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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朱卷集成》内收录的癸卯会试闱墨，证实了上述宗旨已贯彻落实。例如该科会试关于游学如何能有益无损的策论中，考生金兆丰认为游学者的年龄、经历与学识基础，直接关乎游学成效。因此以聪颖、志趣纯正为游学生选材标准至关重要，以“培德育为上，长智育次之，而究之以端学术界之宗旨为游学者之准的，而后可以言无损而有益”。[172]考生王寿彭主张严格考选“凡出洋游学者，必其先通中学而后可。盖中学通则心有所主，不至逐末而忘本矣”。其次则在节费、奖出身、限年例方面予以明确规范。[173]浙江宁波考生夏启瑞则强调：“使不通中学之性理而徒惊西学之智巧，是犹数典而忘其祖，驯至不中不西，其不为外人讪笑者几希。……故必正人心以广学术，广学术以储人才，储人才以图自强，然后可以得西学之利而不受西学之弊。”[174]由于取中的考生所留闱墨，显然已经过筛选淘汰，未被录取的大部分考生试卷无法得见，改试策论后士子们的总体适应情况和程度，只能通过考官阅卷的感受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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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考官日记只记阅卷数量及考试程序不同，钦定癸卯科会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恽毓鼎记录了自己阅卷的感想：“导士以实学，则读书者多；导士以词章，则能文者众”。其后对改章的情况颇有感慨：“钦命题：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故为政在人，教人以身义。化而裁之为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义。各房两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西学发策之弊，一至于此！以此知二场西策之法断乎其不可行也。”在他看来，改策论以试西学是失败之举，其结果不仅欺师灭祖，且导致以西学否定中学。故“枕上思之，不胜愤懑”。[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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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癸卯会试试卷所反映的情况看，一些士子对西学的了解仍十分肤浅，误解颇多。例如在对西方各国富强原因的问策中，考生田毓璠认为，“中国立国以礼，而各国立国以法，所谓专制政体、立宪政体是也”。随后的论述则表明其对专制与立宪的区别以及其利弊的阐释含混模糊：“中国立国以礼，有礼必有让，所以致天下之平也；各国立国以法，言法必言权，所以导天下之争也。平则不争，争则不平，今争富富矣，争强强矣，富强有止而争不止，搏搏大地，长此安穷？吾又焉知夫今之收效于一时者，而果能立国于不敝也哉！”[176]该考生的回答对西学西政的了解仅限于零散皮毛，显然是为应试而格义附会。故有考生在答卷时指出，随中学与西学的此消彼长，引进学堂的西学，必然出现被科考与浮躁世风诱导下的变异趋势：“今日西学有必兴之势，中学有将晦之忧。……夫西学非可异，可异者习西学而忘中学，甚者且将反攻中学焉，岂中学之误，利禄之见误之也，且今之所谓西学仍利禄之，徒使然声光化电知之乎？各国文言知之乎？立国精神知之乎？军民质性知之乎？举无一知，犹觍然曰是西学也，亦适成为求利禄之西学而已。”[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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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根据所阅多省会试卷反映的趋向，看到了考试场次调整的利弊，认为科举改革会试三场程序的调整，仍为败笔：“近来西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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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的感受恰好印证了张之洞此前的担心。戊戌年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中，在设计“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时，强调的是必须同时“层递取之”，即按各场成绩分别发榜。头场考试后，以大约十分之一的中额录取，“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第二场则以三分之一的录取额再进行淘汰，然后进入第三场。这样做不仅强调了新学为朝廷提倡的趋向，促使士子通达时务、研习新学，而且将大大减轻后两场阅卷的负担，所谓“分场发榜，则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179]即士子若连过两关，倘旧学无根底，亦不能金榜题名，一言以蔽之，不趋时务之新，即无登进机会；不守中学之本，最终难获出身。张之洞曾出任湖北、四川学政，洞悉各种科场之弊。其后上谕为何没有采纳这一重要建议，仍要求“合校三场，以定去取”，目前未见相关说明。[180]然就客观效果而言，三场合校，对考生而言则可以取巧，避免了旧学根底扎实的士子在一、二场考试发挥失常立遭淘汰出局的结果，给倡兴西学与时务后，未能快速跟进的士子予缓冲，避免矫枉过正，但确会对阅卷者造成心理压力，出现恽毓鼎所述情况，而使科举改章后的效果被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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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场考试程序调整的效果有质疑者不乏其人。1903年1月中旬，御史杨士燮专折奏请变通科举新章，认为头场改试五论，对于认真应试者“实患忽迫”，请于头场试题中出五经论一篇、本朝掌故一篇，“意在尊重经术”，防止偏重西学。给事中熙麟则具折要求乡会试仍用誊录，内廉监试请派京堂科道。换言之，两折均针对政务处、礼部会奏的科举改章12条。政务处在议复时申辩：乡会试三场考试次序虽有变化，但考官必须合校三场试卷才能定弃取，并无偏重之弊。四书五经义虽置于第三场，考生若前两场顺利过关，第三场无法通过仍将前功尽弃。故第三场“实寓始求博通，终归纯正之意”。考官如能“悉心披阅，合校三场，秉公去取，自不致启重末轻本之渐。易义为论，似属无甚区别”。政务处强调，“改章伊始，甫行一科，遽行纷更，殊非正体。该御史所请试题移改之处，应请无庸置议”。抡才大典不宜朝令夕改。对熙麟要求不废誊录，政务处回复此乃刘坤一、张之洞的主张，只是试办而已，且该年乡试尚未见流弊，会试亦暂试行。今后是否恢复誊录，礼部可根据实际情形再行具奏。