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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考优拔对新式学堂的影响不可低估。福建玉屏书院原已改为学堂，因考优拔试期临近，应学生要求，道台批准恢复考课十六期，以帮助士子温习四书五经内容。[61]更有甚者，玉屏书院不但为考优拔妥定考课章程，还“商请道厅出题课士”。[62]在后科举时代，举贡优拔考试上演着一场场热闹而隆重的科举盛典，学堂则变成科举余绪的演示场。1909年5月，有传闻说，学部鉴于“各省考试优拔影响于学堂新政者甚大”，“拟将下届壬子一科提归本年一同考试，加额录取，以后不再考试优拔，庶几科举思想永远革除”。[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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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优拔贡考试似乎是科举制度的卷土重来，仔细考察，在熟悉的旧形式下，仍然融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在戊戌以后科举改革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并反映出偏重实学、经世致用的趋向，有的还与社会时势密切相关。当然，考题所反映的趋新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各省督抚与提学使对新旧学的认识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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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各地的考题大体有一定之规，且基本按戊戌后科举改章的要求配置，只是其所谓的中外政治题，并非时事，而较多的是今天所标榜的经济学内容，可见时人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望：“宁淮徐拔贡头场题：（1）中国政治：刘晏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币籴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籴民论；（2）中国史论：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异同论；（3）外国政治：外国议院定议国家银行八成实本、二成虚票，其虚票不止此数，何以人皆信用策。”宁淮徐拔贡二场题：致知在格物义；于铄王师遵养时晦义。扬通海拔贡头场题：（1）中国政治：上古之世三币并行，暨战国时多用金镒，至秦遂定黄金为上币。何以自汉而后民皆用钱，宋元以后并用银，与钞不复能行金币论。（2）中国史事：胡瑗湖学教法最备，太学始建有司，请下湖学取以为太学法论。（3）外国艺学：铁路为交通要政，应如何养成工程学俾资兴造策。扬通海拔贡二场题：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义。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义。[64]上述试题，反映了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时期社会的选才标准已趋向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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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部与礼部的协议，学部主管新学事宜，礼部负责旧学善后。[65]可是后来学政裁撤，只能由提学使来主持后科举时代科举考试的相关事宜，具体则由教谕、教授等尚未裁撤的教职负责善后的科举考试。江宁提学司“特为避嫌计，凡学署科员概不与阅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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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员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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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疏通旧学出路的措施中，举贡考职、优拔考试之外，生员考职亦是一大要项。根据《政务处具奏通筹举贡生员出路折》，生员考职，大省取100名，中省取70名，小省取50名。一等以巡检用，二等以典史用。考职时间大约在每年二月，并于优贡考完后在各省城举行。考试结束后，由提学使司将各生名册及试卷造册，分咨吏、礼两部查核，并咨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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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试优拔相比，生员考职没有那样的喧嚣和张扬，因为考职者更多为个人生计和出路做实际选择，对于功名要淡漠些。不过，各省考职的具体操作各有特点。1907年山西考职由提学使分场主持，“头场试以经义、史论各一篇，出场试以时务策二篇，其有专门科学者，预先报明照出策题。合校两场以定去取。取定后，将试卷呈送督抚复核”。该省按中省名额录取，共取70名，一、二等各35名。