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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京师部院讨论修复贡院的倾向更具指标意义，可见即使在朝官的层面，学堂与科举的博弈也不容乐观。一旦京师贡院修复，不仅天下士子更加心向科举，已经进入学堂的生徒也难免心襟摇曳，不能自持，学堂教育的成效必定大受影响。十年渐停期间，各省学堂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授人口实，横生枝节，导致前功尽弃。因此，阻止修复贡院，以防科举改革倒退，就成为张之洞和张百熙等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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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前幕后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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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奏准缓修贡院，客观上使得坚持改革科举的官员们能相对从容地展开活动，获得筹划“运动阻止”的宝贵时间。为了防止减额渐停定议变生不测，决定京师贡院缓修后的几个月里，张百熙与端方配合默契，一方面利用进宫面圣的机会，反复灌输科举误国、兴学救国的观念，积极鼓吹直隶等地学堂兴办的成效，要求嘉奖袁世凯，并树为成效卓著的兴学先锋[168]；另一方面则私下频繁联络，争取各方支持，以减少阻力。面对部院各级官员多数倾向于保留科举制的情势，他们知道只有直接争取中枢和最高当政者的明确表态支持，才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掌握中枢实权的军机处、政务处，成为他们力争的关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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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30日，上谕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开去其军机大臣差使，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铁良则先后入值军机并充任政务大臣。[169]此番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刻意布局。[170]如前所述，王文韶反对废科举最力，又是军机老臣，此前减额渐停之议，即遭其抵拒，讨论修复京师贡院，王又极为活跃，且以捐廉号召筹款，若不设法排去，肯定成为科举改革的最大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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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阁野乘·瞿鸿排去王仁和》条记：“善化瞿子玖与仁和王夔石同值军机。善化实为仁和门生，其入军机也，仁和实援引之。向例大臣初入军机，除画诺外，不敢妄建一议，若在师门，此例尤严。瞿欲排去仁和，即可居汉军机领袖，苦不得间。会仁和有耳疾，又年迈，拜跪稍艰。瞿当同入召见时，于仁和步履，扶掖备至，及退出时，又挽之使起，故显其老态于两宫之前。瞿又以其间语仁和曰：‘师患耳疾，设上以要政询问者，门生右顾可勿答，左顾则诺。’仁和然之，方私幸为门生之关切也。会北洋筹练新军，两宫以仁和曾任北洋，召询可否，仁和见瞿右顾，不以应。孝钦后曰：‘汝于此等事，竟不置可否耶？’瞿即在旁婉奏曰：‘王某近患耳疾，且已衰迈，恳两宫恕之。’孝钦又询王曰：‘汝耳疾若是其甚耶？’仁和未闻所以，第见瞿左顾也，遽对曰：‘然。’孝钦怫然，即命起去。未五日而开去军机差使之命下。”[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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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虽系坊间传闻，却有蛛丝马迹可寻。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905年6月30日）的上谕，提及开去王文韶军机的原因：“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172]上谕虽未提耳疾，但起跪艰难则与年迈体衰对应，似可与传闻相印证。王去后，按资历当由鹿传霖接掌汉军机领班，后者虽亦反对停废科举，但态度不似王文韶顽固，且为张之洞姻亲。因此，王文韶退出军机，立停科举扫除了人事方面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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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开去王文韶当日，颁布上谕：“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73]徐世昌以兵部左侍郎入膺军机大臣，当属殊荣，间接表明最高决策者的态度。这一进一出，科举改革的人事布局明显倾斜。徐世昌为袁世凯私人，与荣庆私交甚洽，此时进入军机，无疑使议停科举一方增添了筹码。据徐世昌日记，他本人在宣布入军机前20天里，先后与袁世凯晤谈5次，与铁良晤谈6次，与荣庆晤谈4次，拜谒奕劻8次，访问瞿鸿2次。其任命为军机当天，即与荣庆、铁良一道谒见奕劻与瞿鸿。[174]而在王文韶开去军机前一日（1905年6月29日），上谕“铁良着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约两个月后（1905年8月26日），“内阁奉上谕，署兵部尚书、户部右侍郎铁良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隔一日（8月27日），又奉上谕，“铁良着派充政务处大臣”。[175]两日内连发上谕，使铁良刚入军机，接着便成为新政中枢的政务处大臣，乍看只是常规人事变动，可是时间恰在六督抚奏请立停科举前后，[176]而铁良本人不久前又曾单独奏请即停科举，[177]奉旨入军机的当天，便与荣庆、端方、徐世昌一起吃晚饭庆贺。[178]上谕颁布后的种种传言及相关人物的活动表明，这些重要的人事变动，暗中大有乾坤。[179]以慈禧的老谋深算，其态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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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敏锐的《东京朝日新闻》在王文韶出军机三天后便刊载了这一消息。