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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抡才，即预备拔擢登进。取才后如何使用，至为关键。1907年吏部议定举贡分部办法，考职“一等者以主事用，应签分部行走”。考虑到不少举贡在报考时，已择定相应的专门学问，吏部堂官拟定，根据举贡个人专长考虑其用途，以专业对口的原则掣签分用到新设的京师各部。[26]如此，则尽管为旧途疏通，但已应时变通、学有专长的士子在录用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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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奏准的举贡分部章程，也与吏部的意向十分吻合：“此次考试举贡，所有主事、小京官两项人员，均应分部行走。惟人数既多，若仅签分礼、法、度支、陆军等部，未免拥挤过甚。拟请按照员数之多寡，部务之繁简，再以所长专门与外务部、农工商部、民政部、邮传部、大理院各衙门相当者，先行分别坐掣。如所掣部分无主事、小京官名目者，即以对品改用”，奉旨允准。[27]可见即使宽筹出路，在早已人满为患的仕途上，也还有所用何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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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2日，吏部尚书为两宫召见，垂询举贡录用事，“尚书奏称，本年举贡考试，均有科学，且中文素有根柢，宜从宽录用云云。两宫颇以为然，故此次举贡除一等用主事京官，二等三等之内用主事者尚为不少”。[28]科举时代，京（内）官中进士分部以主事用者虽屡见不鲜，但除祖、父为官的子弟由难荫或恩荫途径外，举贡以主事分部者却不多见。就此而言，宽筹出路可谓格外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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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官部分，也同样予以优先安排。1907年10月，吏部拟订举贡知县补缺班次。吏部以举贡考职与优贡朝考同系分省补用，若归一班，未免拥挤，于是拟定班次，举贡考职之知县归即用班补用，优贡以五项用人员均归候补班补用，所有从前到省之优贡知县亦归候补班补用。[29]早在乾隆三十年，上谕曾承认“举人选用知县，需次动至三十余年，其壮岁获售者既不得及锋而用，而晚遇者年力益复就衰，每为轸惜”。[30]而“即用班”既往多为进士分发知县，举贡考职归此补用，表明清廷对善后安排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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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有意疏通出路，优待举贡，考试后被录取者就职入仕，前途光明。1907年全国参加考试录取的举贡为371名，“仍拟分为一、二、三等，一等以主事用，二等以知县用，再由礼部带领引见授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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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有评论将清廷广筹举贡出路的相关措施，视为减轻政府自身压力与疏通京城仕途拥挤的对策，“其原因亦由于政府之自私自利自关节之风。闻近年以来，夤缘得举贡者，非政府之子弟亲戚，即其门生故旧，一旦科举既停，若辈皆无所事事，麇集京师，奔走请托，今日求谋一事，明日求保一官，拒之则情面难却，许之则应接不暇，不得已遂行此广筹举贡出路之策。然其名目虽云广筹，而得沾此广筹之利益者，仍复麇集京师少数之举贡，天下多数之举贡反因此而受其害矣”。因此，这些措施无法彻底解决所有举贡的生计，“得主事、知县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不得者居十分之八九”。由于旧学举贡授职较易，新学则仍需数年苦读才能获得出身，故消极影响反而可能大于积极作用。实情是否有如其说，应当深入探讨，至少评论者自信满满，“吾得而断之曰：广筹举贡出身，实以毒天下之举贡，而销减多士研求实学之心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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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6月18日，学部尚书荣庆在日记中写道：“带各省贡生引见，此近年疏通旧学举贡第二次也，计三百余人，如会试法，均授主事以次官。”[33]这一记载表明，举贡考试仍如科举旧章，授职更是相对优渥，尽管舆论并不看好，相关章程的意向还是得到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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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优拔贡考试的延续及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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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进士、举人为旧学较高层次人才，人数不多而言，优贡、拔贡考试，因生员均有资格参加，故涉及旧学人才面最广，影响也最大。为了使有才学之人无遗珠之憾，政务处奏准的章程规定：拔贡照昔日科举时代的原定额增加一倍，优贡照原定额增加四倍，岁贡照原定额加数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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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相关规定，优拔贡考试均由各地自行组织进行，科举停废后最早以善后为目的举行的优贡考试，于1905年12月在山东省举行。主持者为山东巡抚杨士骧，具体实施者为山东提学使，头场以经义史论为题，“二场试以时务策并专门科学”。