[67]河南同样按中省70名录取，只是将名额分配到各属州县，而各州县“申送多有溢额”，应送700名生员与考，实际报名者却有1100人之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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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考职，全省廪增附生有800多人参加，考试题目不仅更加注重了解考生对时事与政务的把握能力，而且有为本省新政推广出谋献策之意，如时务策题：“问闽省近日米价昂贵，虽由官商合力购运洋米以资民食，然秋收尚远，为日正长，应如何设法预筹，俾无饥乏之虞？其各陈所见以对”；次题：“问迩日农工商部有饬各省查勘官荒推广种植之议，诸生来自各州县，自必熟习本处地利，何处有荒土若干，何土宜何种植，能胪陈之以备采择欤”。[69]该省当年考职共计录取一等40名，二等60名，除将应考录取者的试卷送达北京吏部分发注册，指省供职外，未考取者，准其报名考学堂，送入法政学堂肄业速成科，完成学业后给予卒业文凭，也可进入仕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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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的考虑，1908年吏部又奏准《酌拟生员考职人员选补班次并免交分发银两折》，对生员考职有愿分发外补者，照举人五贡办法，免缴分发银两。[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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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在各地按照定章举行考职的同时，有的省份则奏请取消考职，主张以实际能力选择任用。礼部奏准的《各省生员考职办法折》中，有“各省生员于考优贡之年，准令州县会同教官保送，由督抚考试，用为佐贰杂职，分发各省试用”的规定。而广西巡抚张鸣岐认为，之所以要废除科举，就是因为科举“取士不尽得用”。他强调：“今生员考职仍凭文字一日之短长，又除去年壮诸生应挑入学堂及现充教员、现学师范、现送出洋者，是与考诸生大都年老迂腐之辈，令无数年老迂庸之人凭文字以为去取，则列者能否得人，概可想见。在原议诸臣，本属体恤寒畯之意，特佐杂虽系末秩，在在与民相亲，况值改官制时，正有添设州县佐官之议，此后佐杂各官视前尤重，如不得人，似亦难资治理。”张鸣岐以“广西善后诸事正烦”，新政各项正待开展为由，“拟请敕下礼部，准广西停免考职。凡昔日生员，或有德可称，有才可见，准由臣随时奖给佐贰杂职，分发省分试用。一面造具履历事实清册，咨部查考。广西系属小省，定章三年应考取佐杂五十名，随时奖给之数，仍统计之，不逾定额。如此变通办理，既足以畅，亦可以得实济”。[72]坚持以实际考察而非考试录用，折上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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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举贡生员及优拔考试的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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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举善后的各省优拔考试，相关规则已经相当宽松，实际贯彻起来，却往往还会逾越。吏部发现，1907年各督抚办理考试举贡及生员考职一事，“每多违玩，或则逾出原额，或则已有官阶与有学堂奖励者”。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崇善则向清廷奏报，既往优贡学额多有漏报，礼部电咨准其补报。因临届考期，来不及照程序造册送京，只要求考生本人“亲赴省城学务处取具五生联名互保切结，及本生并无过犯”，交纳洋银24元，就可报考。[73]吏部与礼部对于此类逾规越矩的行为，竟然并无追究之意，反而决定当年考试名额，仍照“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钦定中额再加三倍为断，凡保送人员于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警察、法政等，但有一长，皆可保送”。[74]增广三倍之额以外，又放任各地简化报考手续，这些法外加恩的举措，虽有体恤寒畯的考量，宽筹出路的苦心，可以部分化解立停科举给众多举子带来的困扰，但凡事过滥，就难免造成负面影响，招致种种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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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贡、拔贡考试及举贡生员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以为梦断科举的士人有了较多的出路选择，以免士心骚动导致社会动荡，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1907年8月，《大公报》的评论认为，政府对善后过优“此等政策实中国特有之现象，为环球所未闻也”。当道者每借口疏通旧学，为举贡生监开辟多途，安排得井井有条，唯独对救亡之急务无所用心。既有如此优待措施和诸多考试机会，50岁以下的举贡本可转向实学之心，势必因而舍弃，奔竞于各个考场，消磨其年龄及意志，结果则将多数举贡“群驱而入废民之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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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盛京时报》的论说也指出：“盖中国科举之制，为取才之意，而非育才之意。