形势所迫，而科举考试则去意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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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持各省科举考试为职司的学政而言，由于身份角色所赋予的特别色彩，他们的命运与科举改革进退休戚相关，故其对科举的态度和建议更易使人瞩目。贵州学政严修的《奏请设专科以收实用折》于1897年10月呈递朝廷，给科举改革带来一次新的契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科考增加实科的方案，终于被清廷采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专科折》，同意严修所提新增经济科于科举考试的建议。1898年1月27日，上谕开设经济科目，将其分为常科与特科两种形式，内容由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部分组成。其中常科的岁举，考生主要来自书院和学堂，每届乡试年份，各省学政调取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录送乡试。“初场试专门题，次场试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中式者名曰经济科举人。与文闱举人同场复试。会试中式经济科贡士者，亦一体复试殿试朝考”。上谕要求督抚与学政认真监督各学堂书院的教学，“该生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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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经济科目的特科部分，应考者主要由三品以上京堂及督抚学政推荐，以其专长登记并咨送总理衙门，由总署与礼部奏请在保和殿试以策论，“复试后带领引见，听候擢用，此为经济特科”。以往特科每届时间不确定，或十年或二十年。经济特科似予变通而较灵活，“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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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该谕旨，通过新科目的设置，使学校与科举衔接，承认西学享有和中学相似的正式地位，不但西学书院与学堂学生可以通过乡会试取得科举功名，已经入仕为官者也可通过特科的途径，在保和殿一展才学而成为天子门生。经济常科与特科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广搜人才，以免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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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所奏经济科目得以获准开科，并非偶然。道光中叶以来，倡设科目已历四朝，持续56年之久。严修上奏正值甲午战后朝野救亡呼声强烈，人才需求迫切之时，清廷不能不有所动作。年轻的光绪帝博览康有为等人进呈的各国改革之书，有意进取。甲午战后的两三年间，朝野上下改革科举的诉求不断，前后连贯呼应，形成舆论强势，并上达天听，持续地直接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建言者的身份也与此前有所不同，既往倡设实科者多为疆吏朝臣，或有趋时好名之嫌。而严修作为贵州学政，是清廷派往该省主持学务及科举事宜之人，对科举利弊的认识及人才现状的观察较为深切。贵州为偏远小省，本非战事频繁或洋务兴盛之地，设经济科的建议出自于此，足见人才需求问题的普遍与严重。与此前各奏章相比，严修所提建议更为具体，从科目名称以至考试内容和程序，皆具可操作性。考试科目按传统分类，考试场次的安排则不仅体现了经济科目的特点，还兼顾原有科举考试的经典内容四书文，趋新与固本兼而有之，符合中庸之道，人们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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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科目考试尚未开科，八股程式化的影响已经袭来，有违倡行者去浮躁文风、求实际学问的初衷。1898年3月陈锦涛致函汪康年，抱怨道：“现开经济特科、岁科以求人材，然科未举行，辑录西学之皮毛，便于抄拾之书，如《时务通考》等已出，则鱼目杂乱，侥幸门开，则人材亦将不可得矣。盖中国所考实学之策论，多是问其名目耳。若有名目之书查检，则曾学者与未学者不大可分矣。”陈锦涛希望汪康年通过所办报纸提醒出题者，考题应该真正能够检验所学，“总期于皮毛书中不可检得为妙，然后真材可得”。[75]为了避免穿新鞋走老路，重蹈八股覆辙，1898年4月，浙江巡抚廖寿丰鉴于科考用四书文命题，所学无济实用，提议：“今既名曰经济常科，似莫若按照特科六事，径由学堂选举”。[76]要求摒弃旧的内容与形式，直接以新形式表现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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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妥议科举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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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书院与经济特科的批准设置，只是戊戌期间政府推出的部分改革措施，戊戌年自五月初五日至六月初一，短短不足一月的时间，清廷颁布与改革科举相关的谕令竟有八道之多，集中表现为废八股改策论的一系列举措。[77]重新审视这些看似熟悉的史实，翻阅科举停罢前最后一届乡试、会试的朱卷，以及当时学政、应试士子、阅卷者的日记，不难发现：与既往认识不同，戊戌年的改科举，并未变成一纸空文，只是被迫一度推迟实施。它在事实上成为日后新政初改革的起点，在岁科与乡会试中，更改科考场次及考试内容、改试策论，均得到了普遍的贯彻。