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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主考官意图尝新，而引致守成者非议，甚至有人对趋新者落井下石。湖北乡试题目稍问实学新政，“某侍御竟以试题太新，具折纠参宝、朱二考官，并言宝某昔曾列名保皇会，加以种种罗织之词。两宫恶其支离，将折留中不发”。[98]壬寅科据说的确只有湖北“出题甚怪”，原因是主考官宝熙以张之洞在鄂“开科学风气之先”，先在京中请某新算术家代为预出一道数学题，“以难秀才者也”。据说诸生当中，“除住两湖、经心两书院者略知外，其余恐百分之九十九不懂矣”。[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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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福建省乡试，已按照科举改章后的要求出题。[100]所出题目基本按照上谕要求，分场检测中外史事、西学、时务与四书五经义，与戊戌之前的乡试题目有显著区别，反映出科举改章得到实际贯彻。有人认为，“与前较之，尚被士子便宜了”。[101]头场士子有8000余人，三场后则不满7000人。取中200多名，应试者与取中者比例大约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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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士子对改章后科举的试题均予以特别留心。湖北秀才朱峙三将各省乡试题摘记于自己日记内，用心揣摩思考，以努力适应科考改章后的变化。[102]他还从各省贩卖闱墨书籍中搜集与总结改章后的“论策格式体裁”及可资模仿的范本，并通过阅读一些新锐报刊，了解其内容与文风，以尽快适应新的考试要求。[103]只是士子以旧学接引新知，为功名而潜心试题，所接受的新知往往东鳞西爪，新学似有被变为应付改章后科考的“洋八股”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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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试策论后，考生对于西学知识的浅薄不断被披露，笑话百出。有应试生童在策论中，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之与英国名将威灵顿战于某地”解释为威灵顿手拿破坏之轮，而将德国宗教改革的路德当成仁在堂所卖药品的商标路德。这说明此时一些考生对于新知与时事尚未触及皮毛，鸡零狗碎，胡乱揣度，只为应付科考，完全不得要领。报馆有鉴于此，大声疾呼“科举不废，人才不兴”。[104]当然，这是以应时势为标准的人才观念主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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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壬寅乡试之际，朝野上下还在观望清廷的动向，揣摩慈禧的用意，此后则停科举兴学堂的态势逐渐明朗。与之相应，各种科考题目悄然发生变化。是年初武昌应童试的朱峙三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年初知县观风出题：（1）“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2）“克勤于邦、克俭于家”；（3）“陶侃镇武昌论”；（4）“振兴商务以何者为急策”。该县“城内交卷者不多，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105]至癸卯时县考、府考试题，内容已至天文舆地时事，涵括古今中外，形式则新旧杂糅、五花八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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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府县童生试的变化外，各省乡试所出题目，更能检测与反映督抚、学政作为考官的新学水准。媒体注意到各省乡试题目五花八门，有似策论题，有似赋题，反映出趋新与仍旧的程度各有参差，故有“观各省题目便知主考学问”的评议。[107]而乡试的改弦易辙，又对会试产生直接影响。据说会试考官们私下议论：“此次考试大费斟酌，太旧不能，太新亦不可。又论去岁乡墨，湖北未免太新，山西又不堪入目，能如顺天、江南，而更出以新警则为合格。”[108]这不仅反映了改革期间考官们在趋新与仍旧之间的彷徨犹豫，也显示出各地新旧嬗变程度参差的大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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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壬寅有别，癸卯恩科乡试风气已经大变，各省简派主考前，有御史鉴于“去岁各省主司守旧，不知所变者不少，以至中卷各省纯驳不一，外间传为笑柄。若不认真拔擢，匪徒无以得真材、绝倖进，且将来入大学堂肄业，非已具高等普通基础，必至程途紊乱，混杂无归，出仕……率非慎简主司不可”。[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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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1所列人选来看，趋新者确实不少，李家驹、唐景崇、周树模、齐忠甲、绍昌等人更是其后新政宪政中的要角，表明清廷对科举改章的重视，并试图贯彻开科学风气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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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的《鹭江报》第47册登载了癸卯科各省乡试的试题，从中可见较多为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内容，并有与时务结合的明显倾向。[110]一些新的名词、新的知识与概念均通过试题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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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癸卯乡试，书院考课也有了模仿的范型，朱峙三抄录的本县书院题目，已将经史与时务结合，对古今中外改革关注甚多：其一，“法积久而弊生，去其太甚，足以图治。