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79350
政府方面，礼部对借闱事宜提出方案，顺天贡院原有号舍16400多间，河南开封贡院只有14900多间，不敷之数由河南巡抚扩建。其余变通之处，主要是将原由顺天府操持的科举事务转移至河南藩司办理，巡抚监临，所需一切支出皆作正开销。[145]
1703079351
1703079352
考试内容与场次程序方面，1901年12月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将当年8月29日改科举上谕的主旨，具体化为各项可操作的内容，不仅对庚子年清廷宣布科举改革后的各场考试题型、复习参考范围、答题要求、各题型字数、书写范式予以明确规范，对考官选拔与阅卷标准、违纪惩处等亦均予以阐明。主要内容包括：[146]
1703079353
1703079354
1.“首场论题五道，顺天乡试及会试仍请钦命题目；各省乡试由考官拟出。”列出了改章首场中国政治及史事的出题范围（含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乾隆朝官修《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以及《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
1703079355
1703079356
2.对乡会试二、三场所考的内容和标准予以规定，各国政治部分即“以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推之格致、制造、声光电化诸学，亦宜研究入微、各求心得”。考虑到“边远省分风气尚未大开，翻译诸书亦未必流传悉遍，拟于近一二科考试，先以外国政治切于实用明白易解者命题，迨数年后振兴鼓舞造就有成，再由典试者酌度文风高下、由浅入深，俾士子有渐进之功，朝廷收得人之效”。第三场所考的四书五经义，强调出题与答题俱与既往有别，不出怪题偏题，对四书五经“均宜书写原文，不得删改增减及截搭虚缩，以免割裂圣经”。
1703079357
1703079358
3.提供了改试策论的体裁和答题标准：“论策义体例，固应较八股文律从宽。惟考官衡文，亦不得不限以程式。头场五论，士子切题发挥，必须上下古今、指陈得失。策则每举一事，亦必穷原竟委，议论详明。总期各抒己见，不蹈空言。四书义、（五）经义尤宜朴实说理，参取讲义、经说之意阐发无遗。其厘正文体之法，均不得涂泽浮艳做骈俪体，钩章棘句做怪涩体。仍不准阑如周秦诸子谬论、释老二氏妄辩、异域方言、报刊琐语，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考官选刻魁卷、每场试艺，应择优刊刻，以为标准。”
1703079359
1703079360
4.为防止空疏的学风，革除科场积弊，对传统的科考程式做了以下五点重要改革：（1）对书写格式及审阅的一些环节做出调整，如答题时不仅无须再抄题，只写第几问，规定“此后策士命题，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即可书写全题”；（2）废除了既往的默写环节；（3）基于三场题型内容均有较大改动，考生答卷程式又较往时宽松，客观上难有合适人手大量誊写，为防止滋生新弊，裁撤了誊录对读；（4）对既往乡会试之磨勘过苛予以改革，“除有关弊窦及文理悖谬，剿袭雷同诸大端仍照例磨勘外，其稍有不谙例禁，无关紧要者，概从宽免”。（5）考官在考试后阅卷的甄别取录，不得仿从前以小楷定优劣。强调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殿试，也推及散馆、考差、优拔生朝考、中书、教习、誊录等考试，馆阁中若有需要拟应奉文字的职务，再专设加试。
1703079361
1703079362
5.原来生童岁科两考，经古考否，由生童自愿选择，现更改为一律必考，且经古与正场并重，为论一篇、策一道。优贡、拔贡及其余乡会试复试（含宗室乡会试复试）、录科及考试汉教习，翻译会试头场均有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内容。
1703079363
1703079364
6.为适应科举改章后考试内容的变化调整，必须广泛搜集储备各种新书，由礼部开单，要求两江、两湖、两广等督抚在该辖区内各书局提取所需书籍咨送到部。各地学堂所藏书籍，允许乡会试闱场随时调阅。对改章后参加典试的考官，则要求其“阅卷务当悉心评定，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时用者为准。倘仍有剿袭荒谬之文滥行入选，一经磨勘签出，定当从重议处，以为奉行不力者戒”。[147]
1703079365
1703079366