原系专制国之制度，而天下人士，在专制制度之权下，自以朝廷之取舍为荣辱，经营奔走于天下。而朝廷亦借此以笼络天下之士。则乡举重逢之典，固当愈为文人之所希望者矣。”科举已停，而乡举重逢之典不停，对新学危害极大。“夫举人、进士之名，原不足以服人，惟国家仍不能尽废科举之旧制，则天下之热衷功名者，又安得不愿闻其名乎？天下之人，既愿闻其名，则必不能尽力于学，不能尽力于学，则科举学堂之相去几希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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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以光怪陆离的优拔贡考试为题，填写新乐府词一首：“考优拔，考优拔，谁说科场命运绝，痴心想望年复年，何幸今年慰饥渴。功名末路愈可珍，两场荞麦一场割。优拔复优拔，拳磨掌更擦”。[77]1909年9月，《神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举魂》的短篇小说，以主人公梦境中出现百人参加的考试优拔、乡试、殿试、朝考场景，与各省地方自治选举片段交错描写，科举中式后的填榜与唱名，地方自治选举中统计得票时的唱票声交相起伏，突然一切皆消失，一人状似痴癫，时而作思考状，时而摇头，丑态不一，“巡警异之，前问故，其人曰：余在此久矣，凡堂中所为事历历在吾目，顾不解其何所为而为此。巡警曰：嘻！子乡民耳，安知此。我明语子，子今日所见，盖政党中举其首领以作吾民之总代表也。其人闻之，若甚惊喜者，曰：然乎？以彼编修、进士公为总代表，将何所往而不利，何彼百人先获我乡民之心，竟有如此者。科举有灵，实吾民幸福哉”。[78]这篇小说，反映了时人对科场考试及地方选举中一些现象问题的联想思考，科举虽然停止，然其魂魄未散，地方自治选举中，被选议员多是科举出身，其思维方式也难脱俗套，改制自然容易重蹈穿新鞋走老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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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孙诒让，为晚清浙学三大师之一，中学深湛，对宽筹举贡优拔出路的种种做法也颇感忧虑。他认为科举既罢，举、贡、生、监年富力强者，不会落伍而甘居人后，必然努力钻研科学，适应社会变化；即年龄稍大，但经史文章基础深厚者，亦足任文科教授编纂之员，“校年积劳，自可仰邀甄拔”；那些年迈才疏，不但对于新学一无所知，而且对于旧学亦并不精通的人，即使让其幸获科名，厕身士绅之列，也是志大才疏，无济时需之人。“就令一切摒弃，亦不为过。而近来议者，犹复殷殷设法，曲为疏通，举贡一试，遂叨通籍之殊荣；优拔三科，尚沿校文之旧法。举庸陋无用之辈，縻以好爵，使布满仕途。夫既不能为学人，岂复能为良吏，徒令虚糜廪粟，大阻贤路。而郡邑愚民，因此误窥朝旨，谓科举仍当复行，学校不过暂设，其为学务之布障，不亦甚乎？”于国家社会，危害极大。清廷于内忧外患无策应对，却不遗余力地为“腐败科举之旧学优筹出路”，令人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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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认为，为旧学疏通出路的措施过于宽滥，非但不能确保国家的安定太平，反而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各地对优拔贡考试超乎寻常的狂热，以及种种不正之风的盛行，就是最好的证明。科举虽停，其实与未停之时无甚区别，“故细察今日学界之情状，新学未见大兴，而旧学已形衰退，不加激汰，而抱此终古，是率天下而趋于不学也。斯其为广兴教育之初意不适相左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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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善后的种种考试，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生对学堂系统学习的厌倦，以及追逐功名的侥幸心理，使其难以弃旧图新，造成新学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孙诒让希望学部毅然决然废除所有科举遗留的旧学杂试，“一切杂试，奏请永远停罢；全国士民，子弟不入小学者有罚；非毕业中学大学者，更无出身。……决然舍旧以图新，以定天下之趋向”。期待清廷迅速颁布法令结束新旧并进的局面，提出以十年为界限，完成人才选拔与任用方面的新旧递嬗：“十年以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凡州县牧令办学务成效卓著者，虽仅中学毕业，亦得擢升知府）。十年以内，学校毕业生不敷用，则权宜变通，令每省必立吏治简易学堂一区，以政法、教育、经济三科大意讲授。无论外补内铨，凡实缺人员到省者，必入校听讲二年，由校长会同提学司考验，毕业者方准赴任；不中程未毕业者，留堂再学一年；不可教育者，开缺。其他候补人员到省者，则必入法政学堂受普通教育，毕业而后，准其留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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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诒让一样，希望一劳永逸地结束科举考试，斩断科举余绪者不乏其人。