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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院改造过程中,地域差异与条件制约也相当明显。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地区,因师资与经费落实较易,书院改学堂的情况可能会相对好些,江苏在已设西式学堂的基础上,进行了传统书院的改造,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67]湖南在省会奏设时务学堂的同时,将原有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68]张之洞则在湖北已设置多所新式学堂的情况下,仿照学堂办法为两湖、经心两书院“严立学规,改定课程”。[69]当然,类似湖北这样较有成效的新式书院数量不多,规模与数量的局限,必然直接影响其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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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范围而言,书院改革没有产生西学昌盛的立竿见影功效,但作为科举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实际影响方面,至少通过书院的课程增置及部分西式书院的开办,使鸦片战后重视西学的倡议得到部分落实。只是相对于制艺而言,西学设置在课程、师资、经费、教材、设备等方面,都存在众多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名实不符、质量堪忧的情形相当普遍,凡此种种,此后均长期困扰兴西学发展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学堂和新式书院的增多,毕业生的出路与科举正途的关系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如何容纳西学新学,已经成为清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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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议开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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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学士孙家鼐总结此前兴办西式学堂的教训,已经看到问题的症结,即“求才”与“试士”不能割裂,政府的育才取士标准应与用人标准统一,因而特别强调:“中国素重科目,不宽予以出身之路,终不能鼓舞人才”。其解决办法,一为增加科举应试科目,立时务科,包含算学在内,使学堂学生可以获得参加科考的资格和机会。二为以派差鼓励习西学者,即对学生应试不中者,仍重其所长,直接录用。三为遣送新学师资,“大学堂学生如不能应举为官者,考验后仿泰西例奖给牌凭,任为教习”,为各省新设学堂提供师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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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借鉴洋务时期学堂教育的得失,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并且从学堂教育与国家经济振兴的角度,试图解决新式学堂学生毕业的出身和出路问题,以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的思路,打破科举取士独尊的局面,选才标准承认二元并存甚至并重。同年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秉承前人思路,指出:“今不能尽改科举之制,似宜专设一科,裁天下之广额,为新学之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徒,齐仕进于科第,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不可胜用。”[71]也要求科举为新学和学堂开辟专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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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改科举为变法嚆矢的设想,也在维新人物的言论中表露出来。1896年10月,梁启超提出科举变革三策,其上策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以学校考试代替科举;中、下策分别为多设诸科和考试实学,并且声称:“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72]梁启超的主张,明显是将纳洋学于科举、中西学分途视为较低层次的权宜之计,而以合科举于学校为最高标的,就中西学以及科举与学堂的地位而言,可谓对前此所有改科举方案的改弦更张。作为中西学地位根本变化的反映,所谓合科举于学校,只是以科举考试的形式为检验学习效果的手段,并非以八股词章为选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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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诸多建议,在新学仍为旧学补充的情形下,不约而同地思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或承袭前人增设实学科目的主张,设专科为新学进阶,或要求归并科举于学校,以学校兼容科举。尤其是后一主张,与以前截然不同,在促使人才培养及选拔方式多样化的同时,指示了在科举与学校之间权衡取舍的趋向已开始转变,即由科举容纳学堂,转向学堂包容科举,预示着科举存亡与新学进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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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朝野及公众舆论对战败原因的反思,以及对科举误国的诸多指责,使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科举的改革势在必行。即使如此,关于科举误国,依然存在某些怀疑及不同意见。虽然慑于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态势,持不同看法者并未将意见公之于众,却婉转地通过岁科考试的题目表现出来。