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0675
1703080676
[214] 时人皆据西方宪政国家发达富强之例，认为近代西方教育是其国家强盛的要因，与之对比，中国此时的积弱不振，则因科举无法得人。但更改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西方教育为模范，是否可以振兴中国，则尚未得到实践证明。
1703080677
1703080678
[215] 此期学堂的无系统状态和学堂教育在教学、经费、人格塑造、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病，尚未充分暴露。
1703080679
1703080680
[216] 《上某尚书第二书》，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375页。
1703080681
1703080682
[217] 《上某尚书第二书》，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第372—373页。
1703080683
1703080684
[218] 《国闻备乘·张之洞抑郁而死》：“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301页。
1703080685
1703080686
[21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5，《清实录》第59册，第609页。
1703080687
1703080688
[220]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2，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己丑（1907年6月9日），《清实录》第59册，第579页。
1703080689
1703080690
1703080691
1703080692
1703080694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三章 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
1703080695
1703080696
作为一项延续千年，曾经惠及千百万人的制度，科举制改革乃至停废，势必深刻影响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运，由此对政局和王朝兴衰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自戊戌废八股后，清廷对众多科举改革方案迟迟不予表态，在存废之间犹疑不决，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尚无周全可行的善后方案。可以说，如何善后，成为制约科举改革继续前行的瓶颈。
1703080697
1703080698
对于众多以举业为生的士子而言，原已据十年三科减额的诏令筹划准备，遽然宣布立停科考，对他们的前途命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1703080699
1703080701
第一节 宽筹出路的科举善后
1703080702
1703080703
清季新政前的60余年间，科举改革的方案林林总总，均以纳实学于科举为取向，不存在科举善后问题。甲午战后至庚子年的改科举，虽然建议主张较为多样，改革过程相当曲折，但科举本身去留存废仍很少触及。改革者最初关注的重心在于如何衔接科举与学堂，通过相关政策规定促使士子进入学堂。由于科举始终未能顺利嫁接西学的新枝，1901年新政伊始，刘坤一、张之洞奏呈《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正式提出减额渐停、学堂与科举并归一途的主张，与此相应，科举善后的方案也在预设安排之中。
1703080704
1703080705
一 科举善后的酝酿与方案
1703080706
1703080707
《江楚会奏》第一折所提方案，以减额渐停、学堂与科举并归一途为目标，因此有长达十年左右的过渡交替时期。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所减少的名额，可以作为学堂取士之用，估计“十数年以后，奋勉改业者日多，株守沉沦者日少，且仍可为小学堂、中学堂、经书、词章之师。其衰老者可从优赏给职衔。总之，但宜多设其途，以恤中才之寒畯，而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1]照此办法，实际上拟采用三种方式分流旧学士子：一是在十年内被科举考试录取或学堂吸收；二是在各级学堂担任文史类教员；三是年龄偏大者优先录职或授予荣誉虚衔，予以安抚。
1703080708
1703080709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的基本思路来自张謇的《变法平议》，不过在对年长士子的具体安排上，两者有明显差异。张謇认为，旧学士子的不同年龄，决定了他们对科举变革的反应有别。具体来说，年龄在25岁以下的，天资颖异，凡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者，一定能适应学堂教学并在各科学业中成才。26岁以上至40岁的，可到师范学堂学习，将来作为小学师资，在家乡教学；或者可以参加各地府州县的中低级官吏的选拔。张謇主张对年龄在30—40岁的诸生，取学堂文理科之书，令其各选其中一门学科，学习后应试，第一场以九经义为题，第二场以西学之十二学科分试。“试中者分门注籍，由考官咨送各专管之部，以凭京外各衙门辟举任用。断以十年为限，限满即停，中额减半，略依嘉道间旧例。是亦移花接木之近方，吐故纳新之渐径矣”。[2]
1703080710
1703080711
该方案的最大优长，在于将旧学士子按年龄分层，并将30—40岁的诸生作为善后重点，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年轻者不必过虑，年长者难以转变，只要解决好这一年龄段士子的出路，科举善后便大体不成问题。
1703080712
1703080713
1902年，废科举的传言纷起，事关千百万人的前途生计，下列以对话形式的议论，反映出当时士子们的担忧：“甲则曰：科举废矣，吾辈何从谋生，讵盛世而宜有此？乙曰：是无虑，科举废而吾辈已得之功名不可废，朝廷必有以处吾。丙曰：科举废则学堂兴，书院且悉数改学堂。彼少年既入学堂，觅馆无从，书院又废，朝廷安有余财以资吾辈哉？丁曰：既设学堂，学堂亦需教习，若足下之门第、之文名，何患不能谋一席！吾辈寒士，素无交游，斯为难耳。戊曰：科举诚宜废，然学堂中亦安有真才！且考取既无关防，徒令世家子得意耳。己曰：是固未必然，特学生必童冠左右人，吾辈行年三四十，则终无指望。庚曰：除非学堂悉归外国人经办，方无私弊，否则必弊端百出，只存情面而已。辛曰：科举诚无用，然国家三百年以来，名公巨卿，皆出于此；开学堂之说亦已数十年于兹，何尝有立大功、跻台辅者！可见变法之说，总是愈说愈坏。壬曰：将来学堂之弊显，必仍复科举。不惟是已也”。[3]这些角色各异的对话表明，不同年龄层的士子对科举革废的反应明显不同，持乐观与悲观态度者皆有，但对学堂成效与自身出路并不看好。因此能否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士子，分别予以不同安排并切实贯彻，对于善后措施能否收效至为关键。
1703080714
1703080715
1903年春，分别担任南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和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函电商议科举减额及其善后事宜，[4]重点放在50—60岁无法适应学堂的旧学士子。经过反复讨论，1903年3月1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时艰需才科举阻碍学校拟变通办法折》，提出在科举递减额期间，“旧日举贡生员，三十岁以下者可入学堂；三十至五十可入仕学师范速成两途。五十至六十，与夫三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为宽筹出路。如再科大挑或拣发一次，或岁贡倍增其额，或多挑誊录，令其入馆，可得议叙。或举人比照孝廉方正，生员比照已满吏，准其考职，三年一次，分别用为知县佐贰杂职。六十以上。酌给职衔，其有经生宿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为学堂经书词章师”。[5]这一包括了六种不同善后途径的规划，显然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协商的结果，弥补了此前方案的不足，对20—60岁不同年龄士子的出路予以全盘考虑，对其后科举善后方案的出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只是具体如何安排，还有待清廷表态与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落实。
1703080716
1703080717
1903年7月，《万国公报》披露了一则消息：
1703080718
1703080719
近日张宫保与政务处诸公会议科举一事，因香帅召见时，皇太后问其前次奏请裁停科举一节究应如何办理，香帅面奏云：“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亦究属空言。譬如臣系以八股得功名者，今日若进场考试，亦非不可以作策论，若问臣以声光电化诸学，则臣一无所知。可见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皇太后又云：“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香帅奏云：“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力富强者皆可以入学堂。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者，亦非当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试，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皇太后闻言，遂面谕香帅即与政务处妥议具奏。[6]
1703080720
1703080721
1703080722
1703080723
1703080724
[
上一页 ]
[ :1.7030806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