有的还直接向清廷奏请建言。1909年4月初，学部侍郎严修以“各省按年考试优拔两贡，本为开通寒士出路，奈愚氏无识，竟引为将复科举之证，悠悠众口，淆惑观听，不惟旧日之诸生有所希冀，而不肯改途，即近时之学生亦慕优拔之出身，舍学堂而往应考试，实阻学堂生机。拟奏请将优拔两贡考试一律停止”。[81]日本方面也已注意到学部右侍郎严修、山东巡抚袁树勋先后奏请停止优拔贡未得到响应的情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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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树勋的奏章在朝中引起的动静稍大，张之洞给樊增祥的电文提及：“东抚袁有电邀各省联衔入奏，请停优拔贡，万分可骇。方今中国，文教日微，孔教将绝，若并此科亦停，习国文者更无生路，此后无人再读儒书。将来小学、中学、师范、高等各学堂，更无可为中国经史、国文教习之人矣。不及十年，天下人将并无一识字者矣。闻各省多不附和”（此电文可与前述日本方面的消息相互印证）。[83]在当年曾主张停科举的张之洞看来，优拔贡考试不仅是为旧学士子谋出路，更是为中国文教存火种。制度兴革的矫枉过正，对于国家社会皆非福音。这似乎隐含对于立停科举和学堂一枝独秀几年来成效的不满。故不惟袁树勋的呼吁联络未在督抚中得到响应，严修的主张甚至在学部堂官当中也得不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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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外群臣的反应冷淡相反，一些报刊评论不仅附和严修的主张，且对政府措施提出批评。《盛京时报》的社说认为，虽然国家制定政策考试优拔贡，是为科举改革善后，但优拔贡中富有才学之士，早已为人“罗致以去”，所剩才能低下者，若不为其谋出路，确有饥寒之忧。考试优拔贡“使之荣膺一命，奔走于政界中，于大计亦复何益？且其私计，亦必不见充裕。盖不久而将为人竞所淘汰也”。科举以功名引诱，应试者“辗转老死而卒不能出其彀中”，若真正为寒士着想，更应速行改制，不再使之消磨岁月于此最无谓之应试文中。立停科举骤行改制，对国家大局并无不利，只不过一时骚扰而已。既然“群知科举之害，兴学之益，改制之不可一日缓，则何妨顺舆论以为从违，而举所谓优拔贡之考试，一律停止，示天下以更新耶？总之，科举之不能再复，已有定论。不复科举，而必留类似科举者，以乱人意而淆国是，是固今日改制中最辜人望者”。[84]警示政府对此犹豫迟疑，势必影响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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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罢科举后宽筹出路，导致取才与科举仕进时代几无差别，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来已经人满为患的仕途更加拥挤，而且后来者素质更差，众多求差者肆意钻营，败坏吏治。种种劣迹，令坚持守成者也难以容忍。1907年，恽毓鼎在日记中发泄其对多途并进导致吏治日坏的不满：“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辇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破坏廉耻，扰乱志气，莫此为甚！世之治也，名器贵而人皆自重；世之衰也，名器贱而人愈不知足。气浮志乱，其害及于世道，其祸必中于国家。”[85]1910年秋，《大公报》披露科举善后至少使仕途陡增五千余人，[86]给官场带来的压力与冲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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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政府方面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清实录》记载：南书房翰林袁励准奏陈，为了切实做好预备立宪的准备，请停止举贡考试及各项保举，除学堂学生照章奖励外，对捐资兴学与管理学堂卓有成效者，一律奖励京外实官，“使全国进身皆出学堂，以造成立宪人格”。该折奉旨交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具奏，讨论结果则为：“各项举贡出路，及各项保举，均有奏案章程，未便轻于改易。”对于优奖民立小学的提议，除捐资较多者可奏明请奖外，积极兴学且有成效者另订奖励专条，以示优异。[87]政务处会议对“奏案章程，未便轻于改易”回复的背后，应是担忧社会稳定受到影响，害怕革命党人有机可乘，危及江山社稷。科举已由渐停改为立停，宽筹旧学士子出路，清廷不能再度言而无信。各省优拔贡考试的热闹，也仅仅是科举的回光返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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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廷宽筹旧学士子的出路，然因历届取得各种功名的举贡诸生人数众多，加之由捐纳、保举入仕者，队伍极其庞大，仅以官场为疏通渠道是难以真正善后的。《中外日报》发表的评论指出：“近者科举已废，诏书有为筹出路之言，若使为官，岂能遍及？惟使为律师，与夫中小学教员，乃真出路耳。”[88]这两项也确实是后科举时代不少士子的主要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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