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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三章 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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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延续千年，曾经惠及千百万人的制度，科举制改革乃至停废，势必深刻影响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运，由此对政局和王朝兴衰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自戊戌废八股后，清廷对众多科举改革方案迟迟不予表态，在存废之间犹疑不决，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尚无周全可行的善后方案。可以说，如何善后，成为制约科举改革继续前行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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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众多以举业为生的士子而言，原已据十年三科减额的诏令筹划准备，遽然宣布立停科考，对他们的前途命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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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宽筹出路的科举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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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新政前的60余年间，科举改革的方案林林总总，均以纳实学于科举为取向，不存在科举善后问题。甲午战后至庚子年的改科举，虽然建议主张较为多样，改革过程相当曲折，但科举本身去留存废仍很少触及。改革者最初关注的重心在于如何衔接科举与学堂，通过相关政策规定促使士子进入学堂。由于科举始终未能顺利嫁接西学的新枝，1901年新政伊始，刘坤一、张之洞奏呈《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正式提出减额渐停、学堂与科举并归一途的主张，与此相应，科举善后的方案也在预设安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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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举善后的酝酿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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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楚会奏》第一折所提方案，以减额渐停、学堂与科举并归一途为目标，因此有长达十年左右的过渡交替时期。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所减少的名额，可以作为学堂取士之用，估计“十数年以后，奋勉改业者日多，株守沉沦者日少，且仍可为小学堂、中学堂、经书、词章之师。其衰老者可从优赏给职衔。总之，但宜多设其途，以恤中才之寒畯，而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1]照此办法，实际上拟采用三种方式分流旧学士子：一是在十年内被科举考试录取或学堂吸收；二是在各级学堂担任文史类教员；三是年龄偏大者优先录职或授予荣誉虚衔，予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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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的基本思路来自张謇的《变法平议》，不过在对年长士子的具体安排上，两者有明显差异。张謇认为，旧学士子的不同年龄，决定了他们对科举变革的反应有别。具体来说，年龄在25岁以下的，天资颖异，凡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者，一定能适应学堂教学并在各科学业中成才。26岁以上至40岁的，可到师范学堂学习，将来作为小学师资，在家乡教学；或者可以参加各地府州县的中低级官吏的选拔。张謇主张对年龄在30—40岁的诸生，取学堂文理科之书，令其各选其中一门学科，学习后应试，第一场以九经义为题，第二场以西学之十二学科分试。“试中者分门注籍，由考官咨送各专管之部，以凭京外各衙门辟举任用。断以十年为限，限满即停，中额减半，略依嘉道间旧例。是亦移花接木之近方，吐故纳新之渐径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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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的最大优长，在于将旧学士子按年龄分层，并将30—40岁的诸生作为善后重点，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年轻者不必过虑，年长者难以转变，只要解决好这一年龄段士子的出路，科举善后便大体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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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废科举的传言纷起，事关千百万人的前途生计，下列以对话形式的议论，反映出当时士子们的担忧：“甲则曰：科举废矣，吾辈何从谋生，讵盛世而宜有此？