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79190
1703079191
由一册进呈的士子仿御制诗文，睿智的乾隆已看到由于自己偏爱吟诗作赋，导致士子竟诵词章、不务实学，科举考试与官场流弊交相作用，导致士风日下，并为此殚精竭虑。但仅以严密科场防弊为主旨，好比一味堵而不疏，难以根治水患。单纯训斥与批评臣下，表达愤懑、严定科场条文，仍不能根治陋习，扭转局面。
1703079192
1703079193
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在召见时为翰林院编修的张集馨时，嘱咐其“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也”，并且直言不讳道：“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80]表示其明知其弊，却无可奈何的心态。
1703079194
1703079195
毋庸讳言，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不断程式化而导致文体日趋僵化，确实难以包容和反映实学丰富多样的内容，而当道者的取向必然直接影响科场与官场风气。至于如何改造科举文体，使之能够兼容和反映实学的内容，并以此杜绝官场不正之风，崇本务实、澄清吏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帝均未能有效解决这一棘手难题，直至戊戌，时势所迫之下，才有新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
1703079196
1703079197
二 妥议科举新章
1703079198
1703079199
光绪六年（1880），江苏学政黄体芳谕示该省士子：“近今世风浇薄，时事艰难，虽欲救正维持，不免乏才为虑……不务实而能成才，必无之事也”。[81]甲午战后，因救亡图存成为朝野共识，改章科举以鼓励实学也逐渐得到认同。由康梁等维新派鼓吹，通过宋伯鲁、徐致靖等御史奏陈的废八股、将考试经济特科归并正科、改试策论等建议，由光绪帝顺应舆情，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张之洞、陈宝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也被基本采纳。戊戌期间清廷颁谕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即从科举考试的形式着手，引导士子改变空疏无用的文辞文体、崇尚实学，成为晚清科举制的重大改革。
1703079200
1703079201
作为晚清科举改革的重大举措，戊戌期间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诏令颁布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1898年6月，康有为在颐和园应召，面圣时直接将甲午中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八股误国。大受启发的光绪帝明确表态赞同，并补充道：“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此番君臣对话，八股直接被视为战败误国的罪魁，不久光绪帝便颁布了废除八股诏令，改科举兴学堂渐成朝野聚焦点。[82]此后科举改革的目标，是要将无用之学改为有用之学，以救亡图存、匡时济世。将有用之学纳入科举的途径，被确定为改试策论、改变考试场次，具体即改变考试内容和调整题型比例。
1703079202
1703079203
表1-1 戊戌期间光绪帝所颁科举改革谕令简表
1703079204
1703079205
1703079206
1703079207
1703079208
表1-1所列，俱为戊戌期间不到一个月内清廷相继所颁改科举的八道上谕。由于五月初五日的上谕，光绪仅宣布了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决定，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并未拟出详细章程，责成礼部妥议具奏，尚未制定出贯彻落实的成案。五月十八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督催礼部五日内将改试策论、分场考试章程办法迅速具奏。
1703079209
1703079210
恰在此时，张之洞、陈宝箴两人会奏妥议科举新章，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依据，将科举文体改革、考试内容变化以及科考程序的调整三者结合配套，其基本构想和各项具体内容均被清廷采纳。
1703079211
1703079212
张之洞、陈宝箴认为：“特是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若一切考试节目未能详酌妥善，则恐未必能遽收实效，而流弊亦不可不防。”废八股并非废四书、五经，改试策论若不为定式，恐界限过宽、杂乱无章，而“为文者必至漫无遵守，徒骋词华，行之日久，必至不读四书、五经原文，背道忘本。此则圣教兴废、中华安危之关，非细故也”。因此，科举文体改革应以不悖儒教，保留四书五经精义，并令士子向学，稳固统治为根本。
1703079213
1703079214
此时，西学经济的内容虽已并入乡会试，但尚未议及六科如何分考之法。“若非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则以科目升者偏重于词章，仍无以救迂陋无用之弊；以他途进者，自外于圣道，适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如何使实用与圣道相辅相成，便成为设计的关键。
1703079215
1703079216
为防新弊，具折者殚精竭虑，提出以下方法：（1）考试题型正其名为四书五经义，“以示复古”，文格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2）定题明确以四书五经原文，不得增减删改，也不得用其意而改其词，以免曲解或篡改本意。（3）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杜绝骈俪体与怪涩体。（4）征实鼓励引征史事、博采群书，只要不是离经叛道之语，皆可征引。凡是八股程式所不准用之禁忌，皆予蠲免。（5）对“闲邪”等离经叛道的言论“严加屏黜”。只要落实上述各条，“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83]
1703079217
1703079218
然而，如果仅仅改换考试内容，不对考试程序做出调整，仍不免倚轻倚重之弊，难以取得科举考试文体与内容改革的整体成效，故三场考试的顺序安排，直接关系到孰轻孰重的取向，安排必须合理有序。这样的考虑，仍然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
1703079219
1703079220