宋神宗希高慕远，尽变祖宗制度，效法周官，元祐时又反安石所为，绍圣初又变元祐之政，反复无定，国本动摇，论世者遂以金秋之灾归辠安石。试持平论之”。其二，“英、法、德、奥，世为仇雠，结会联盟，近数年相安无事。中国自通商以后屡持衅端，欲弥外患而固邦交，究以何者为善策”。四书义题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111]这些题目不仅与时务关系密切，也反映了变动时期中国社会对改革路径取向犹豫彷徨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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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癸卯乡试清廷钦定部分地区考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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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疑虑重重，改试策论最终还是显示出趋新意向。美国学者艾尔曼注意到：“在帝制后期的科举考试里已经体现了诸如自然和历史学科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朝廷和士人考官的双重影响。朝廷出于政治原因，可以拓宽或限制测试的内容，并选用那些既接受过经典文化教育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考官。”[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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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辰科，停科举风声渐紧，科举考试的改革也持续进行。朱峙三所在县试头场首题：“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义。”二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疑之义。”二场首题：“秦始皇、拿破仑合论”；二题：“欧洲行义务教育，人皆向学，国日以强。今中国之人，不知应尽之义务为何事，将用何法以兴此教育策。”三场首题：“拟修武昌县学堂记”；二题：“南楼怀古”。府试头场首题：“此谓唯仁人惟能爱人能恶人义”。二场首题：“现在世界大势，日俄战争已起，中国宜守中立说”。三场首题：“明太祖罢中书省以政事归六部论”；二题：“元代疆域雄跨亚、欧两洲，其在欧洲者是今何国何地考略。”复试文一篇，叙范蠡策；终复题为“移风易俗奠于乐论”。院试改为先试正场，次试经古，头场首题：“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义”；次题：“不兴其艺不能乐学义”。二场首题：“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起朝仪论”；次题：“德人理斯特论理财诫洲中勿战论”。复试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义。”大复试题：“欲得不屑不洁指事而与之义。”[113]这些试题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士林对世界的关注，期待教育救亡，以实现强国之梦，并试图在传统文化的人伦道义中寻求解惑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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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末，山西举人刘大鹏从《邸抄》上看到甲辰会试的头二场题，切实贯彻了戊戌以来的改革要求，在考试场次与内容方面都有调整。[114]这些试题既含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虔诚，也有稽古求治的急切，以及对国民教育、振兴实业、变法图强的重视，表现了清季学堂与科举并存期间，中西杂糅、新旧并蓄的特征。试题所涉内容广博，古今中外、史实与时事、外交与内政均有，若能真正融会贯通，而非单纯应试，则学识学力必然大为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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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癸卯会试相比，甲辰科会试考生对于西方历史与时事的掌握明显增强，思考也有所深入。如在“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的答卷中，江苏吴县考生张茂炯列举了亚历山大王、成吉思汗、拿破仑、威灵顿等名将纵横欧亚的历史，以证明战争与外交及疆域扩展的关系。而在以日本、埃及为例，探讨聘用西人对国家利弊的另一策论中，张茂炯详细列举了两国在不同情形下聘用外国人的得失，日本只是聘用雇员，埃及则被英法把持操纵其航运与财政，故“二国者，其仿西法也同，其用西人也同，而一强一弱，收效相反者，无他，亦视其主权之得失而已”。[115]在命题为“泰西学堂之设其旨有三……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实业教育三者孰为（中国现时教育）最急策”的策问中，福建闽县考生王鸿珗的回答，不仅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而且对当时国内各省学堂开办中面临的问题做了概括，指出“陶铸国民之教育，保国之政策也；造就人才之教育，治国之政策也；振兴实业之教育，富国之政策也。三者皆国家所当急，欲于三者求急，无已。其以国民教育为首急，振兴实业为次急，人才教育为缓。何也？受完全教育之国民，人人皆人才也，有所执业之国民，则国民可保其国民之资格也，故急二者而缓人才之教育，此就三者求其急”。并要求学部将未善之章程、未备之规范补订之，遍发教科书于全国、优厚学堂出身。[116]对上述同一试题，考生沈钧儒答题则以对各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日本明治以来教育情况的熟悉见长，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提倡尚武教育。[117]两人回答问题的角度与立论均有区别，但均被阅卷官取录，说明科举改章对士子学以致用，仍不无裨益。而甲辰恩科会试的试卷与癸卯科相比，趋新与趋实的程度的确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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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方面，甲辰科会试对所阅试卷的立论与所据结合十分重视，浙江湖州考生章祖申，本房原荐批，“第二场纵谈中外时事，缕析条分、洞中窾要，是究心经世之学者”。