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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关注到停考地区的反应，由于毗邻府县未有停考，部分停考地区士子确有群情激昂的情形：“安徽省婺源县去年亦有闹教情事，故此次亦在停试五年之列。近日绵宗师按临徽郡，将各县次第考试毕，惟婺源县停试，该县文武生童数千人咸抱不平，齐集府城，势甚汹汹，谓若不考试，婺邑决不许宗师起节而去云云。又湖南长沙府属衡州地方百姓，因闻将该府各属停止考试五年，众情哄动，行将揭竿事起，目下已聚集有四万余人，议定不日再行焚杀衡州各处教堂教士云。”[132]1901年11月，江苏学政考试通州文试后，遵旨停考武场。“各武童闻之大哗。纠约多人拥入贡院滋闹。”后经学政请示刘坤一，刘指示以违旨论，才渐趋平息。[133]所幸督抚们已有准备，故因停考而引起的波动并未对清廷造成严重威胁。只是一度以借停考之机发展学堂的建议被搁置，对此后的科举改革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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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政以戊戌科举改章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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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乱与《辛丑条约》的屈辱，使慈禧在颠沛流离中意识到不变法不足以应变局、救时艰，于西安行在便发布新政上谕，广泛搜求征集中外官员的变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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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第一折的建议，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力促之下，重新启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妥议科举新章原奏的内容，即重新恢复改试策论，且对考试三场的内容与次序进行调整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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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901年7月12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具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游学以育才兴学的四项建议。其中酌改文科的内容，首以恢复其与陈宝箴戊戌时“所奏变通科举奏旨允准之案酌办……不过原本旧章力求核实而已”。另有改革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可递减科举取士额，为学堂取士之额”的建议。[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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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的条陈，进一步将变通科举与广建学堂综合统筹，且有具体措施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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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通科举。……今国事日棘，欲救时艰，以求人才，有为荐举之所未赅，学堂之不及造者，则变科举其至要矣。应请略用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妥议科举新章原奏，于乡会试头场，（试）以本国政治及国朝掌故论五道；二场试以各国政学策五道，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以及种植、开采、制造、格致等学，许其自注专门应试；三场试以四书五经大义三篇，仍定为分场发榜递减人数之法。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或定例先试经古一场，如乡试头二场；再试四书五经大义，如乡会试第三场，皆可以例推之。至武科应改试枪炮，近年中外臣工条奏多以为言，大学士荣禄发端于前，湖广总督张之洞详议于后，于一切取人防弊之法，已属妥议周详。亦请饬下兵部，将光绪二十四年该部议复各大臣陈奏改试武科一折查照，酌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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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建学堂。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科举收急效，所以待成材，学堂以幼成，所以求实学。惟学堂者所以变举国之风气，广天下之教育。兹事体大用宏，断非支节为之、方隅限之所能得益。即以创始为难，亦应于各省遍设一中学堂，而议整顿京师大学堂，另立专官以董理之，大要约有六事，以一广筹经费，每一省学堂至少有十万元方能敷用；二妥议章程，应参考西制，详定办法；三编定功课，应斟酌古今中外，详议以闻；四妥议教习，大抵政治、法律等学，宜用华人，格致、工艺等学，宜用西人；五资遣游历，学成之后，每学酌派数人游历欧美，助其资斧；六优予出路，应以小学堂卒业者比生员，中学大学卒业者比举人进士。仿日本法别设大学院，令进士入学其中，不加限制，俾其优游餍饫，以求深理，三年考成，比翰林。如此而人才不兴，治道不立者，未有之也。[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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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刘坤一、张百熙等人的主张，看似科举学堂截然分途，其实已隐含过渡衔接之意，改科举只是应急和兼顾现状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即逐步走向学堂育才与求才一体化的形式。如此，则新政伊始，科举改革虽以恢复戊戌成案为起点，目标却不再限于科举本身的调整，而是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科举与学堂相表里”，促使抡才与培才两者结合，学堂与科举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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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8月29日，清廷相继颁布两道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正式宣布停止武科，文科举部分则须因时变通：“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136]上谕不仅重新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的大部分内容，即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遏止空疏无用的学风，而且较戊戌更进一步，明确所有与科考相关的考试，乃至吏部选录官员的考试，均一律废弃八股程式改用策论，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时事，以求真务实。