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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科考开场，有专门至南京贩书者述其观感：“金陵于近年来，官私立学堂不为少矣。以所知言之：曰陆师学堂、曰水师学堂、曰格致书院、曰高等学堂、曰东文学社。顾当科场时，师生相率而下场，官立学堂一律停课。学堂与科举势不两立盖如此”。[132]日本有评论分析原因道：“学堂虽开，而成就太缓，出仕日迟，有不若三年一次科举之或可以侥幸而较为便捷，是学堂虽开而犹未开，肄业学堂者必将渐少，而专心科举者必犹见其多。”[133]时人认为，科举对学堂的主要妨碍，是学生不安心在校学习而热衷于追逐科举功名，使得已办学堂的教学秩序与课程不断受到干扰，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等运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学堂发展凸显新学成效，展示其优于科举之处，并借此决定科举去留，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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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科考对士子学生的诱惑外，在不少地区，学堂开办的条件尚不具备，教学质量不高，也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尤其突出。1902年6月《万国公报》登载四川学政的奏章，谈及科举与学堂并存的尴尬：“东南数省求师较易，士多乐从。偏瘠之区，风气未开、书籍阙少，教者学者无所折衷，其难一也。或以当务之急偏重西学，而略涉中学，病在舍近而图远；或以西师难致，偏重中学而缓置西学，病在因陋而就简，其难二也。学堂者非为科举而设也，顾朝廷求才于学堂，士子求名于科举，势之所趋，莫能止焉。”各地学堂教程五花八门，深浅不一，不利于学子向学，必须划一课程，使“各省学堂有一定之条规，兼有一定之课程，斟酌中西学有准的”，便于聘请教习和预备书籍，即使是偏僻地区及私塾，也可遵章而开学，以预防流弊。[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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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发表的评论曾列举了当时新学面临的多重阻力：（1）经费之不足；（2）良师之难得；（3）山长之谋充教习；（4）老儒之乞留膏火；（5）延请之教习不当；（6）中西课本之未定（所有课本皆教习以意编之），一些地方，不过添一二西文教习，“即号为学堂”；（7）师长之严厉，将学生当囚犯管辖，师长如狱吏，与西学要求不相符；（8）官吏因循，府县有能力行新政者寥寥无几，某首府县，“只将书院匾额改为学堂，借以塞责而已”，“朝野官吏，多由八股而得功名，其人亦多不喜新学”；（9）官绅之见识未精；（10）臣僚之顾虑偏多，“不欲骤然更革，恐蹈戊戌覆辙”；（11）已废八股犹冀或复；（12）学堂对在华传教士摒弃不用，使精于西学之人未能为兴学贡献力量。书院改设学堂诏下，“各省覆奏折内，多有月课膏火，悉仍其旧，以示体恤等语。某省某学堂，竟有以学堂称为养老堂者”。“书院山长大抵皆疲聋残疾，不知新学之人。乃以迫于情面，必思有以位置之，或为总教，或为副教。但此辈脑质，纯乎八股，谬种流传，贻误非浅。此山长之谋充，更足为新学阻力也。”[135]与客观条件的欠缺相比，观念因循所造成的阻力对学堂的推广更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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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递嬗之际，人们对旧事物保持惯性依恋，而在有色眼镜的检验之下，倡行时间不长的新式学堂反而弊病甚多，加上科举考试程式相对完善，应试举子们又是轻车熟路，自然憧憬向往，各级官员的好恶，更加推波助澜，故“实无策可以疏通人情喜易畏难，谁不思争捷径。总之，下所趋向，必视上之用舍为转移”。[136]当道希望通过科举与学堂平行竞争，比较其是非优劣以定去取，似乎成为一厢情愿。可是，先停科举再办学堂，确实存在不小的风险，据说慈禧曾因此左右为难，“意欲竟废科举，则恐扰乱天下士心，不废科举，又恐学堂学生不肯向学”，只好同意减额渐停。[137]毕竟学堂所授内容，是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西学，而维持现状的结果，无法解决学堂增长缓慢、新式人才迟迟未出的忧患，期待新学勃兴以济世救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科举与学堂并存，孰优孰劣，如何客观判断，是否误国与能否救国，成为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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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与科举如何取舍，成为一道相当吊诡的难题。当时不少舆论呼吁当局废除科举，专注学堂，所谓“朝廷知八股之害矣，过此以往，废科举，兴学堂，有传之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不禁翘首企踵而望之”。[138]但这样做确有孤注一掷冒险的成分。如果遽废科举，让学堂一枝独秀，能否完全担当各种类型的育才重任？而两者并存，看似给考生多一个选择机会，实则亦令其无所适从。每当科考届期，各地学堂皆难以维持正常教学，确为不争的事实。前述赵尔巽在湖南改书院为学堂遭遇重重阻力后，便“力诋科举”，坚称“不废则学堂永无成效”。[139]一些督抚们认为，要走出这个科举与学堂相互影响制约的怪圈，唯有以断臂的形式突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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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新民丛报》有消息称：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召对时请停罢科举，沥陈学堂储才为要图，请饬妥速会议。然“上意未甚决，但言学堂出路较科举为易，办理得法，自有舍彼就此之效，科举不减而自废。命遵前旨会同原奏大臣详细集议，不得操切”。[140]可见最终为打破学堂科举并存互碍的僵持，采纳减额渐停之议，实为当政者情非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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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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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清廷正式批准减额渐停科举的奏章，意味着千年科举开始进入终结的倒计时。