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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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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老树难以接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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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特科已获准开科却尚未开考期间，增广科目以推进科举改革的建议仍不断呈报清廷。1901年，袁世凯奏请“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该折奉旨留中。[200]同年10月，都察院兵科给事中徐士佳奏请顺天乡会试，“增设兼通洋文中额，以广造就，而应急需”。其具体办法是：“凡应试士子有兼通洋文者，于试前一月由外务部出示，招考该生，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将兼通何国文字先期由该部定期考试，点名时出结……酌照大考同文馆学生之法，当堂考试弥封试卷”，名曰译生。[201]此奏实际上是继经济特科之后，提出另一改革方案，即通过在常科会试增设“译生”名额，拓展取才途径，逐步改变科举考试单凭文字诗赋经义取才的定式思维，解决翻译人才急需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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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部门奉旨议复，竟然怀疑徐士佳动机不纯：“该御史请定洋文中额，恐中学未深，粗通洋文，借此希图幸获，所请应毋庸议。至举人有通习洋文者，拟请于每届会试场后，报明礼部，如未中式，即将此项举人，咨送外务部扃试录用。庶中学译学，两无偏废。依议行。”[202]清廷的答复，否决了增设译生的呈请，不准在科考之中给予此类考生以对口检测而获得出身的机会，只是应允有外语特长的举人，在会试之后可报呈礼部，未中进士者即送外务部考试录用。对于考生，是用其所长而对出身方面不予优惠，对于科举，则是不给西文以专门科目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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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徐士佳请增译生中额之后，御史陈庆桂亦想借经济特科开科取士的东风，促使清廷在纳学堂于科举方面更进一步，其《奏请慎择出使随员折》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也许基于经济特科引发清廷内部政争的前车之鉴，政务处否决了这一提议，并在议复时强调：“现在科举改章，专重时务。京师复奏设仕学馆，讲求内政外交之学。数年以后，自不乏可用之才。若再另设特科，转致纷歧。出使保奖，本有限制，各该员远涉重洋，同系奉差，若分别异常寻常，似不足以示鼓励。所请均毋庸议”。清廷同意了政务处的意见，否决了设置外交特科的建议。[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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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统治者对在科举制框架内增设西学实学中额的建议屡次明确拒绝，而趋新人士翘首以待的经济特科考试与引见，并未给予特别优待；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虽在各级科举考试中有所贯彻，可是科举文体的改变，并非朝夕之功。士子们在经年累月的八股文风浸润下，思维习惯与表述方式已成定式，要想改变，诚非易事。科举文体一向偏重测试对词章、经义的理解思考，即使是策论，也以问答形式为主。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和声光电化的实验，单靠自学难以完成西学的系统学习，以策论的方式能否展示和测试学生西学的程度，也颇可质疑。按照恽毓鼎阅卷的体会，载道之文很难担负实学之体。而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这一切，最终彻底堵死了学堂与科举之间沟通融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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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科举考试冲击学堂教育、干扰学堂发展的消息频繁传来，利弊相权，通过科举制度自身更新的尝试，由于经济特科的举办以虎头蛇尾告终，以及徐士佳请增设译生中额、陈庆桂设立外交特科的再度受挫，新科举文体等可以表现西学实学内容的适当形式未能及时创制，而不复被人们所期待。要想摆脱困境，唯有另辟蹊径，彻底改弦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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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已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科第之不得人，咎在有科无目”。[204]这是当时趋新人士的共识，其学理依据其实是中国的通学通才不敌西洋的分科专才。因此，增广科目，讲求实学，拓宽取才途经，便成为历来议改科举的重要取向。道光中叶以来至光绪末年，议改科举的诸多奏章异曲同工，无论广科目还是开新科，均旨在科举能够面向实际，接纳实学乃至西学，通过变革实现取才标准多样化，使培才与抡才适应社会需求，以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205]然而，由于甲午战前的此类建议往往过于抽象空泛，着力于阐述调整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新旧人才标准如何调适，具体程序怎样安排，未能细致列举；而且各种方案的提出，间隔时间较长，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讨论与决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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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等机构观念严重滞后，思想与行为过于保守，恪守夷夏之大防，不愿改变成法，屡屡阻挠变制。“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206]即使是比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虽然后期参加了若干次设科议论，并对诬蔑新学的言行有所辩驳，但鉴于反对势力强大，而推广各种洋务更为迫切，最终放弃在旧体制内调整改造科举的努力，采取等待的姿态。所谓“遣使一层，恐有难再缓之势。而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必应先议现在办法”。[207]执政者的决策与制度变革的现实要求未能同步合拍，使得科举制失去了内部逐渐更新的可能，错过了老树接新枝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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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降，在朝臣疆吏多方呼吁及不断上奏之下，西学与实学仍然始终未能纳入科目，这在当时被视为炙手可热的权臣看来，也十分费解。李鸿章曾于1875年2月致函刘秉璋，谈及自己设算学与时务科的建议均被否定，感到迷茫与悲哀，并表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其执迷不悟，吾则既言之，无可驳也。”“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明知当世人才不能准行，亦断不能办到，但既灼见真知，亦须留此空言，以待后之作者”。[208]李鸿章也许不曾想到，他所等待的“后之作者”，竟需耗费整整22年，才有姗姗来迟的经济特科开科考试。而且一科之后，便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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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经济特科并不意味着科举改革步入顺势。