上述六方面（共12条）规定，将新政开始后清廷改革科举的若干重要举措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和步骤，有利于庚子年科举改章的贯彻落实。其相关内容表明，就清代科举的历史而言，此次改革力度之大，空前未有。其特点至少有三：其一，乡会试首场与二场出题的范围与要求，体现了对西学与西政的接纳，以及期待学用结合的明确趋向；其二，改革范围由科举常科的各级考试（童、乡、会试与殿试），扩展至朝考、优贡、拔贡考试，散馆、考差、中书、教习、誊录等项，标志以科举改章为嚆矢，清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开始有较大变化；其三，摒弃以楷法定优劣，以文字较长短，要求答题应“各抒己见，不蹈空言”“指陈得失”，取士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时用者为准”，即以求实通达为学风转变的指征。
1703079367
1703079368
这些安排逐渐落实到各级科举考试中。时为湖北学政的王同愈，向清廷奏报科试情形：“计通省科试现已一律完竣……经古场内，试以经史算学，果有心得，仍从优奖拔，以励实学。”[148]
1703079369
1703079370
尽管清廷在科举改章方面有较大动作，但《辛丑条约》对科举考试仍产生了较大干扰。由于山西乃条约规定的禁试之地，两届乡试均为秦晋两省合闱。[149]府县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01年11月28日刘大鹏记：“今岁因洋夷之扰，晋省考试亦皆错乱。太原府属向在五、六月间岁考，顷闻十二月间才考，尚不准在省垣学院开棚，移到徐沟书院作考棚。太原府知府考试童生，亦不准在省，亦将考棚移在榆次书院……且不准凡诛洋夷之州县一切生童应试。共停二十余州县考试，九月考平定州，只考三处（平定、盂县、乐平乡）”。[150]最使士子们感到丧气的不仅是考试延期，更重要的是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自晋抚迎洋夷入晋以来，考试事遂停，太原府试童生期亦不闻矣。学台岁考大典亦不举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沮丧哉。”[151]
1703079371
1703079372
禁考不仅打乱了乡村士子们平静的生活和科考日程，也给寒贫之士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由于要长途跋涉赶考，有人不得不到处告贷，甚至有人因告贷无着而不能成行。刘大鹏记：“吾晋因戕洋夷，停考五年，遂将乡试事移于秦省，晋士苦于资斧缺乏，皆裹足不前，未闻晋省官吏筹划士子资斧，即有志观光之士，亦徒坐而自叹，无可如何也。”赴河南参加乡试的“山西士子不及二千”，[152]远不符应有之数。
1703079373
1703079374
福建的情况亦有类似，虽然该省不在停考名单之中，但关于是否停考的消息不断传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子们的应考计划。福建漳州府七县，除龙溪、海澄、诏安三县各有考生八九百人外，“其余各县文童生仅三四百名”。[153]福建闽县、侯官县童试，既往每届“报考者各有二千四、五百名，本届仅有一千三百余名，较之从前减去一倍也”。媒体推测其原因：“盖新政将开，八股将废，有志之士别有所营，不屑以此争长也”。[154]对于士子趋新取向的估计似乎十分乐观。
1703079375
1703079376
庚子年科举改章上谕颁布将近四个月之后，政务处与礼部才会奏确定改革的具体操作办法，举行乡试的时间已经临近，且因科举改章，往日的八股应试之书只能束之高阁，故采买时务书成为士子的大宗支出，占用了赶考的盘缠，许多人要靠借贷才能前往。福建应试士子，因此联名廪请府县官员派官轮解决赶考者的交通问题。[155]
1703079377
1703079378
科试展期与科举改章给士子应试带来不便，而趋新督抚希望借此推广学堂。1903年初，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展缓癸卯科乡试，或暂阙二三成中额，以为推广学校之方。下政务处会同礼部议。寻奏：该抚所请，意在鼓励学校，不为无见。本年恩科中额，拟请照旧。俟下届乡试，学堂办齐、成效大著，再行奏明办理。[156]清廷唯恐大乱之后再让士子惶恐不安，并未直接采纳上述建议。同时又肯定其发展方向，为日后的进一步改革预留空间。
1703079379
1703079380
随着新政初期科举改章的重新启动，作为科举初阶的童生试，考试内容与程序均有较大变化，各地官府及士子皆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山东青州某县，辛丑年正月中旬已试文童，十一月，知县崔焕文据改章后的科举要求“再试文童，以初改经义策论，应试者少至五百五十余人，正场榜亦全录，是为考试变法之始。癸卯府属各县考试，以府院试期迫，率在十二月，乐安尤晚。二十五日初复，甲辰正月六日二复，知府曹允源复试，原期于正月下旬，既而以院试期迫，改十六日正场，而补经古场于十七日（向章在正场前）。至期应试此场者，多至二千数百人。既点名偕入矣，以座不能容，复令诸安应试者出，改期再试，几酿事端。”[157]由辛丑县试应试者减少，到两年后府试考生增至“座不能容”，表明士子对科举改章经历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而各地落实改章显然有先后之别。亲历光绪壬寅、癸卯（1902、1903）河南县试和乡试的魏少游，谈及当年科举考试的改革：庚子年参加的县试还是一派科举旧章，共分为五场，第一场各作八股文两篇，五言六韵诗一首，命题均出自四书。第二场作四书文两篇，第三场作四书文一篇，第四场作五经文一篇，第五场只作短篇文一篇。“到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及各县院试，就废除了八股，考试策论、经义了”，“改试头场历史论五篇、二场时事策五篇、三场经义三篇”。[158]