考试后“照新章加额四倍考取”，按照中省名额录取70名廪贡生，分为一、二等，“将年貌等第清册分咨吏、礼二部，并将试卷解送礼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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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山东之后，各省优拔贡考试纷至沓来。《申报》对于清政府不遗余力地宽筹出路的做法颇感诧异：“此次朝考取录优贡一等者一百三十余人，二等者一百六十余人，几录十分之七八，颇不可解。惟按照新章，一等应以小京官用，二等以知县用。京外仕途本形拥挤，前取举贡已及四百余名，今又录取三百名。在朝廷视之虽为不甚爱惜之官，然欲大庇寒士尽欢颜，亦其难矣。微闻政府仍有重视科举之意，疑学生为不可靠，故以此代之，多多益善，不亦宜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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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贡考试之外，优拔考试也是后科举时代的科场盛事。1909年的优拔考试，由于各省均声势浩大，规模影响超过前此各届，故各报馆纷纷予以较为详细的报道。1909年8、9月间，仅江西省报名优拔者已近八千人，熙熙攘攘，蔚为大观，“因今届拔贡加倍录取，故一般陈腐之辈，平素足迹不履城市者，闻考信皆相率结伴而来。趾高气扬，大有富贵逼人之概。日来城中屋租，市上食品，昂贵均达极点”。[37]在新旧两分的价值评判下，旧学士子的节日则为趋新人士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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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优拔贡考试影响的不仅是旧学士子，还有新式学堂的师生，并由此引发纷争。由于优拔贡考试录取的名额，是以原府县学的诸生学额为基数，涉及面广，尽管政务处颁布的相关章程已明文规定了学堂学生、留学生及现任官员不得参加考试，但新政期间职官体系不断进行大幅度调整变动，各种统计与名册并未能如期造报并送达吏部、礼部，许多留学生与国内学堂学生便想趁机浑水摸鱼。如江西优拔考试，“赴考之徒，有归自东洋留学者，有来自京师各学堂者，而本省毕业生各学校管理员、教员及新当选之县员，尤指不胜屈。一般顽旧之士颇愤愤不平，谓朝廷举行优拔，原为疏通旧学起见，何得容若辈插足其中。并闻有人提议，拟分属详细调查，俟考正场时要求提学开除此辈，以清新旧之界”。为了解决报考人数过多的问题，该省提学使指斥“内中恐不免滥竽充数之辈，特定于十八日仿乡试录科例，先行甄别一次”。目击者描述当时情形：“往年乡试时，诸生至省均以红笺名刺排贴于学署辕门左右木栅上，万千名字，举目皆殷红之色，盖以资亲旧之探访也。科举既停，此等情形久不寓目，今则行过提学署前，依然万刺高张，鲜艳夺目，与当年大比时无异。惟参差疏密中又有新式洁白之短小名片，多系在东京、上海等处印成者，错杂掩映于其间，浅白、深红争妍比美，颇足动观者之流连也”。[38]真可谓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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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转换之际，图书销售的涨落往往成为士林风气的风向标。作为科举延续的优拔考试，使得各种科场旧书由大兴学堂以后的逐年滞销重新转成畅销。而新书却因此无人问津。报载南昌戊子牌某书肆，“前因定购经义策论、闱墨诸书极多，三年之久无人过问，以致亏折殊巨。讵自七月初旬以来，未逾十日，所存之陈篇旧籍悉已售去，且均幸获善价。除抵还所亏基本金外，犹获近三千余元。近因货不敷卖，特专人向各公馆、各学舍搜罗科举应用之籍。……每日必销至数百部。若新出之译本及各种教科书，则终日无人问价，合市皆束之高阁矣”。[39]新旧书市场的冷暖，反映出新旧学在善后措施贯彻过程中的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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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式科场书一道重新走俏的，还有昔日科场的劣习。江苏省考拔之枪手应接不暇，其酬金甚至高达2000多元，“更有以一人代枪两三人者”。[40]南昌全城到处是科举时代的气象，私人出租的屋价高涨，日用饮食诸物价遂随之而暴涨。[41]而湖南省到长沙考试之人有四千多，“各商云集，大有昔日科场气象”。[42]广东的情况也极为近似，各种科举书籍“销场极旺，与从前未废科举时无异”。[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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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优、考拔、考职接踵而来，对于末路士子，“考试优贡优试以后考授职官，故各属士子皆挟一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之心而来，虽首战失利而志不稍灰，仍然兴高采烈，精神数倍，一若衣锦荣归之事终当操券而获者”。[44]为了增加胜算，考生们对自己的容貌亦格外注重。南昌考生中，有一位年过76岁的老儒，已须眉皆白，得知该省提学使偏喜少壮，遍寻染发之药不可得，遂用墨汁涂饰发须，因点名时烛光昏暗，竟被瞒过。另一位王姓考生，因痼疾而形容枯槁，恐点名时印象不佳，专购脂粉一盒，每逢入场前涂抹双颊，冀得神采奕奕之效。[45]随着考试优拔日期的临近，许多考生表现出一种“兴高采烈之狂态”，由于有烟瘾者不得与考，福建某学堂监督陈某，为获得贡生名衔而到处求医求药，希望戒绝烟瘾。[46]众生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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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到吃惊的，还是新式学堂师生对于考试优拔贡的热情。虽然明确规定学堂教习、学生与毕业生均不准与考，混迹其间者却不乏其人，并不如实填报表格，且试期已近，提学使司没有足够的时间核对每个考生的资料，严格按照标准收考。故江西南部出现“各属有已在中小学堂毕业得有廪增附之奖励者，又有停罢科举时曾考取府县案首而未得院试者，皆自称为生员，纷纷向提学署要求一律与试优拔，经林提学声斥不准，遂怏怏失意而回”。