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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建学堂。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科举收急效，所以待成材，学堂以幼成，所以求实学。惟学堂者所以变举国之风气，广天下之教育。兹事体大用宏，断非支节为之、方隅限之所能得益。即以创始为难，亦应于各省遍设一中学堂，而议整顿京师大学堂，另立专官以董理之，大要约有六事，以一广筹经费，每一省学堂至少有十万元方能敷用；二妥议章程，应参考西制，详定办法；三编定功课，应斟酌古今中外，详议以闻；四妥议教习，大抵政治、法律等学，宜用华人，格致、工艺等学，宜用西人；五资遣游历，学成之后，每学酌派数人游历欧美，助其资斧；六优予出路，应以小学堂卒业者比生员，中学大学卒业者比举人进士。仿日本法别设大学院，令进士入学其中，不加限制，俾其优游餍饫，以求深理，三年考成，比翰林。如此而人才不兴，治道不立者，未有之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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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刘坤一、张百熙等人的主张，看似科举学堂截然分途，其实已隐含过渡衔接之意，改科举只是应急和兼顾现状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即逐步走向学堂育才与求才一体化的形式。如此，则新政伊始，科举改革虽以恢复戊戌成案为起点，目标却不再限于科举本身的调整，而是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科举与学堂相表里”，促使抡才与培才两者结合，学堂与科举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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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8月29日，清廷相继颁布两道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正式宣布停止武科，文科举部分则须因时变通：“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136]上谕不仅重新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的大部分内容，即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遏止空疏无用的学风，而且较戊戌更进一步，明确所有与科考相关的考试，乃至吏部选录官员的考试，均一律废弃八股程式改用策论，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时事，以求真务实。只是上谕并未吸收张之洞等原奏关于乡会试三场分别录取发榜的建议，更改为“合校三场，以定去取”，对此后科举改章的效果似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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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清政权深恶痛绝，基本是一概骂倒，可是《清议报》所刊载的时论，也肯定废除八股之上谕，是“新学问新智慧”风行的起点，乃中国变法的曙光。由此可以预见中国的现在及将来。[137]与科举改章相适应，1901年9月14日上谕采纳了李端棻、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宣布：“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强调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教法之大义的同时，要求“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并希望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举办，在慎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卒业应如何选举鼓励方面，准备进一步“悉心酌议”，[138]表明清廷于新政伊始，便决意贯彻科举改革与促兴学堂并重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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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政务处、礼部会议出身办法，以使各级学堂相互衔接。[139]虽未将学堂学生纳入科举系统，但也考虑给予相应的出身，且未设置任何数额及比例的限制。取士以新学与旧学殊途同归，这是选材观念变化后，具体落实于学堂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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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省学堂受限于不同的基础和条件，未必能同时遍举，该折拟采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办法，要求先在各地省城设置学堂，“分斋督课”，其余则依据条件循序渐进，仿照科举考试的基本程序，由学政和督抚、京师大学堂分别主持考试，按成绩分别等第后由礼部奏派大臣考试，等待对学堂学生的录用。[140]如此，则科举改革与学堂兴办并重，在辛丑之后已成为既定国策，只是新旧学兼容并蓄，抡才与培才仍沿袭唐以来的传统分为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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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并重，本为培养与选拔人才相辅相成之正道，但在新政复行、时不我待的特定环境中，人们急于观验改革成效，急于拔擢匡时济世之才以救亡图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比较两者优劣，并以是否“有用”抑或“无用”于时进行简单化判断，对于此后科举的命运起到莫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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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壬寅、癸卯、甲辰科乡会试与科举改章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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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4年，由于《辛丑条约》规定部分地区禁试，以及科举改章两个重要事件，明清以来已成定例的科举童、乡、会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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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通乡会试事宜折》提出，因战乱影响，根据1900年刘坤一等督抚奏请，将辛丑、壬寅乡试恩正并科举行，会试归并壬寅年举行，已被允准。后来考虑到庚子年乡试如期举办的仅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其余十二省则于1902年（壬寅）举行，若于当年举行会试，“其未经乡试各省士子，未免向隅”。且经济特科原已批准定在会试前考试，恐准备不及。所以唯有将壬寅会试推后至癸卯年举行。至于借闱考试的地点，毗连直隶的河南较为适中。有鉴于上述，“所有顺天乡试，著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著于十月间举行。次年会试仍暂就河南贡院办理。其乡会试内外场各事宜，著礼部一并妥议具奏”。