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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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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一波三折的经济特科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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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复行后，庚子年酝酿科举改章的同时，清廷为表明变法求才的决心，将搁置多年的经济特科重新提上日程。经济特科的奏准与开考，乃晚清科举改革朝野关注之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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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戊戌变法期间，严修所奏开经济特科的建议已经获准，然因“百日维新”夭折，经济特科并未举行。1901年6月3日，为了纾缓《辛丑条约》若干地区禁试所带来的紧张，清廷颁布了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的懿旨：“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择才的标准确定为“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程序方面，要求各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抚、学政，为应试者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著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耐人寻味的是，该懿旨有意强调破格求才问题上帝后态度的一致，表明清廷对经济特科的重视与期待，试图化解戊戌后朝臣疆吏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依违两可，以免动辄得咎的忐忑：“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望贤才之辅治。尔诸臣当详加延揽，各举所知，共济艰难，以维邦本。使中兴人才之盛，再见于今，则深宫所祷祀求之者也。”[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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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阐明旨意，加之政务处的督催，群臣不仅消除了顾虑，而且竞相表现，陆续推荐者达四百多人，以至保荐过滥，为当政始料未及。御史周树模以保荐太滥，特上条陈，指在京各大臣所保人员多为部曹京官，“而举贡生监以及布衣，寥寥无几”。特科之设，原为求取真才，许多潜心中外政事之才，或因家道贫寒，“欲展经济而未得其路”，清廷开设此科，并非为专考京官，“既已服官，无论何署，均自有可见经济之处，岂必俟一考哉。拟请将所有列保之京官，照翰詹大考例，其优等者予以不次超擢，其不取者不仅处分原保大臣，即将该员严议，其举贡等不在此例。为是严定章程，庶可有裨实用”。[186]要求被保者先在吏部考试，严加淘汰。所奏未获允准。[187]原因是与周树模上奏的同时，御史陈秉崧也有条陈指经济特科保荐过滥，清廷采纳其建议，并已为此专拟一道谕旨，要求朝臣保荐务必求实，倘若所保非人，则保举者须负相应责任。[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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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官场夤缘滥保的乱象，清廷不得不撤销有滥保嫌疑者，借以惩戒。1903年1月20日“谕内阁……近来京卿纷纷奏保……此端一开，必至漫无限制。隆恩所保著毋庸议，并将太常寺少卿李擢英前保，一并撤销”。[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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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有人私下传出消息，可与上谕的意思相互印证：“此次特科当三月间时本有罢而不举之意。嗣因既奉明诏举行，若竟罢废，又非政体；惟以人数太多，将来无从位置。近日政府之意，拟考取后赏给编检、中书各衔，庶不至开躁进之风，亦不至有乖朝廷求才之本意。目下保荐各员因无甚好处，故多不愿应考，此投到者不踊跃之原因也。”[190]可见，各级官员的担心并非无因，清廷进退维谷之间，已流露出敷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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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报考的实际人数，各说不一，《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被保荐者370余人，实际报到者122人，[191]一说最终报考者共193人，江苏至48人之多，点名时有1人未到。[192]据考生许宝蘅见闻，最初报到的确实只有120余人，但1903年7月10日正式开考时，则增至180余人，报考者中湖南人最多。[193]张之洞主持阅卷，见一考生试卷中有卢梭二字，已被另一阅卷大臣评列一等，张极不满，径黜之，批词中有“奈何”字样。出榜后，“某君自吟曰：‘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考试用卢梭’”。报道称：“盖卢梭主张民权者，故斥之”。[194]可见张之洞作为科举改革的主持者，对西学的态度亦只限于“有用”之内容，对涉及西学之本的自由平等学说，往往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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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考试的考题为：（1）大戴礼保保其身体，传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2）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如此出题，在表现出融通新旧中西之意图的同时，自然助长了附会中西的风气。而特科阅卷，“满汉大臣多不愿列名，多有请假者”。[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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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试卷验收官记，张之洞复勘试卷后（张为总阅卷大臣），初拟一等48人，二等79人，备取59人。[196]据《新民丛报》报道，此次特科，太后本拟徇张之洞之请而从宽取录，但据说先是樊增祥在召见时“痛诋此次经济特科，多系新党，万不可收用，以为异日之患”，继之吴逢甲具折奏参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为革命党，并指控梁士诒为梁启超的胞侄，其后魏光焘又“叠电奏两次历指所取之某某等为革命党，与上海通同一气”，所以，最后所取之卷，“太后亲自拆阅，即将所有被参之名概行撤去”。[197]这一传闻难以确证，不过，围绕经济特科的人员推荐和考试取录，朝中明争暗斗，波涛汹涌，为了平息纷争，避免贻笑大方，慈禧亲自过问并最终敲定人选，合乎情理及其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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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式枚对人谈起经济特科成效不彰的原因乃“太后之意，不喜新学，而经济特科皆言新学者”，因头场录取超过百人，故复试后大加淘汰。于氏本人曾上奏建议对“举而不应者宜悉存记其名，以备异日因材器使之用；其试而不录者，宜优以礼文，赐束帛而遣之。政府不可其议，遂格”。[198]可见特科虽开，当道敷衍之意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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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8月2日，经济特科取录一等袁嘉谷等九名，二等冯善徵等十八名，考取者引见并授职，详情参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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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表可见，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者确如言官所说，已服官者居三分之二，举贡生监仅占三分之一。