借闱河南文明堂原批“第二场以论事体对策，极能运用，非板滞者可比。用笔亦有分风擘流之妙”。[118]不拘答案统一，但求论事与论理相辅相成，运用分析与综合概括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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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举改章已成定局，街头售卖的各种应试复习资料，也以策论为主要内容。如经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陆润庠鉴定的《中外策问大观》，癸卯年春已印售，其将治道与学术列之于卷首，而后以内政、外交、时事、财政、变法、官制、科举、国法、法律、政体、议院、天文、地学、兵政、工政、商政、农政、格致、路矿、中史、西史等分类列为28卷。每卷策问题皆试图贯通中西历史与时务知识，如变法卷对英法德奥日各国变法原因、情况均有设问；政体卷则涉及俄国、英国、欧洲等君主国、民主国、立宪制、共和制的不同类型与内容。只是有关天文、地理、声光电化等学科，仍多以原理或释词发问（如“问电学之原”“问重学命名之义”“化学六十四原质，其中气质、流质、定质各居几何？金类与非金类如何辨别？中国所有者凡几？”等）。[119]有利考生掌握新知的同时，导致新学渐有“洋八股”趋向。癸卯会试中，有考生在答卷时已指出了随中学与西学的此消彼长，引进学堂的西学，出现被科考与浮躁世风诱导下的变异趋势：“今日西学有必兴之势，中学有将晦之忧……夫信西学非可异，可异者习西学而忘中学，甚者且将反攻中学焉，岂中学之误，利禄之见误之也，且今之所谓西学仍利禄之途使然，声光化电知之乎？各国文言知之乎？立国精神知之乎？军民质性知之乎？举无一知，犹然曰是西学也，亦适成为求利禄之西学而已。”[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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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况说明，新政初期，各地不同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三场考试分中西经史时事轮换的谕旨基本得到贯彻，各种策论试题，反映出鼓励学习时务、实学的趋向。由于主考官自身知识的局限，以及题目类型检验侧重的差异，策论试题所涉历史与时务者仍居多，真正实学类试题较少。此外，策论这种类似问答题的形式，是否能包容检测西学的丰富内容，是否能够选拔出急需的人才，促成学问风气的转变和新式人才层出不穷，尚有待观察和时间检验。况且，这只是开端而非结局，诸事伊始，尚未充分展开，岂能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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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考妨碍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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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以来，清廷对兴办学堂一事不可谓不积极，即使政变后一气之下颁布恢复旧制的谕旨，也仍维持鼓励实学与改书院为学堂的做法。[121]新政之初，清廷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推广学堂。湖北学政王同愈认为：在新式学堂倡兴之初，风气未开，需要加以劝导与指引。“至于八比时文，家喻户晓，人各有师，固不必官为之劝”。[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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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3月黄绍箕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此次变法，与戊戌迥然不同……鄙人在鄂，屡见都中函电及北来诸人所述，两宫召见中外大小臣工，谆谆以讲时务、阅西书，尤以学务为急，戒敷衍，斥阻挠，故各省皆奉行恐后，大吏有兴办学堂刻不容缓之札，省僚有不办学堂难免撤参之信。”[123]可见即使在有识之士眼中，上意显然，各级官员自然不敢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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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各地科考改用策论存在差异相仿，尽管清廷多次力促兴办学堂，不少地区落实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各省各府各州县奉旨广设学堂二年于兹矣，其已设者十仅一、二，询其迟迟之故，则曰无款无田。”[124]湖南巡抚赵尔巽欲将省城诸书院改为学堂，被湘中诸绅竭力劝阻。癸卯乡试湖南副考官“与湘绅谈及学堂之事，众皆谓西学流弊无穷”。[125]故新式学堂所建数量甚少，而改书院为学堂者，除少数地区的师资、经费落实较好，其余大多有名无实抑或名实不符。如河南禹州三峰实业学堂，教学仍仿照旧式书院聘请“山长”，主要课程竟然是讲解《论语》。山长不禁自嘲“盖名曰实业学堂，而所讲并无实业，不足应学务处之调查也”。[126]显然是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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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堂数量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科考对于学堂学生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导致无心向学者众：“士之伏案埋头，笃志励学者，仍日以应试为务，不乐于从事学堂”的情形十分普遍。[127]京师大学堂开学后，“仕学馆肄业诸生因故不到，及请假赴汴会试者甚多，刻在学者人数较少”。[128]科考期间，“大学堂两馆学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129]安徽芜湖的中小学堂因学生及教员多参加乡试，故各学堂只好“放给考假”，在乡试完毕后才重新开学。[130]甚至有已经确定派赴英国、日本的留学生，也因悄悄赴河南参加会试而被除名。学务大臣为此召开会议，通过“拟扣除学额，追缴学费，并有电致汴闱，扣该生之考，以重学务”的决定。[131]在时人的观感上，造成科举妨碍学堂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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