[181]这些情况表明，即使清廷已下决心，科举改章仍有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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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恽毓鼎对科举改章后拔擢人才的不信任也并非个例。军机大臣鹿传霖与王文韶，竟利用职权之便，对癸卯科新进士录用上下其手，以至于被录用为庶常的61人中，前10名亦有未入选者。癸卯会试考官之一的荣庆，为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结局深为内疚。[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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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科举改章，由于重视经济、经史和西学，士子备考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引导士子崇尚西学的设想大致可以实现；而置于第三场的四书五经义，在应试者“草草了事”和阅卷者“稍予宽容”的交相作用下，必然导致张之洞等人精心谋划的三场并重，以求“精通中西学且宗旨纯正之人才”的初衷难以贯彻。趋新者仍然心有不甘，守成者却已难容忍，顾此失彼，进退失据，难求两全。科举改章，因自祁以来长达60年以增科目方式为老树接新枝争执不下，拆旧房建新屋便成为情非得已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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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癸卯科乡会试外，因慈禧七旬庆寿增开的甲辰恩科会试，亦给士子增多了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原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则顺延归并到丙午、丁未科举行。[183]由于1905年（丙午年）9月袁世凯等奏准立停科举，丙午、丁未乡会试均未举行，甲辰恩科会试便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会试。该科会试，钦点正考官裕德，张百熙、陆润庠、戴鸿慈为副考官，同考官吴荫培、刘廷琛等18人，[184]与癸卯会试相比，考官趋新程度似乎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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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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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一波三折的经济特科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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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复行后，庚子年酝酿科举改章的同时，清廷为表明变法求才的决心，将搁置多年的经济特科重新提上日程。经济特科的奏准与开考，乃晚清科举改革朝野关注之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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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戊戌变法期间，严修所奏开经济特科的建议已经获准，然因“百日维新”夭折，经济特科并未举行。1901年6月3日，为了纾缓《辛丑条约》若干地区禁试所带来的紧张，清廷颁布了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的懿旨：“照博学鸿词科例，开经济特科，于本届会试前举行。”择才的标准确定为“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程序方面，要求各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抚、学政，为应试者出具考语，即行保荐。并著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耐人寻味的是，该懿旨有意强调破格求才问题上帝后态度的一致，表明清廷对经济特科的重视与期待，试图化解戊戌后朝臣疆吏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依违两可，以免动辄得咎的忐忑：“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望贤才之辅治。尔诸臣当详加延揽，各举所知，共济艰难，以维邦本。使中兴人才之盛，再见于今，则深宫所祷祀求之者也。”[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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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阐明旨意，加之政务处的督催，群臣不仅消除了顾虑，而且竞相表现，陆续推荐者达四百多人，以至保荐过滥，为当政始料未及。御史周树模以保荐太滥，特上条陈，指在京各大臣所保人员多为部曹京官，“而举贡生监以及布衣，寥寥无几”。特科之设，原为求取真才，许多潜心中外政事之才，或因家道贫寒，“欲展经济而未得其路”，清廷开设此科，并非为专考京官，“既已服官，无论何署，均自有可见经济之处，岂必俟一考哉。拟请将所有列保之京官，照翰詹大考例，其优等者予以不次超擢，其不取者不仅处分原保大臣，即将该员严议，其举贡等不在此例。为是严定章程，庶可有裨实用”。[186]要求被保者先在吏部考试，严加淘汰。所奏未获允准。[187]原因是与周树模上奏的同时，御史陈秉崧也有条陈指经济特科保荐过滥，清廷采纳其建议，并已为此专拟一道谕旨，要求朝臣保荐务必求实，倘若所保非人，则保举者须负相应责任。[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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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官场夤缘滥保的乱象，清廷不得不撤销有滥保嫌疑者，借以惩戒。1903年1月20日“谕内阁……近来京卿纷纷奏保……此端一开，必至漫无限制。隆恩所保著毋庸议，并将太常寺少卿李擢英前保，一并撤销”。