清代科举考试，自“顺治二年定为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各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然而，在实际进行中，本来不过顺序有别而非轻重有异的三场考试，由于应试士子太多，阅卷官多不能仔细阅卷，故咸同时，已有“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轻重，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力于四书文”之说。[84]可见考试场次的安排，对士子所学趋向的影响不容小觑。
1703079221
1703079222
张之洞等人认为：“文士之能讲实学、治古文者不多，改章之始，恐仅能稍变八股面目，仍不免以时文陈词滥调敷衍成篇。若主司仍以头场为重，则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仍然见遗，与变法之本意尚未相符；若主司厌其空疏陈腐，趋重二、三场，则首场又同虚设。其诡诞浮薄、务趋风气者，或又将邪诐之说解释四书五经，附会圣道，必至离经畔道、心术不端之士杂然并进，四书五经本义全失，圣道既微，世运愈否。其始则为惑世诬民之谈，其终必有犯上作乱之事，其流弊尤多，为祸尤烈。”[85]考试场次的调整，对转移学风趋向具有导向意义。
1703079223
1703079224
为了贯彻“体用一贯之法”，以达“中正而无弊”的目的，张、陈两人主张师法古贤，兼取朱熹救科举积弊“更须兼他科目取人”之法，以及欧阳修欲以策论救诗赋的主张，对应为“开特科经济六门”及“以中西经济救时文”。同时，遵循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原有乡会试科考三场先后顺序做前后调整，仿府、县考复试办法，第一场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为考试内容，称为“中学经济”；第二场以时务策五道，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为考题内容，“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第三场则以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出题，希望借此考试场次安排的更动调整，遴选出“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之才。
1703079225
1703079226
张之洞和陈宝箴认为，如果应试者通过三场考试而中式，一定具有博学纯正的素质。因为按照他们的设计，首场意在先取士子的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则着重在通才中寻求对义理与经典理解的纯正。所谓“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较之或偏重首场，或偏重二、三场，所得多矣”。按照这一构想，各场取进的比例，第一场以录取定额的十倍取之，二场以录取定额三倍取之，最后一场以三比一最终录取。能够闯过三关，即为精通中西学且宗旨纯正的人才。就理念而言，设计似乎确有不偏不倚的功用，既能改变仅以词章和经典背诵为标准取材之弊，亦可倡导鼓励士子积极趋向实学。
1703079227
1703079228
其实，通过更改科举场次和考试内容引导士子趋向实学，并非张、陈二人首创。冯桂芬在著名的《变科举议》中，已经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调整考试内容，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策论为第二场（主要考史学），古学为第三场（主要考诗文）。对乡试中三项考试成绩均为优秀者给予举人，两优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86]
1703079229
1703079230
此后，对于科考场次的调整，康有为进一步提出，既往科举“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而废八股、改试策论的用意，则以策论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问学”。[87]
1703079231
1703079232
张之洞和陈宝箴继承前人调整科考内容与场次顺序，以引导士子崇尚实学、改变空疏文风的思路，并加以进一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时势的要求。张、陈会奏获准，其建议实施虽因戊戌政变而一度停止，却为日后新政初期重开科举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1703079233
1703079234
由此可见，戊戌年由光绪帝批准的八道谕旨，包括了更改科举考试章程及书院改革、兴办学堂两个方面。与科举改革直接相关的内容为：（1）在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以策论取代四书文（八股）；（2）除八股文外，既往所试五言八韵诗也予以取消；（3）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前两条是从形式上改变文体束缚，后一条则是通过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引导士子重视时务及西学西艺，应试者若不能紧随时尚所趋，第一场开始就遭淘汰；但西学之用，应不悖中学之体，不弃修齐治平之根本，只有同时不废经学精义者，才能最终取中。这一设计可谓煞费苦心。
1703079235
1703079236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举改革的同时，清廷确定将兴办学堂与改革书院（即在书院教学中增设实学与时务的内容）作为培育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使甲午战后的科举改革，一开始就与学堂发展有了无法割裂的联系，则两者的优劣，有意无意被时人用于对比评议，而两者的实质差异，却常常被忽略和忘却，这对最终裁定科举命运的影响不容小觑。
1703079237
1703079238
根据张之洞等人的要求，乡会试之外，学政岁科试也应在考试内容及场次安排上相应地以此类推，即科举改章的范围，已包括了童试、乡试与会试的不同层面。由于院试均由学政出题，有人曾质疑各地学政自身的新学程度，能否把握西学精髓。张、陈两人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应不成问题：一是当时上海译编中外艺学、政学之书，不下数十种，有据可凭；二是科举闱场规则“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三是“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阅，尤非难事”，各省主考、学政年富力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掌握时务知识，胜任出题。[88]改变科考内容，考官可以胜任。
1703079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