至于引见后的安排，与历科进士相比，对经济特科人才并无特殊优待，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相比，其拔擢程度也没有显示出优势，令人感觉不到多少“破格”优待的意思（将表1-2所列取录者考前的身份，与其引见后拔擢的情况对应比勘，便一目了然），连癸卯乡试考官吕珮芬闻之亦坦言“录用均不优异”。[199]对比此前朝野上下一片破格求才的呼声，以及举国对于设经济特科以改变科举学非所用状况的期待，录用结果反差极大。而且，所谓特科即非常科，开科时间不定，何时举行，以何种名目及什么条件举行，基本以当政者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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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的开设及举行，对于那些期待清廷呼应改革的人士而言，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而对于科举制改革而言，并不具备推广应用的现实性与持续性。由于此次经济特科对应试资格的规定过于狭隘，限制相对严格，更有诸多官场倾轧等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使人望而却步。因此，很难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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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经济特科引见考取人员所授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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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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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老树难以接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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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特科已获准开科却尚未开考期间，增广科目以推进科举改革的建议仍不断呈报清廷。1901年，袁世凯奏请“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该折奉旨留中。[200]同年10月，都察院兵科给事中徐士佳奏请顺天乡会试，“增设兼通洋文中额，以广造就，而应急需”。其具体办法是：“凡应试士子有兼通洋文者，于试前一月由外务部出示，招考该生，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将兼通何国文字先期由该部定期考试，点名时出结……酌照大考同文馆学生之法，当堂考试弥封试卷”，名曰译生。[201]此奏实际上是继经济特科之后，提出另一改革方案，即通过在常科会试增设“译生”名额，拓展取才途径，逐步改变科举考试单凭文字诗赋经义取才的定式思维，解决翻译人才急需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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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部门奉旨议复，竟然怀疑徐士佳动机不纯：“该御史请定洋文中额，恐中学未深，粗通洋文，借此希图幸获，所请应毋庸议。至举人有通习洋文者，拟请于每届会试场后，报明礼部，如未中式，即将此项举人，咨送外务部扃试录用。庶中学译学，两无偏废。依议行。”[202]清廷的答复，否决了增设译生的呈请，不准在科考之中给予此类考生以对口检测而获得出身的机会，只是应允有外语特长的举人，在会试之后可报呈礼部，未中进士者即送外务部考试录用。对于考生，是用其所长而对出身方面不予优惠，对于科举，则是不给西文以专门科目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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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徐士佳请增译生中额之后，御史陈庆桂亦想借经济特科开科取士的东风，促使清廷在纳学堂于科举方面更进一步，其《奏请慎择出使随员折》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也许基于经济特科引发清廷内部政争的前车之鉴，政务处否决了这一提议，并在议复时强调：“现在科举改章，专重时务。京师复奏设仕学馆，讲求内政外交之学。数年以后，自不乏可用之才。若再另设特科，转致纷歧。出使保奖，本有限制，各该员远涉重洋，同系奉差，若分别异常寻常，似不足以示鼓励。所请均毋庸议”。清廷同意了政务处的意见，否决了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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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统治者对在科举制框架内增设西学实学中额的建议屡次明确拒绝，而趋新人士翘首以待的经济特科考试与引见，并未给予特别优待；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虽在各级科举考试中有所贯彻，可是科举文体的改变，并非朝夕之功。士子们在经年累月的八股文风浸润下，思维习惯与表述方式已成定式，要想改变，诚非易事。科举文体一向偏重测试对词章、经义的理解思考，即使是策论，也以问答形式为主。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和声光电化的实验，单靠自学难以完成西学的系统学习，以策论的方式能否展示和测试学生西学的程度，也颇可质疑。按照恽毓鼎阅卷的体会，载道之文很难担负实学之体。而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这一切，最终彻底堵死了学堂与科举之间沟通融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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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科举考试冲击学堂教育、干扰学堂发展的消息频繁传来，利弊相权，通过科举制度自身更新的尝试，由于经济特科的举办以虎头蛇尾告终，以及徐士佳请增设译生中额、陈庆桂设立外交特科的再度受挫，新科举文体等可以表现西学实学内容的适当形式未能及时创制，而不复被人们所期待。要想摆脱困境，唯有另辟蹊径，彻底改弦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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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已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科第之不得人，咎在有科无目”。[204]这是当时趋新人士的共识，其学理依据其实是中国的通学通才不敌西洋的分科专才。因此，增广科目，讲求实学，拓宽取才途经，便成为历来议改科举的重要取向。道光中叶以来至光绪末年，议改科举的诸多奏章异曲同工，无论广科目还是开新科，均旨在科举能够面向实际，接纳实学乃至西学，通过变革实现取才标准多样化，使培才与抡才适应社会需求，以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205]然而，由于甲午战前的此类建议往往过于抽象空泛，着力于阐述调整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新旧人才标准如何调适，具体程序怎样安排，未能细致列举；而且各种方案的提出，间隔时间较长，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讨论与决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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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等机构观念严重滞后，思想与行为过于保守，恪守夷夏之大防，不愿改变成法，屡屡阻挠变制。“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206]即使是比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虽然后期参加了若干次设科议论，并对诬蔑新学的言行有所辩驳，但鉴于反对势力强大，而推广各种洋务更为迫切，最终放弃在旧体制内调整改造科举的努力，采取等待的姿态。所谓“遣使一层，恐有难再缓之势。而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必应先议现在办法”。[207]执政者的决策与制度变革的现实要求未能同步合拍，使得科举制失去了内部逐渐更新的可能，错过了老树接新枝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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