[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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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有人私下传出消息，可与上谕的意思相互印证：“此次特科当三月间时本有罢而不举之意。嗣因既奉明诏举行，若竟罢废，又非政体；惟以人数太多，将来无从位置。近日政府之意，拟考取后赏给编检、中书各衔，庶不至开躁进之风，亦不至有乖朝廷求才之本意。目下保荐各员因无甚好处，故多不愿应考，此投到者不踊跃之原因也。”[190]可见，各级官员的担心并非无因，清廷进退维谷之间，已流露出敷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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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报考的实际人数，各说不一，《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被保荐者370余人，实际报到者122人，[191]一说最终报考者共193人，江苏至48人之多，点名时有1人未到。[192]据考生许宝蘅见闻，最初报到的确实只有120余人，但1903年7月10日正式开考时，则增至180余人，报考者中湖南人最多。[193]张之洞主持阅卷，见一考生试卷中有卢梭二字，已被另一阅卷大臣评列一等，张极不满，径黜之，批词中有“奈何”字样。出榜后，“某君自吟曰：‘博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考试用卢梭’”。报道称：“盖卢梭主张民权者，故斥之”。[194]可见张之洞作为科举改革的主持者，对西学的态度亦只限于“有用”之内容，对涉及西学之本的自由平等学说，往往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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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考试的考题为：（1）大戴礼保保其身体，传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2）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如此出题，在表现出融通新旧中西之意图的同时，自然助长了附会中西的风气。而特科阅卷，“满汉大臣多不愿列名，多有请假者”。[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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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试卷验收官记，张之洞复勘试卷后（张为总阅卷大臣），初拟一等48人，二等79人，备取59人。[196]据《新民丛报》报道，此次特科，太后本拟徇张之洞之请而从宽取录，但据说先是樊增祥在召见时“痛诋此次经济特科，多系新党，万不可收用，以为异日之患”，继之吴逢甲具折奏参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为革命党，并指控梁士诒为梁启超的胞侄，其后魏光焘又“叠电奏两次历指所取之某某等为革命党，与上海通同一气”，所以，最后所取之卷，“太后亲自拆阅，即将所有被参之名概行撤去”。[197]这一传闻难以确证，不过，围绕经济特科的人员推荐和考试取录，朝中明争暗斗，波涛汹涌，为了平息纷争，避免贻笑大方，慈禧亲自过问并最终敲定人选，合乎情理及其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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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式枚对人谈起经济特科成效不彰的原因乃“太后之意，不喜新学，而经济特科皆言新学者”，因头场录取超过百人，故复试后大加淘汰。于氏本人曾上奏建议对“举而不应者宜悉存记其名，以备异日因材器使之用；其试而不录者，宜优以礼文，赐束帛而遣之。政府不可其议，遂格”。[198]可见特科虽开，当道敷衍之意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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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8月2日，经济特科取录一等袁嘉谷等九名，二等冯善徵等十八名，考取者引见并授职，详情参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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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表可见，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者确如言官所说，已服官者居三分之二，举贡生监仅占三分之一。至于引见后的安排，与历科进士相比，对经济特科人才并无特殊优待，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相比，其拔擢程度也没有显示出优势，令人感觉不到多少“破格”优待的意思（将表1-2所列取录者考前的身份，与其引见后拔擢的情况对应比勘，便一目了然），连癸卯乡试考官吕珮芬闻之亦坦言“录用均不优异”。[199]对比此前朝野上下一片破格求才的呼声，以及举国对于设经济特科以改变科举学非所用状况的期待，录用结果反差极大。而且，所谓特科即非常科，开科时间不定，何时举行，以何种名目及什么条件举行，基本以当政者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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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科的开设及举行，对于那些期待清廷呼应改革的人士而言，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而对于科举制改革而言，并不具备推广应用的现实性与持续性。由于此次经济特科对应试资格的规定过于狭隘，限制相对严格，更有诸多官场倾轧等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使人望而却步。因此，很难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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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经济特科引见考取人员所授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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