只是上谕并未吸收张之洞等原奏关于乡会试三场分别录取发榜的建议，更改为“合校三场，以定去取”，对此后科举改章的效果似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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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清政权深恶痛绝，基本是一概骂倒，可是《清议报》所刊载的时论，也肯定废除八股之上谕，是“新学问新智慧”风行的起点，乃中国变法的曙光。由此可以预见中国的现在及将来。[137]与科举改章相适应，1901年9月14日上谕采纳了李端棻、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宣布：“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在强调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教法之大义的同时，要求“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并希望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举办，在慎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卒业应如何选举鼓励方面，准备进一步“悉心酌议”，[138]表明清廷于新政伊始，便决意贯彻科举改革与促兴学堂并重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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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政务处、礼部会议出身办法，以使各级学堂相互衔接。[139]虽未将学堂学生纳入科举系统，但也考虑给予相应的出身，且未设置任何数额及比例的限制。取士以新学与旧学殊途同归，这是选材观念变化后，具体落实于学堂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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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省学堂受限于不同的基础和条件，未必能同时遍举，该折拟采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办法，要求先在各地省城设置学堂，“分斋督课”，其余则依据条件循序渐进，仿照科举考试的基本程序，由学政和督抚、京师大学堂分别主持考试，按成绩分别等第后由礼部奏派大臣考试，等待对学堂学生的录用。[140]如此，则科举改革与学堂兴办并重，在辛丑之后已成为既定国策，只是新旧学兼容并蓄，抡才与培才仍沿袭唐以来的传统分为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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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并重，本为培养与选拔人才相辅相成之正道，但在新政复行、时不我待的特定环境中，人们急于观验改革成效，急于拔擢匡时济世之才以救亡图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比较两者优劣，并以是否“有用”抑或“无用”于时进行简单化判断，对于此后科举的命运起到莫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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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壬寅、癸卯、甲辰科乡会试与科举改章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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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4年，由于《辛丑条约》规定部分地区禁试，以及科举改章两个重要事件，明清以来已成定例的科举童、乡、会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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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1月《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通乡会试事宜折》提出，因战乱影响，根据1900年刘坤一等督抚奏请，将辛丑、壬寅乡试恩正并科举行，会试归并壬寅年举行，已被允准。后来考虑到庚子年乡试如期举办的仅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其余十二省则于1902年（壬寅）举行，若于当年举行会试，“其未经乡试各省士子，未免向隅”。且经济特科原已批准定在会试前考试，恐准备不及。所以唯有将壬寅会试推后至癸卯年举行。至于借闱考试的地点，毗连直隶的河南较为适中。有鉴于上述，“所有顺天乡试，著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著于十月间举行。次年会试仍暂就河南贡院办理。其乡会试内外场各事宜，著礼部一并妥议具奏”。[141]按照这一变动，1903年（癸卯）将罕见地出现乡试、会试同年举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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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癸卯年的科举考试顺利进行，礼部行文各省，因本届顺天乡试借闱河南，为避免人满为患，规定凡南省贡、增各生，均着在各本省录科，乡试唯监生听其南北自便，不加限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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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闱河南给各地监生带来诸多不便，旅费亦大增。云南考生由云龙，壬寅年十一月下旬自姚安县启程，车船步行兼用，癸卯三月初抵开封，耗时3个多月，路途艰辛可想而知。[143]江苏考生由苏至豫，风雨兼程仍要2个多月才抵达，还需购置西学新书备考，所幸宾兴银两该科倍给，藩司补贴达90两之多，“寒士得此，不无小补”。[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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