[47]山东黄县考优拔者多为学堂中人，由于准备参加考试，学生旷课，教员不能安心教授，“各学堂几有不能完全存立之势。一邑如此，他邑可知，科举之毒人深矣”。[48]广东澄海县连公立小学堂校长竟然也前往应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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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省学署三令五申不准学堂学生和官员参加考试，但充耳不闻、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南京张某等十人，已得学堂奖励，依然蒙混报考，头场过后被人揭穿，不准再考二场。[50]江西直到考试结果揭晓，才知道“除议员、教员、管理员多取列前茅外，其余高等学堂之学生取列第一名者十数人，取列前十名者三十余人，均欣欣然停止功课，练习楷书，一若拔贡可以操券而得者，以故高等学堂现今仍斋舍一空，各科学教员皆非常闲散，闻开学上课尚遥遥无定期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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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应考者接近一万人，只能采取分场考试的办法。有学堂监督与学生同场应试，且竟有学生为学堂监督代笔捉刀，有七十多岁考生考场发病需要急救者，令人感慨万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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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考生人数有6000多人，据说“考试首重史论，次经义，其余一切新学不过虚有其名而已。现一般应考诸生咸揣摩旧日文章之风气，讲求格律，研究声调，几于惟日不足矣”。本为疏通旧学而举行的考试，竟然对新式学堂造成强烈冲击。粤省“此次考试优拔，教员应试者以番禺县学最占多数，有番禺官立两等小学竟借词考拔，放假至十余日。优拔热而学堂冷，于此大可见矣”。[53]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是厦门中学堂原请道台选送五名师范生到闽省学堂学习，学生到达后查阅学堂章程，非一年半载所能毕业，且因规定入学堂后不得参与科举，于是五人中有两人毅然退学，携手返回家乡，准备考试优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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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优拔对士子的吸引力之大，甚至连各地的官员都感到费解。一位名叫李育英的官员竟然也“具廪粤督请奏销捐案，饬考优拔”，两广总督袁树勋“批谓：科举停废，尚留优拔一途，不过为旧学生员谋进身之地。该从九现由廪出贡报捐今职到省，广东则及时效用，已非无可进身，委吏乘田至圣犹不卑小官，雍正以来，由末秩起家为循吏为名臣者，偻指难数。果使知行合一，学有专长，前程甚宽，本难限量，何必恋此优拔为哉，所请应毋庸议”。[55]这种令督抚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情形并不鲜见，江苏“各属考生因热心优拔，多有将廪贡附贡禀请注销一体应试者”，也有将所捐实官“弃之如遗者”。[56]为了防止因考试优拔扰乱官场正常秩序，学部不得不考虑修改奏定考试优拔章程，对考生资格重新予以调整限制：“凡有职官者一概不得与考。现闻此次各省举行优拔，颇有候补、候选人员蒙混入场情弊，已决意咨行各省确查，如实有此项人员曾经取列者，概予扣除”。[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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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均因科举善后的各项措施太过优待所致。报刊访事注意到，“拔贡朝考业已出榜，闻考列一等者议定授为小京官，二等得知县，余为候补录事，亦可就府经、县丞、直州判三项杂职，惟须纳费约二百金，并闻未取之拔贡亦可纳资就职”。[58]四川省对考取优拔贡举的人员，很快按照新章予以逐项落实，“举贡考试分省知县，附于即用班内序补酌补，悉照即用人员之例办理，其优贡知县专归于候补班内照候补之例办理”。[59]清中叶以前，只有进士分发知县，方能附于即用班，科举善后之优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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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果，仅拔贡考一项，即超出预计。1910年8月17日谕旨宣布，第二次优拔考试考取八旗及各直省拔贡149名着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176名着以知县分省补用；王钟汉等178名交与吏部询问，愿就京职者以八品录事书记等官分部补用，愿就外职者，以直隶州州判、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三项分省补用。附于上谕后的吏部清单，还将两届拔贡考试录取与录用的情况作了比较：第一届一等81名，二等156名，以小京官用72名，以知县用86名，询问共79名；第二届一等185名，二等318名，拟以小京官用149名，知县用176名，询问178名。[60]既往除进士一甲三名外，进士分发大多以小京官与知县用，此时优拔取录者竟受清廷优渥而仕途通达，自然令人兴奋不已。参加优拔考试的旧学士子，无论其是否已就官职，都意味着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的诱惑对于凡夫俗子而言，的确难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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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部分省份优拔考试录取数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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