只是这些已经落实了的措施，何以未能改变科举的最终命运，仍需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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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载道之文与实学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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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造千年科举的旧形式，使之能包容实学与西学的新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并非自晚清始才被朝野关注和议论。以文武双全自诩的乾隆帝，曾因士子竞尚浮华、不务实学而十分苦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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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以载道，本意是文必须有内容，且为传播道德与经义的载体。科举将经义作为考试的内容，所衍生的八股文体、截答题等，已使原本多样化的文风日趋僵化。原本“载道之文”不止一种，而自科举成为检验考生掌握经义水准的尺度，科举文体长期成为士林普遍追摹的典范，形式日趋单一化，实学难以在旧文体中找到容身之地，科举考试也难以接纳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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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因皇帝御制诗在王公大臣中流传甚广，士风因此多受影响，附庸风雅者以此攀附权贵，逢迎君主，各省借乡试、会试之期或皇室成员寿诞进献诗册，以期邀宠者络绎不绝。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中旬（1788年4月），各省士子在天津进献诗册，经军机大臣挑选“词义稳妥者”恭呈圣览。乾隆帝翻阅后，对安徽附监生叶栋所进诗册，因其“系集御制诗文，体格颇新”而颇有好感，原拟颁谕奖赏，考虑到诗文仅“系词章末技，若遽加恩优奖，恐外间士子，因此或竞尚浮华，不务实学，是以迟而未发”。这一踌躇犹豫，表明乾隆对当时文风多以揣摩圣意好恶为转移一事，多少已有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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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与士风联系紧密，为了防止士子趋之若鹜，崇尚浮华、不务实学，对科举取士产生不良影响，乾隆命专人将叶栋应试原卷查取进呈，果然发现作弊嫌疑：“该生所作之赋，已有失押韵脚、肤泛之句。而诗内砌凑春夏秋冬二联，全与题无涉，至用霜叶红、火云烘等语句，更不值一噱。可见其所进献诗册必系他人代倩，断非出于叶栋之手，殊属可鄙”。深获圣心之作其实不过是曲意逢迎而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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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怒的乾隆于三月十九日（1788年4月24日）颁布一道整饬士风的上谕：“士子读书讲学，原应湛深经术，坐言起行，方为敦本崇实之道；至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若徒以藻缋为工，即素号专家，已非真儒所尚。至并此不能，甚或临时剽窃，假手捉刀，更为士林所深耻。近日士风浮靡，即进呈诗文仅属末艺，尚不免丐求赝笔，未能出自心裁。而遇有考试，辄百计钻营，甘心骫法，总由不务实学，惟事弋获虚名，遂至作奸犯科，罔顾廉耻，思之实增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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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亦深知文风士习流于奉承趋俗，不务实学，不能仅归咎于宵小，所谓上行下效，须认真自我反省：“推求其故，或因朕几余游艺，不废诗文，临御以来，初二三四集，风行海宇，裒集日多，承学之士妄意朕雅尚词华，遂不思务本力学，为立身行己根基，此则甚非朕崇实黜华之意也。”然反思之后，乾隆仍觉得崇尚浮华的士风恶习，其实恰是曲解圣意，东施效颦的恶果：“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厪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若朕所制各集，俱不过词章能事，则朕早将御制四集诗文，概行废而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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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由文风趋向而及科举取士标准、仕途吏治的整饬，皆在在相关：“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国家设科取士，上以实求，下宜以实应。况制举为士子进身之阶，其得邀科目者，或备职郎曹，或出司民社，其大者则简任大员，论思献纳，皆由是起。若始进先已不端，则后此见之措施，必无足取。”乾隆诧异自己为整顿文风士习、防止科场流弊已采取诸多措施，对所有严格科考程序的建议亦予以采纳，缘何身列衣冠的士子，营私舞弊时竟无羞愧之心？他谆谆告诫道：“士子皆读书明理之人，乃习于下流，无耻侥幸；考官等俱通籍清华，仰邀简用，非惟不能抡拔真才，乃暧昧营私，罔知儆畏，即幸逃宪典，亦必为天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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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文风浮华与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务虚取向、做法不无关系，怒斥这些官员：“伊等清夜扪心，即不自愧，宁不为国家取士大典，稍存颜面耶。嗣后各士子及试官等务宜激发愧耻，各知勉励，砥行立名，一洗纯盗虚声，通同舞弊陋习，庶不负朕振饬士风，谆谆训诲至意。将此通谕知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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