然而，减额成议历时虽已一年多，却因科考未届丙午年之期而未及实施。1905年春季，《辛丑条约》规定的京师五年禁考期限行将解禁，乡会试将恢复举行，荒置数年的京师贡院重修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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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贡院始建于明代永乐乙未年，据说是元代礼部旧基，明神宗万历年间重修。[141]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京师贡院主要堂屋多被拆毁，修复工程所需资金甚巨。因辛丑和约停止五年科考的规定，以及巨额赔款使库帑异常支绌的现实，清廷暂缓修葺，作为变通之策，决定京师地区的乡会试借闱河南。[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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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存废息息相关，不仅因为京师贡院是清廷举行会试之所，千万士子心中的圣地，更由于修复京师贡院的动议与讨论，正值清廷批准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请十年三科渐停科举的次年，时间点相当微妙敏感。只是持续半个世纪以来诸多补天的动议（即增开科目、容纳西学），最终无奈演化为拆庙，成为压垮科举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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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修复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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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修复京师贡院的是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礼部每届举办科目前，均需预先考虑安排科考的场地，并通知各省。1906年8月25日是《辛丑条约》规定五年停考的解禁日，是否继续借闱河南，不仅关系到科举考试的统筹安排，更关系到各省成千上万应试举子赶考的路程与盘缠，必须尽早决断。1905年2月27日，军机处钞交礼部《停考限满，丙午乡试、丁未会试是否在京举行抑仍借闱河南折》，奉旨政务处查照奏定会议章程后再行具奏。[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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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奏定会议章程，是指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上折提出：因时艰日亟，内外政务百端待举，为集思广益，“嗣后凡内政外交其有建革之大、疑难之端，由各衙门请旨饬下政务处摘录事由，标明要领，行知阁部九卿翰林科道定期会议”，“各抒所见，别纸录陈，并令传知属官，咸得论列”。其时清廷内外交困，希望借此广开言路，采集众议，凝聚人心，为决策拓展思路，故下旨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两个月后，政务处根据戴鸿慈所奏，就部院百官议政的内容、范围等问题，拟出七条会议章程。不仅将参与议政官员的品级，由原来的京员三品以上，推广至五六品科道、司员一并与议，而且对需要讨论的“内政外交建革之大疑难”做了具体规定，包括建造工程在百万以上，官制之增裁等诸多方面，而“科举之兴废”赫然明文列载其中。[144]将京师各部院议政范围扩大至普通司员，是继设政务处为新政中枢机构后，清廷在改进决策咨询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大小京员会议政务已见本报。经政务处议复后并拟章程七条，均奉旨允准，现已将各项会议章程刊发各部院衙门，定于本年二月起为实行会议政务日期。”[145]恰在此时，修复京师贡院问题进入了议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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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3月，政务处查照章程，正式咨行各部院征求对修复京师贡院一事的意见。部院的反应十分热烈，不少部院的堂官联名具帖，表明态度一致；也有的部门因堂官意见相左而各自具帖；同一部院内若堂官与司员的看法参差，说帖的数量自然多于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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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部院议修贡院的意见分为主修、缓修、反对三派。坚决主修者，有内阁、翰林院、理藩院、刑部、礼部、工部、大理寺、光禄寺、国子监、太常寺等近半数部院，声势逼人；户部、兵部、商部的堂官则一致主张缓修；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外务部众堂官，吏部孙中堂、张尚书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司员，显得势单力薄。吏部的意见分歧最为严重，持反对意见的满汉尚书，与主修的各侍郎尖锐对立。都察院情形复杂，其堂官主修，属下科道御史则各具说帖，主修者十之六七，主不修者十之二三。媒体注意到：“合观以上各衙门堂官，曾议主修者占多数，主不修者占少数。至各衙门司官所呈说帖，主不修者十之二，主修者十之八”。[146]显而易见，主修阵营竟占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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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在给军机处的咨文中提出：条约限制停考的地方系于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1906年8月25日）限满，修复贡院事宜，已经迫在眉睫。站在科举事务主管者的立场，自然希望尽快修复。[147]几年前因京师贡院被焚及顺天禁考而借闱河南，实属情非得已。国子监则从贡院用途立论，认为无论对于旧学或新学，考试均须宽敞固定的场所，“查贡院考试，乡会试为大宗，其他项考试亦均在贡院，况新定大学堂章程内有‘于贡院内帘考之，或于地方宽大而门户严密公所考之’之语，与其另择处所，何若兴修贡院，较之借闱河南，可免许多窒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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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的说帖，对科考与贡院关系的考虑思路更广，所持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科举并非只是搜罗人才，还同时具有“维系人心”的作用。