[141]按照这一变动，1903年（癸卯）将罕见地出现乡试、会试同年举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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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癸卯年的科举考试顺利进行，礼部行文各省，因本届顺天乡试借闱河南，为避免人满为患，规定凡南省贡、增各生，均着在各本省录科，乡试唯监生听其南北自便，不加限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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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闱河南给各地监生带来诸多不便，旅费亦大增。云南考生由云龙，壬寅年十一月下旬自姚安县启程，车船步行兼用，癸卯三月初抵开封，耗时3个多月，路途艰辛可想而知。[143]江苏考生由苏至豫，风雨兼程仍要2个多月才抵达，还需购置西学新书备考，所幸宾兴银两该科倍给，藩司补贴达90两之多，“寒士得此，不无小补”。[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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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礼部对借闱事宜提出方案，顺天贡院原有号舍16400多间，河南开封贡院只有14900多间，不敷之数由河南巡抚扩建。其余变通之处，主要是将原由顺天府操持的科举事务转移至河南藩司办理，巡抚监临，所需一切支出皆作正开销。[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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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与场次程序方面，1901年12月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将当年8月29日改科举上谕的主旨，具体化为各项可操作的内容，不仅对庚子年清廷宣布科举改革后的各场考试题型、复习参考范围、答题要求、各题型字数、书写范式予以明确规范，对考官选拔与阅卷标准、违纪惩处等亦均予以阐明。主要内容包括：[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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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场论题五道，顺天乡试及会试仍请钦命题目；各省乡试由考官拟出。”列出了改章首场中国政治及史事的出题范围（含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乾隆朝官修《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以及《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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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乡会试二、三场所考的内容和标准予以规定，各国政治部分即“以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推之格致、制造、声光电化诸学，亦宜研究入微、各求心得”。考虑到“边远省分风气尚未大开，翻译诸书亦未必流传悉遍，拟于近一二科考试，先以外国政治切于实用明白易解者命题，迨数年后振兴鼓舞造就有成，再由典试者酌度文风高下、由浅入深，俾士子有渐进之功，朝廷收得人之效”。第三场所考的四书五经义，强调出题与答题俱与既往有别，不出怪题偏题，对四书五经“均宜书写原文，不得删改增减及截搭虚缩，以免割裂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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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了改试策论的体裁和答题标准：“论策义体例，固应较八股文律从宽。惟考官衡文，亦不得不限以程式。头场五论，士子切题发挥，必须上下古今、指陈得失。策则每举一事，亦必穷原竟委，议论详明。总期各抒己见，不蹈空言。四书义、（五）经义尤宜朴实说理，参取讲义、经说之意阐发无遗。其厘正文体之法，均不得涂泽浮艳做骈俪体，钩章棘句做怪涩体。仍不准阑如周秦诸子谬论、释老二氏妄辩、异域方言、报刊琐语，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考官选刻魁卷、每场试艺，应择优刊刻，以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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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防止空疏的学风，革除科场积弊，对传统的科考程式做了以下五点重要改革：（1）对书写格式及审阅的一些环节做出调整，如答题时不仅无须再抄题，只写第几问，规定“此后策士命题，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即可书写全题”；（2）废除了既往的默写环节；（3）基于三场题型内容均有较大改动，考生答卷程式又较往时宽松，客观上难有合适人手大量誊写，为防止滋生新弊，裁撤了誊录对读；（4）对既往乡会试之磨勘过苛予以改革，“除有关弊窦及文理悖谬，剿袭雷同诸大端仍照例磨勘外，其稍有不谙例禁，无关紧要者，概从宽免”。（5）考官在考试后阅卷的甄别取录，不得仿从前以小楷定优劣。强调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殿试，也推及散馆、考差、优拔生朝考、中书、教习、誊录等考试，馆阁中若有需要拟应奉文字的职务，再专设加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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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来生童岁科两考，经古考否，由生童自愿选择，现更改为一律必考，且经古与正场并重，为论一篇、策一道。优贡、拔贡及其余乡会试复试（含宗室乡会试复试）、录科及考试汉教习，翻译会试头场均有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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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适应科举改章后考试内容的变化调整，必须广泛搜集储备各种新书，由礼部开单，要求两江、两湖、两广等督抚在该辖区内各书局提取所需书籍咨送到部。各地学堂所藏书籍，允许乡会试闱场随时调阅。对改章后参加典试的考官，则要求其“阅卷务当悉心评定，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时用者为准。倘仍有剿袭荒谬之文滥行入选，一经磨勘签出，定当从重议处，以为奉行不力者戒”。[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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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方面（共12条）规定，将新政开始后清廷改革科举的若干重要举措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和步骤，有利于庚子年科举改章的贯彻落实。其相关内容表明，就清代科举的历史而言，此次改革力度之大，空前未有。其特点至少有三：其一，乡会试首场与二场出题的范围与要求，体现了对西学与西政的接纳，以及期待学用结合的明确趋向；其二，改革范围由科举常科的各级考试（童、乡、会试与殿试），扩展至朝考、优贡、拔贡考试，散馆、考差、中书、教习、誊录等项，标志以科举改章为嚆矢，清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开始有较大变化；其三，摒弃以楷法定优劣，以文字较长短，要求答题应“各抒己见，不蹈空言”“指陈得失”，取士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时用者为准”，即以求实通达为学风转变的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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