1703079381
1703079382
因科举改章而出现的变动并非人人都能适应。就童试而言，与前述山东青州的情况迥异，山西大部分府县应试者明显减少，福建童生大多对改章后的试题答非所问。[159]
1703079383
1703079384
乡试方面，尽管1902年8月福建即被通知乡试，考官已确定，贡院也得到修葺，但因各种议论纷纷，以致不少准备应试的士子仍抱观望态度。[160]
1703079385
1703079386
曾参加浙江壬寅乡试的钟毓龙回忆：由于改试策论，“三场考对策，所问者为历史政治、制度沿革、利弊得失，大多数士子更为未尝梦见，非求教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头场史论五题，曾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制造及外国情形，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161]
1703079387
1703079388
考官们则是另一番感受。1902年11月，在河南开封担任乡试监考官的张人骏在致其子允言的信中说：“此次汴闱十分安静。点名时，士子（一万一千余人）皆鱼贯而入，绝无拥挤喧哗。头场申初即点毕，二三场不过一两点钟均已入场。据云，如此顺手，为历科所未有。”[162]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考生人数大大少于预期。根据前述顺天、开封贡院号舍数，应考者应在16000人以上，由于借闱造成的种种困难，实际应试者只有三分之二，场地及组织较为宽裕从容。其二，对科举前景感到担忧。考生预料此次乡试可能是他们科场生涯的结束，因而更加珍惜。
1703079389
1703079390
壬寅年汴闱乡试的安静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对于广大举子失去吸引力。其后经过一年准备，士子对科举改章有所适应，故癸卯年各地乡试人数明显增加。“杭省各学堂学生之应秋闱者，殊有争先恐后之概，致为文明中人所疵。且如并未考有科举者，甚或纳监报名而入，亦可谓急于热衷之尤。各堂斋舍大半已空，宜乎顽固政府咸谓科举之不可废也”。[163]该年福建实际与考人数为8000多名，比上年增多二成，竟大大出乎时人预料。[164]
1703079391
1703079392
因战乱影响而展期之故接连举行的科举考试，使人们切身感受到考试氛围的浓郁，以至于对科举仍存幻想者大有人在。广东南海县试时，知县裴景福在内场发布告示，“拳匪之乱，罪及八股，本士林一大冤狱。当轴宗匠洞悉源流，苦心调护，改用四书义，非废八股也”。[165]广东乡试揭晓后，“诸新孝廉往谒座师。正考官某一一语之曰：尔等以后八股工夫仍不可荒废，一、二年后必当再复云”。《新民丛报》对此大为感慨：“八股忠臣正复不少。”[166]
1703079393
1703079394
有报道称清廷例派各省乡试主考官时，慈禧闻“以江苏士子多唱自由平等之说，欲放一宗旨平正之主考，使之挽回风气。王中堂即以杨佩璋荐诸太后……当杨佩璋请训时，太后即谓之曰：‘此次文章，须取其不背圣经，不言新法者……一切去取，犹必汝作主。’”这一传闻，使人们对清廷改革科举的诚意颇有怀疑：“观此江南此科，一切所取，必皆不言新法者矣”。[167]
1703079395
1703079396
乡试之外，癸卯科会试也在河南举行。该科会试，系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正考官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孙以老成持重一向为慈禧赏识），副考官为徐会沣、荣庆、张英麟，还有同考官胡逢恩、恽毓鼎等11人。[168]据同考官王振声所记，该科三场试卷均由孙家鼐亲自出题并监刻，以示慎重而杜流弊，但改卷过程仍按既往规矩分房进行，清廷与正考官并未就改卷如何调整予以措置。[169]在科举改章，考试内容、场次均有变化之后，改卷程式与标准过于笼统宽泛，[170]改卷者知识结构尚未见明显调整，弃取标准如何落实？
1703079397
1703079398
因为癸卯年乡试与会试同年举行，湖南乡试副考官吕珮芬所记不无参考：其曾听有人私下闲聊时议及，张之洞“阅特科之卷，其不取者有三：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均不入选。众皆服其宗旨之正”。[171]特科如此，乡试、会试自然难逾其轨，即不偏不倚的试卷更易为考官青睐。
1703079399
[
上一页 ]
[ :1.703079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