乙曰：是无虑，科举废而吾辈已得之功名不可废，朝廷必有以处吾。丙曰：科举废则学堂兴，书院且悉数改学堂。彼少年既入学堂，觅馆无从，书院又废，朝廷安有余财以资吾辈哉？丁曰：既设学堂，学堂亦需教习，若足下之门第、之文名，何患不能谋一席！吾辈寒士，素无交游，斯为难耳。戊曰：科举诚宜废，然学堂中亦安有真才！且考取既无关防，徒令世家子得意耳。己曰：是固未必然，特学生必童冠左右人，吾辈行年三四十，则终无指望。庚曰：除非学堂悉归外国人经办，方无私弊，否则必弊端百出，只存情面而已。辛曰：科举诚无用，然国家三百年以来，名公巨卿，皆出于此；开学堂之说亦已数十年于兹，何尝有立大功、跻台辅者！可见变法之说，总是愈说愈坏。壬曰：将来学堂之弊显，必仍复科举。不惟是已也”。[3]这些角色各异的对话表明，不同年龄层的士子对科举革废的反应明显不同，持乐观与悲观态度者皆有，但对学堂成效与自身出路并不看好。因此能否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士子，分别予以不同安排并切实贯彻，对于善后措施能否收效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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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春，分别担任南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和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函电商议科举减额及其善后事宜，[4]重点放在50—60岁无法适应学堂的旧学士子。经过反复讨论，1903年3月1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时艰需才科举阻碍学校拟变通办法折》，提出在科举递减额期间，“旧日举贡生员，三十岁以下者可入学堂；三十至五十可入仕学师范速成两途。五十至六十，与夫三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为宽筹出路。如再科大挑或拣发一次，或岁贡倍增其额，或多挑誊录，令其入馆，可得议叙。或举人比照孝廉方正，生员比照已满吏，准其考职，三年一次，分别用为知县佐贰杂职。六十以上。酌给职衔，其有经生宿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为学堂经书词章师”。[5]这一包括了六种不同善后途径的规划，显然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协商的结果，弥补了此前方案的不足，对20—60岁不同年龄士子的出路予以全盘考虑，对其后科举善后方案的出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只是具体如何安排，还有待清廷表态与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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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万国公报》披露了一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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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宫保与政务处诸公会议科举一事，因香帅召见时，皇太后问其前次奏请裁停科举一节究应如何办理，香帅面奏云：“现在改试策论虽较八股为有用，然亦究属空言。譬如臣系以八股得功名者，今日若进场考试，亦非不可以作策论，若问臣以声光电化诸学，则臣一无所知。可见取士非由学堂不可。但科举不停，则学堂仍不能大兴。”皇太后又云：“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香帅奏云：“科举之废，所不便者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力富强者皆可以入学堂。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者，亦非当下即行罢废，其所以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试，已皆五、六十岁矣，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皇太后闻言，遂面谕香帅即与政务处妥议具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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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其后出台的一系列谕旨及规章可见，这段对话中的基本思路似对清廷决策导向颇具影响，耐人寻味。张之洞的举业生涯，属于少年得志者，缺少屡试不中而愈挫愈勇的经历，故对五六十岁的老童生于科场应试的执着及刻骨铭心的向往，无法感同身受，加之意在促成渐停科举，片面强调取士必由学堂，对于士子因停科举而导致心理失衡的问题，即使有所预料，也是轻描淡写，何况于宫中应对问策，尤其要揣摩上意，轻重得宜。而在慈禧眼中，张之洞不仅正途出身，且曾为学政，对科场及士子均十分熟悉，其意见可资采纳。决策者与参与决策者的学识和经历，对于决策内容有时至关重要。也许恰因为此，导致相关安排偏重于广开门路，却忽略了对旧学士子的心理疏导。乾隆以来，清代历朝70岁乃至90多岁的耄耋童生应试并不鲜见，而且往往得到朝廷官府的鼓励，若降低年龄限制，50岁以上者均授予荣衔，予以精神抚慰，可能有助于缓解这部分士子的失落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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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廷虑及善后而在科举减额问题上态度迟缓暧昧，社会舆论已颇有不满。《选报》刊登的文章认为政务处和礼部不肯遽废科举的原因，是出于养老恤贫的考虑。“视国家之科目也，养老恤贫之道。中国以为大仁大德，而自各国哲学家言之，养老恤贫可以养成国民之惰质。”