据该报派驻北京的记者探闻：徐世昌进入军机是由于“庆亲王奕劻的极力援引”，而王文韶开去军机的原因，则是与奕劻及荣庆“意见冲突”，鹿传霖则与王文韶意见相同。[180]尽管该报道未言明导致冲突的具体原因，但鹿、王两人均为废科举的阻挠者，[181]荣庆、奕劻、徐世昌则在科举及官制改革方面意见一致，已是朝野皆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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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端方异常活跃。1905年8月8日、16日，端方连续两次到天津与袁世凯“会商要政”，后一次同行者还有那桐、张百熙、铁良等人。[182]这几位政务处和军机大员，向来力持科举改革主张，端方、袁世凯又是其后六督抚联衔电奏的主角，可见科举兴废这场大戏，台前幕后的精心策划与配合默契，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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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疆吏与朝臣之间积极奔走联络，端方以出洋游历大臣身份陛辞面奏时，还特别强调：“此时不决意即停科举，学堂终不能兴，人才终不能出。盖各省内地观望科举，有学问者不入学堂，有资力者不肯兴学，是以奉谕数年，其兴学处寥寥无几，纵有学堂，科学亦不完备。”[183]两宫因此许令疆臣议复，为此后袁世凯等人的奏停科举提供了契机。据说对于端方立废科举的建议，“上意颇以为然，惟云须另有人条陈方能降旨”，暗示若要改变已经颁行的十年三科减额渐停谕旨，必须师出有名，且其人的声望与名衔须在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之上，才能名正言顺。此外，端方为满人，由其主衔或单独提议停科目，易生阻滞。端方心领神会，即“退又告之枢廷诸公”，并“电告袁世凯请其奏请也”。[184]因此，立停科举这一震动中外、影响深远的奏章，虽然积极促成者是端方，领衔出奏的却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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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张之洞的迟疑与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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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衔具奏各督抚及枢臣的不同作用，众说纷纭。《申报》称：“此议实发端于端午帅，张冶秋尚书、袁慰庭宫保实附和之，赵次帅不过电商列衔而已。”[185]张之洞的幕僚则肯定袁世凯为发动者，“袁督部会公（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切要办法数端……七月，端忠敏在京，与袁督部俱有电来，议立停科举，公电复之，文甚长。今此稿已佚。盖此议发于北洋而忠敏促成之，其奏折则北洋主稿”。[186]有学人根据袁世凯家书及其女袁静雪的回忆，指出袁世凯年轻时虽重视功名，但举业不遂，进而痛恨科举，是其始终不懈致力于废科举的思想基础。[187]其后主政直隶，又受严修、卢靖等人的影响，积极推广新式学堂，故对科举改革十分执着。[188]赵尔巽在1903年山西巡抚任内，已提出晋省暂停恩科乡试的要求。[189]岑春煊和端方，在督抚中较为趋新时尚，对于科举停废态度坚决。两人曾于1903年分别上奏提出延迟癸卯乡试，改为丙午年并科考试的建议，“则丙午以前可以在学堂卒业，丙午以后科举不废自废”，据说“皇上甚为许可”。[190]张百熙则刚好在端方被两宫召见后不久由直隶查学归来，屡称直隶兴学成绩有目共睹，大大增强了两宫对新式学堂的信心。[191]两江总督周馥复奏时，更有倘“机会一失，阻力横生”等语。加之联衔入奏者为直隶、两广、湖广、两江总督等重要方面大员，素为慈禧所器重，“故两宫意亦随之而决”。[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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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成说有异，作为疆臣重镇的张之洞，地位影响足以与袁世凯匹敌，重订学堂章程由其领衔，被公认为全国新式学务之翘首，议改科举也是其一贯立场，可是于如此关系重大的立停科举出奏反而显得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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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因张之洞曾力持科举改革，自“江楚会奏”至学臣联衔奏请科举渐停，均为主角，立停科举折又列名联衔，故误以为此事必由张之洞主持。其实就立停科举而言，张之洞虽然列名联衔入奏，本意却有较多保留，不仅不是发端鼓动者，而且一度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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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积极推动科举改革，主要从改变考试内容和形式着眼，希望科举包容西学。减额渐停之议最早并非由他提出，只不过“江楚会奏”时已经接受相关主张，并作为变革新政的重要内容予以坚持。[193]等到立停之议起，张之洞颇为踌躇，甚至传言有呈递密折反对之举。所迟疑忌讳者，似与反对势力指斥的“误国”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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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张、袁会奏渐停科举后，都察院户科掌印给事中潘庆澜先后于1903年3月23日及1904年1月21日两次具疏奏参，以“误国之罪”，“拟请旨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罢斥，俾天下知请废科举之人已去，不致纷更”。潘庆澜声称，科举乃“士心之所系，大局之所关”，顺治以来，历朝在平定匪乱之后，均以开科取士安定人心。而“近年以筹款加税，官吏只知利己，烦征苛敛，民心渐离，加以再失士心，世变日非，何堪设想”。因此，不但科举渐停并非其时，对于动议此事的张之洞还应以“疆臣空负虚名贻误大局请旨罢斥”。[194]潘氏所上两折奉旨留中，在京城耳目甚多的张之洞当有所闻。以其为人个性，罢斥之议无须理会，“误国”的罪名却不能不有所忌惮。