1896年8月,严修在贵阳棚拟科试试题,以宋神宗时,王安石以为科举败坏人才,苏轼以为诗赋亦多得人,要求学生回答“二说孰长”。[73]该试题为策论形式,出题者巧妙地将关于科举与人才的关系,通过宋代两位名士截然对立的意见表示出来,给予应试者以发挥的空间,使其可以将文史知识、逻辑思维与现实问题较好地贯穿起来。不过,此题的设计,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吊诡的设计,倘若应试者赞成王安石的观点,则论点与应试者的身份和行为完全相悖。其中暗藏的玄机,表现出人们对于科举制改革的矛盾心态与两难抉择。科举改革为形势所迫,而科举考试则去意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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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持各省科举考试为职司的学政而言,由于身份角色所赋予的特别色彩,他们的命运与科举改革进退休戚相关,故其对科举的态度和建议更易使人瞩目。贵州学政严修的《奏请设专科以收实用折》于1897年10月呈递朝廷,给科举改革带来一次新的契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科考增加实科的方案,终于被清廷采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专科折》,同意严修所提新增经济科于科举考试的建议。1898年1月27日,上谕开设经济科目,将其分为常科与特科两种形式,内容由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部分组成。其中常科的岁举,考生主要来自书院和学堂,每届乡试年份,各省学政调取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录送乡试。“初场试专门题,次场试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中式者名曰经济科举人。与文闱举人同场复试。会试中式经济科贡士者,亦一体复试殿试朝考”。上谕要求督抚与学政认真监督各学堂书院的教学,“该生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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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经济科目的特科部分,应考者主要由三品以上京堂及督抚学政推荐,以其专长登记并咨送总理衙门,由总署与礼部奏请在保和殿试以策论,“复试后带领引见,听候擢用,此为经济特科”。以往特科每届时间不确定,或十年或二十年。经济特科似予变通而较灵活,“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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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该谕旨,通过新科目的设置,使学校与科举衔接,承认西学享有和中学相似的正式地位,不但西学书院与学堂学生可以通过乡会试取得科举功名,已经入仕为官者也可通过特科的途径,在保和殿一展才学而成为天子门生。经济常科与特科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广搜人才,以免遗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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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所奏经济科目得以获准开科,并非偶然。道光中叶以来,倡设科目已历四朝,持续56年之久。严修上奏正值甲午战后朝野救亡呼声强烈,人才需求迫切之时,清廷不能不有所动作。年轻的光绪帝博览康有为等人进呈的各国改革之书,有意进取。甲午战后的两三年间,朝野上下改革科举的诉求不断,前后连贯呼应,形成舆论强势,并上达天听,持续地直接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建言者的身份也与此前有所不同,既往倡设实科者多为疆吏朝臣,或有趋时好名之嫌。而严修作为贵州学政,是清廷派往该省主持学务及科举事宜之人,对科举利弊的认识及人才现状的观察较为深切。贵州为偏远小省,本非战事频繁或洋务兴盛之地,设经济科的建议出自于此,足见人才需求问题的普遍与严重。与此前各奏章相比,严修所提建议更为具体,从科目名称以至考试内容和程序,皆具可操作性。考试科目按传统分类,考试场次的安排则不仅体现了经济科目的特点,还兼顾原有科举考试的经典内容四书文,趋新与固本兼而有之,符合中庸之道,人们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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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科目考试尚未开科,八股程式化的影响已经袭来,有违倡行者去浮躁文风、求实际学问的初衷。1898年3月陈锦涛致函汪康年,抱怨道:“现开经济特科、岁科以求人材,然科未举行,辑录西学之皮毛,便于抄拾之书,如《时务通考》等已出,则鱼目杂乱,侥幸门开,则人材亦将不可得矣。盖中国所考实学之策论,多是问其名目耳。若有名目之书查检,则曾学者与未学者不大可分矣。”陈锦涛希望汪康年通过所办报纸提醒出题者,考题应该真正能够检验所学,“总期于皮毛书中不可检得为妙,然后真材可得”。[75]为了避免穿新鞋走老路,重蹈八股覆辙,1898年4月,浙江巡抚廖寿丰鉴于科考用四书文命题,所学无济实用,提议:“今既名曰经济常科,似莫若按照特科六事,径由学堂选举”。[76]要求摒弃旧的内容与形式,直接以新形式表现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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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妥议科举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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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书院与经济特科的批准设置,只是戊戌期间政府推出的部分改革措施,戊戌年自五月初五日至六月初一,短短不足一月的时间,清廷颁布与改革科举相关的谕令竟有八道之多,集中表现为废八股改策论的一系列举措。[77]重新审视这些看似熟悉的史实,翻阅科举停罢前最后一届乡试、会试的朱卷,以及当时学政、应试士子、阅卷者的日记,不难发现:与既往认识不同,戊戌年的改科举,并未变成一纸空文,只是被迫一度推迟实施。它在事实上成为日后新政初改革的起点,在岁科与乡会试中,更改科考场次及考试内容、改试策论,均得到了普遍的贯彻。