京师贡院正是国家对文化重视的象征，由于《辛丑条约》规定顺天停考扣至丙午已满五年，“畿辅士民咸怀观光之志，以为国家必将重建文闱，以重大典。若仍借闱河南，士气不免沮抑，且乡曲愚民妄生疑惴，此不可不详计者也”。其二，借闱河南，本属权宜之计。顺天各属士子大多贫寒，既往来京应试者半数是徒步抵达，京师至河南虽有火车之便，“所用旅费必数倍于旧，彻寒之士恐不支”。朝廷应体恤寒士，免其向隅。其三，即使在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科举之后，所修贡院亦可留备学堂之用。翰林院的说帖还特别提及，《大学堂奏定章程》规定：“生徒卒业后尚应钦派大臣考试”，而考试场所需关防严密，“是今日所费亦未可尽以为虚糜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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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说帖的不同意见尖锐交锋：“此次会议修贡院之事，御史潘庆澜之说帖寥寥数行，但言科举万不可废之理而已。御史李灼华曾力参各学堂有百弊而无一利”。[150]主张缓修者则立意有别，一部分主要着眼于经费困难，认为库帑支绌，或由各省摊派解决，或待经费稍充裕时再行修葺，暂时仍可继续借闱河南，以为缓冲；另一部分则承认经费固然难以解决，但着重考虑根据学堂发展的状况来衡量是否值得重修，实际是以科举、学堂的优劣判别作为重修贡院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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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陈夔龙的化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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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修意见似乎占了上风，可是反对者的两大论据，即修复贡院妨碍学务和筹款艰难，确实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令当局左右为难。议修京师贡院之事正在部院广求说帖之时，由顺天府尹升任河南巡抚的陈夔龙旧事重提，于3月24日呈递《请修复京师贡院折》，30日该折奉朱批政务处归并会议案内议奏。[151]1901年，陈夔龙在顺天府尹任上曾议及京师贡院的修复问题，因需款巨大而主张缓修。时隔四年，陈虽已调离当事之地顺天府，成为借闱之地的河南巡抚，态度却明显改变，由数年前力主缓修转为坚决主修，强调“京师贡院亟宜筹款估修，春秋两闱仍规复旧章，以维士心而崇体制”。他指出：“借闱豫省原系权宜办法”，考官和应考士子都有舟车往返之劳，远道驰骋之苦。转眼之间，五年限停考试之期届满，若不从长计议，难以对海内外舆论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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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朝廷，陈夔龙列举了修复贡院的四个有利因素：一是考官及主持其事的礼部、国子监大臣，无须再往返河南，一切事宜就近办理，可以节省旅费开支，以免增加部院的财政负担；二是有利于沿江沿海省份应试者入京赶考，西北各省赴京的应试士子，也不致因路途不便而耽误行程，而会试中式者，可在京等候殿试，免去再度往返之劳；三是贡院修复后气象更新，“于学堂得积分之文凭，于科场验平日之学业，学校科举并行不悖”；四是由于顺天乡试借闱河南，河南本省试期只能向后展期至十月，秋冬之交，天寒日短，且雨雪交加，应考的士子倍加艰辛。倘修复京师贡院，顺天乡试仍在京举行，“则豫闱自可按照常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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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局的两大顾虑，陈夔龙一方面提出具体的修葺方案，即以建材工程责之部院，“以筹款济用责之疆臣”，按照大省出资2万、中省出1.5万、小省分摊1万银两的比例，由各省共同承担所需20万两白银的工程预算。另一方面，陈夔龙特别提示，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存废尚未定论：“论者谓明诏各直省建设学堂，科举分年递减矣。不知递减之说，原只因时变通，尚待徐推，并非旧日规模概行全废也。况多年积学之士，或年齿已长未能取入学堂，留此以为进身之阶，俾皓首穷经，得以操刀一试，不至稍生觖望，则修复贡院非徒因仍旧贯，实足以广登进而系人心”。[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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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夔龙看来，递减科举只是“因时变通”的权宜之策，要与学堂比较竞争后方可定其优劣，而科举对“多年积学之士”以及因年龄限制未能进入学堂的士子命运仍有重要价值。对于朝野上下，修复贡院均非一般的房屋修缮，于皇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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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减缓来自兴学支持者的压力，陈夔龙声明修复贡院并非排斥抵制新学之举，反而对新式学堂有积极作用：“是修复以后，可备学堂毕业各生届期简放考官、会同考试之地，且该处地势轩敞，修葺院中屋宇，除号舍外不妨变通旧式，略加开拓，即使将来科举尽废，并可改作京师添建学堂之用，亦属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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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夔龙的上述方案，不仅设法将修复京师贡院的具体障碍和疑难予以化解，且对一年前批准的十年三科渐停科举的定议提出不同看法，强调科举具有“广登进而系人心”的作用，尤其是可以为积学之士及年长士子留作“进身之阶”，[153]有利于稳定笼络士子之心。而这一点正是慈禧对于科举存废问题最为犹豫与关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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