如果说甲午战前清廷对增广科目的态度是基本否决，戊戌则虽决而滞行，并一度中止。新政初期勉强行之，成效未著。出师不利，难以为继。鉴于自1842年以来以增开实学、融合西学的改革取向屡屡遭受挫折，千年的科举老树始终嫁接不上西学的新枝，人们开始萌生另辟蹊径的念头。如张之洞力主全面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会试场次安排及考题范围上力图融合中西。[209]而张謇则持不同观点，认为科举难以包容西学与实学的内容，“与其主策论、制艺而翻腾于其中，不若摒策论、制艺而消息于其外”。[210]他们虽未完全放弃变科举的幻想，却不再专注于这一点，同时提出了科考减额，多设学堂和奖励出身等方案，企图让学堂与科举平分秋色，两全其美，从而化解科举与西学的矛盾冲突，最终将学堂与科举并为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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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议改科举，可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从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50多年间，虽不断有人提出改科举增实科的建议，均未能通过朝议，付诸实行。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为时势所迫，科举改革进入尝试阶段，改革途径与主要内容，一是严修开经济特科的建议被采纳且付诸实行，只是过程拖沓冗长，加上政争纷扰，效果不佳；二是由康梁等人所推动的废八股改试策论，因百日维新失败而曲折反复，新政初期重新采纳，尚未彰显成效，缺乏后续动力；三是戊戌变法时发布的改书院为学堂谕令，有可能朝着培才与抡才一体的方向发展，省城相对落实较快，而府厅州县受制于条件，师资与经费的困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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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措施逐步落实以至成效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推广学堂过程中又出现了科举与学堂并存竞争的矛盾，自戊戌后改科举的种种举措不断受到困扰。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禁考，朝野上下大受刺激，迅速改变积弱不振成为社会共识，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使人们迫切期待通过改革迅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官民普遍对改革成效缓不济急的迫切期待，给予清廷巨大压力，导致庚子之后的科举改革，不再固守于内容变换及程式调整，而是重新考虑既往已被提出的激进方式，不断推出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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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午战争对中国朝野震动巨大，有识之士皆有亡国之虞。朱德裳：《癸卯日记》，《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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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举停废百年之际，有论者以惋惜之情追缅这一历时千余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甚至责怪当年的决策者操之过急。其实，科举改革取向的争议，尤其是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采取彻底否定科举的方式。自道光中叶至新政初期（1842—1905）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议改科举多以保存科举为主旨，在此前提下，以将新增实学科目纳入科举考试为基本方向。换言之，当时人们的初衷并非停废科举，而是经过充实调整改造，兼容实学乃至西学，使之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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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晚清朝野关于科举改革的议论颇多，但私言与朝议，不惟性质截然不同，作用更难以相提并论。就对决策的影响而言，奏章建议较能引起重视与思考，故本章侧重于道光以来清廷有关科举的正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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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议改科举到立停科举的60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变化的不同阶段，追溯各种议改科举方案出现的背景，考察不同文本的内涵及持论者的本意，了解朝野上下的态度和未能实行的语境，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与制度变革艰巨曲折的认识。尤其是开经济特科后，科举仍然未能有效地以增开科目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由此可对科举停废有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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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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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爽：《唐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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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乾隆官修《清朝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0—2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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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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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祁奏折的时间，有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等三种不同说法，根据奏章内容判断，应为道光二十二年，即任两广总督的次年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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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71，列传158，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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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推广文武科试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6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之8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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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万国公报》第2册，第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