作者引征英国国会因此而减少养恤院的事实，强调“人材之关系于国家盛衰”，不能因养老恤贫之小仁，耽误培育人才的大计。同时指出：“开通之士平日除研究学问以外，稍有一长未尝不能以治生，惟迂腐之士毫无寸长，乃必有以待于科目，终身不得则潦倒以死。此其人当科目未废，亦未必果能得志，即使侥幸一第，侥幸一官，亦必朝握官符暮登白简，是所谓养之恤之者，犹是空名，反不如早绝其希冀之心，或尚有改途之望，而天下士子之精神可为之一振，天下人材之阻累可为之清除也。”[7]作者认为，南北洋大臣递减科举的奏折中，已经对递减中额士子们的出路有妥善的筹划和安排，本应由皇帝宸衷独断，而竟交给政务处和礼部“以从缓再议了之”，使科举改革进程迟缓，导致国家培育急需人才又多一重阻力，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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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前各方案的基础上将递减安排进一步细化，其中包括与旧学出路问题相关联的六项重要措施：（1）广开学堂，令30岁以下举贡生员入学；（2）设置师范学堂简易科，吸收30—50岁的旧学士子重新学习，培养师资；（3）举人大挑，每科会试后举行，解决50—60岁士子的出路生计；（4）举贡生员考职为官或佐贰杂职；（5）年龄在60岁以上的士子给予虚衔（按照既往规则，70岁以上士子才有此项优待）；（6）对不能改习新学的经生寒儒，选派各学堂为经学、文学科目的教师，有成绩者可获奖叙。[8]该折将已经取得科举功名的旧学士子，分为不同年龄层次予以疏通安排，道理上较为周密。因前述人事布局及幕后权谋的作用，所奏很快获准颁行，成为清廷对科举善后的既定国策。只是所拟各项措施，均基于十年内递减科举而设计，无法预计到其后仓促立停科举带来的各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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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日，清廷在接奏的当天就批准了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六位督抚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显然是酝酿已久、决意施行，奏章不过是表面程序。该折着重于毅然决然立停科举，因而强调归重学堂一途的必要，不过所列维系学堂的五条切要办法的最后一条，还是强调“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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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折与此前善后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尽可能弥补因立停科举而将原定十年三科减额缓停计划中断带来的冲击，并将善后安排细化。具体措施，一是要求“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鉴于优贡额少，请按省份大小酌量增加，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三科后即行请旨停止。二是举人贡生也可在十年三科内由各省督抚保送入京考试，保送名额“略照会试中额加两三倍”，送京以考官职。凡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但有一长，皆可保送。由考试经义史论和专门学各一场，分别去取，录取者即用为主事、中书、知县官。如此，“则乡试虽停，而生员可以得优拔贡；会试虽停，而举贡可以考官职。正科举之名，专归于急需之学堂。广登进之途，借恤夫旧学之寒士，庶乎平允易行，各得其所，少长同臻于有用，新旧递嬗于无形矣”。[9]至少就已有功名的旧学士子分流而言，相对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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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善后方案最后确定，增加了前述渐停方案所没有的优拔贡考试，作为士子改弦易辙的缓冲，张之洞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因此多被舆论所诟病。有消息说他曾专折奏请增加善后的若干意见：“闻鄂督张之洞奏请立废科举，惟留优拔贡二科，为今日应试诸生出身之地，且拟此后每年由各省学政保举附生二人，咨送礼部覆试，作为举人，一体会试。中式后不用翰林，仅用部属中书知县等官。又闻廷议，停止科举后，仍考优贡三科、拔贡一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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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立停科举的决定及其善后安排，有时评认为，朝廷宽筹出路，“其体贴固已入微，惟约计各县举贡生员，少则二三百人，多则四五六七百人不等”，这些人的生活唯“教读”可谋生，“似当于出路中更筹出路”。其具体办法，即各督抚应认真考虑裁革书吏，改用士人之议，“此法尽可实行”，将各衙门书吏一律改用士人，“一可资地方熟悉，二可杜书吏之弊端，三可使无数寒儒不致如鹿走险”。[11]此说以旧学士子取代书吏，理论上不仅可疏通寒儒，还可提高衙门办事者的素质，看似可行。但实际上，书吏之事，多为士子所不屑为，且书吏对刑案词讼的谙熟，又恰恰是谋举业的士子们力所不逮。尽管督抚们对书吏之弊深恶痛绝，然革除书吏本身已经相当冒险，以士子为书吏更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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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院落实举贡生员出路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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