坊间传闻，此前因张之洞与袁世凯请停科举，王文韶曾严词相向，张不得不引咎自责。[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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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不少人对学堂能否取代科举心存疑虑，减额渐停正好留出余地，验证两者是非优劣。新政之初，恽毓鼎上《复陈新政折》，“请于京师、省会、府州县皆立学堂”，“本三代学校之制，参泰西学堂之规”，改革学校制度。如此，则是继以科举纳西学之外，提出以旧学体系容纳学堂之议。同时强调：“科举为取士之途，一时未可遽停，八股与策论亦不相上下，应俟学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议裁议改可也。”[196]坚持在学堂确著成效后，再议停科举。朝野上下看法与此相同相近者为数不少。安徽巡抚王之春认为，“科举、学校当逐渐变通，不宜骤行偏废”，反对过激之举，且建议对学堂学生的毕业及资格认定，应“与旧攻举业诸生同时分别取中，暂予并行不悖”。[197]恽毓鼎对南北洋联衔奏请渐停科举十分愤懑，矛头直指以科举入仕且曾任学政的张之洞：“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198]张之洞好为士林领袖，其耳目遍布京城，于此类清议当然不大可能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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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对减额渐停方案情有独钟，与其持论严密、办事谨慎的风格相吻合。在他看来，十年时间，足以使人们辨清并检验科举与学堂的利弊，且可以妥善安置旧学士子，操之过急，反而百弊丛生。他在1903年9月及12月致瞿鸿的两封信中，甚至先后提出过两个取向较十年三科减额渐停更为保守的方案：其一，不待三科减额完毕，若在第一科减额至第二科应减届期之间的六年时间里，学堂成效未彰或流弊过多，尽可复科举停办学堂；其二，若十年三科期限过短，可以增至四科共十二年，以昭郑重。[199]因此，张之洞虽然对修复贡院之事颇为警觉，但所欲防止的应是减额成议的倒退，而非进一步加速科举停废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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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透露，张之洞于联衔入奏前，曾单独秘密入奏，重申坚持十年三科减额渐停的主张：“略谓学堂尚未遍设，科举势难遽停，以阻多士进身之阶，所请应勿庸议。仍照前奏分科递减中额云云。”[200]类似传闻不止见诸一家报刊，且消息来自武昌。如《汇报》称：“二十日北京电云：闻政府有废科举之议，系端中丞到京后主持此事甚力。武昌电云：鄂督两上密折，一论立宪先开通下等社会；一论科举不宜遽裁，请仍用递减之议。”[201]上述报道时间均在清廷批准六督抚联衔奏章之前，其时科举立停尚未定谳，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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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策动督抚联衔后，媒体注意到张之洞的态度有所转变，并预计“惟事关公共，陈奏谅不至独持异议也”。[202]诚然，张之洞顾全大局，最终复电同意列衔入奏，对于清廷准奏当有推动作用，但此前的犹疑保留已经引起关注。立停科举上谕颁布数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评论，对袁世凯、张之洞的不同表现有所评点：“以明白大局之张之洞，犹屡为科举保全而只持三科后递减乃裁之说。夫裁一无用之科举尚阻挠抗拒如此……快哉，乃有袁世凯此一奏而中廷即行明谕停止也，王文韶不能再争，张之洞不能缓办，疾雷迅发，积翳全消”。[203]对张之洞的举动不无遗憾。其实，张之洞的老成慎重未必毫无道理，激进变革的为害后患，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大于守成，此不幸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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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立停科举留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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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修复贡院的奏议，以及部院众多主修京闱的说帖，引起主张停科举的部分督抚及朝臣的高度警觉，他们担忧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可能动摇两宫的决心，使原已获准的减额渐停方案在京师各衙门朝官强大的反对声浪下出现逆转，因此在修复贡院的议论告一段落后，断然采取矫枉过正的措施，加快促使科举制度终结的步伐，并不惜以联衔入奏的方式扩张声势，耸动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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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清季新政以来的成例，重大决策颁行之前，要经过相关部院的广泛讨论和复议，各部院主事以上官员，均可拟具说帖表示意见或提出修正方案，以便集思广益，权衡利弊，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科举制由渐停改为立停，无疑牵涉国本，依例应当交由部院会议。可是，前述讨论贡院修复时，京师各衙门主修意见远过半数，且堂官大都赞成修复，显示京官中希望保留科举，对学堂成效尚心存疑虑者势力甚大。最具危险的是，这种阻力竟来自清廷内部，随时可能左右并动摇两宫视听。面对不容乐观的形势和种种变数，倘若将督抚联衔所奏立停科举之事再交由部院讨论，骤然将科举停废的时间表由原定十年缩短九年，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浪必定更为强烈，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堂与科举的博弈不仅胜算甚微，停止科举的具体时间，则极可能再度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是否停废也极易出现反复，导致既定的渐停决策彻底翻盘，使得此前科举改革已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