只是这些已经落实了的措施,何以未能改变科举的最终命运,仍需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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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载道之文与实学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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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造千年科举的旧形式,使之能包容实学与西学的新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并非自晚清始才被朝野关注和议论。以文武双全自诩的乾隆帝,曾因士子竞尚浮华、不务实学而十分苦恼。[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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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以载道,本意是文必须有内容,且为传播道德与经义的载体。科举将经义作为考试的内容,所衍生的八股文体、截答题等,已使原本多样化的文风日趋僵化。原本“载道之文”不止一种,而自科举成为检验考生掌握经义水准的尺度,科举文体长期成为士林普遍追摹的典范,形式日趋单一化,实学难以在旧文体中找到容身之地,科举考试也难以接纳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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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因皇帝御制诗在王公大臣中流传甚广,士风因此多受影响,附庸风雅者以此攀附权贵,逢迎君主,各省借乡试、会试之期或皇室成员寿诞进献诗册,以期邀宠者络绎不绝。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中旬(1788年4月),各省士子在天津进献诗册,经军机大臣挑选“词义稳妥者”恭呈圣览。乾隆帝翻阅后,对安徽附监生叶栋所进诗册,因其“系集御制诗文,体格颇新”而颇有好感,原拟颁谕奖赏,考虑到诗文仅“系词章末技,若遽加恩优奖,恐外间士子,因此或竞尚浮华,不务实学,是以迟而未发”。这一踌躇犹豫,表明乾隆对当时文风多以揣摩圣意好恶为转移一事,多少已有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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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与士风联系紧密,为了防止士子趋之若鹜,崇尚浮华、不务实学,对科举取士产生不良影响,乾隆命专人将叶栋应试原卷查取进呈,果然发现作弊嫌疑:“该生所作之赋,已有失押韵脚、肤泛之句。而诗内砌凑春夏秋冬二联,全与题无涉,至用霜叶红、火云烘等语句,更不值一噱。可见其所进献诗册必系他人代倩,断非出于叶栋之手,殊属可鄙”。深获圣心之作其实不过是曲意逢迎而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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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怒的乾隆于三月十九日(1788年4月24日)颁布一道整饬士风的上谕:“士子读书讲学,原应湛深经术,坐言起行,方为敦本崇实之道;至文词本属游艺末节,然亦须根柢经训,有裨身心,方为载道之文。若徒以藻缋为工,即素号专家,已非真儒所尚。至并此不能,甚或临时剽窃,假手捉刀,更为士林所深耻。近日士风浮靡,即进呈诗文仅属末艺,尚不免丐求赝笔,未能出自心裁。而遇有考试,辄百计钻营,甘心骫法,总由不务实学,惟事弋获虚名,遂至作奸犯科,罔顾廉耻,思之实增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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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亦深知文风士习流于奉承趋俗,不务实学,不能仅归咎于宵小,所谓上行下效,须认真自我反省:“推求其故,或因朕几余游艺,不废诗文,临御以来,初二三四集,风行海宇,裒集日多,承学之士妄意朕雅尚词华,遂不思务本力学,为立身行己根基,此则甚非朕崇实黜华之意也。”然反思之后,乾隆仍觉得崇尚浮华的士风恶习,其实恰是曲解圣意,东施效颦的恶果:“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厪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集俱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弄风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是朕所好者载道之文,非世俗徒尚虚车之文。若朕所制各集,俱不过词章能事,则朕早将御制四集诗文,概行废而不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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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由文风趋向而及科举取士标准、仕途吏治的整饬,皆在在相关:“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国家设科取士,上以实求,下宜以实应。况制举为士子进身之阶,其得邀科目者,或备职郎曹,或出司民社,其大者则简任大员,论思献纳,皆由是起。若始进先已不端,则后此见之措施,必无足取。”乾隆诧异自己为整顿文风士习、防止科场流弊已采取诸多措施,对所有严格科考程序的建议亦予以采纳,缘何身列衣冠的士子,营私舞弊时竟无羞愧之心?他谆谆告诫道:“士子皆读书明理之人,乃习于下流,无耻侥幸;考官等俱通籍清华,仰邀简用,非惟不能抡拔真才,乃暧昧营私,罔知儆畏,即幸逃宪典,亦必为天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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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文风浮华与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务虚取向、做法不无关系,怒斥这些官员:“伊等清夜扪心,即不自愧,宁不为国家取士大典,稍存颜面耶。嗣后各士子及试官等务宜激发愧耻,各知勉励,砥行立名,一洗纯盗虚声,通同舞弊陋习,庶不负朕振饬士风,谆谆训诲至意。将此通谕知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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