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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优拔贡考试影响的不仅是旧学士子，还有新式学堂的师生，并由此引发纷争。由于优拔贡考试录取的名额，是以原府县学的诸生学额为基数，涉及面广，尽管政务处颁布的相关章程已明文规定了学堂学生、留学生及现任官员不得参加考试，但新政期间职官体系不断进行大幅度调整变动，各种统计与名册并未能如期造报并送达吏部、礼部，许多留学生与国内学堂学生便想趁机浑水摸鱼。如江西优拔考试，“赴考之徒，有归自东洋留学者，有来自京师各学堂者，而本省毕业生各学校管理员、教员及新当选之县员，尤指不胜屈。一般顽旧之士颇愤愤不平，谓朝廷举行优拔，原为疏通旧学起见，何得容若辈插足其中。并闻有人提议，拟分属详细调查，俟考正场时要求提学开除此辈，以清新旧之界”。为了解决报考人数过多的问题，该省提学使指斥“内中恐不免滥竽充数之辈，特定于十八日仿乡试录科例，先行甄别一次”。目击者描述当时情形：“往年乡试时，诸生至省均以红笺名刺排贴于学署辕门左右木栅上，万千名字，举目皆殷红之色，盖以资亲旧之探访也。科举既停，此等情形久不寓目，今则行过提学署前，依然万刺高张，鲜艳夺目，与当年大比时无异。惟参差疏密中又有新式洁白之短小名片，多系在东京、上海等处印成者，错杂掩映于其间，浅白、深红争妍比美，颇足动观者之流连也”。[38]真可谓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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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转换之际，图书销售的涨落往往成为士林风气的风向标。作为科举延续的优拔考试，使得各种科场旧书由大兴学堂以后的逐年滞销重新转成畅销。而新书却因此无人问津。报载南昌戊子牌某书肆，“前因定购经义策论、闱墨诸书极多，三年之久无人过问，以致亏折殊巨。讵自七月初旬以来，未逾十日，所存之陈篇旧籍悉已售去，且均幸获善价。除抵还所亏基本金外，犹获近三千余元。近因货不敷卖，特专人向各公馆、各学舍搜罗科举应用之籍。……每日必销至数百部。若新出之译本及各种教科书，则终日无人问价，合市皆束之高阁矣”。[39]新旧书市场的冷暖，反映出新旧学在善后措施贯彻过程中的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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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式科场书一道重新走俏的，还有昔日科场的劣习。江苏省考拔之枪手应接不暇，其酬金甚至高达2000多元，“更有以一人代枪两三人者”。[40]南昌全城到处是科举时代的气象，私人出租的屋价高涨，日用饮食诸物价遂随之而暴涨。[41]而湖南省到长沙考试之人有四千多，“各商云集，大有昔日科场气象”。[42]广东的情况也极为近似，各种科举书籍“销场极旺，与从前未废科举时无异”。[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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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优、考拔、考职接踵而来，对于末路士子，“考试优贡优试以后考授职官，故各属士子皆挟一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之心而来，虽首战失利而志不稍灰，仍然兴高采烈，精神数倍，一若衣锦荣归之事终当操券而获者”。[44]为了增加胜算，考生们对自己的容貌亦格外注重。南昌考生中，有一位年过76岁的老儒，已须眉皆白，得知该省提学使偏喜少壮，遍寻染发之药不可得，遂用墨汁涂饰发须，因点名时烛光昏暗，竟被瞒过。另一位王姓考生，因痼疾而形容枯槁，恐点名时印象不佳，专购脂粉一盒，每逢入场前涂抹双颊，冀得神采奕奕之效。[45]随着考试优拔日期的临近，许多考生表现出一种“兴高采烈之狂态”，由于有烟瘾者不得与考，福建某学堂监督陈某，为获得贡生名衔而到处求医求药，希望戒绝烟瘾。[46]众生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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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到吃惊的，还是新式学堂师生对于考试优拔贡的热情。虽然明确规定学堂教习、学生与毕业生均不准与考，混迹其间者却不乏其人，并不如实填报表格，且试期已近，提学使司没有足够的时间核对每个考生的资料，严格按照标准收考。故江西南部出现“各属有已在中小学堂毕业得有廪增附之奖励者，又有停罢科举时曾考取府县案首而未得院试者，皆自称为生员，纷纷向提学署要求一律与试优拔，经林提学声斥不准，遂怏怏失意而回”。[47]山东黄县考优拔者多为学堂中人，由于准备参加考试，学生旷课，教员不能安心教授，“各学堂几有不能完全存立之势。一邑如此，他邑可知，科举之毒人深矣”。[48]广东澄海县连公立小学堂校长竟然也前往应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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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省学署三令五申不准学堂学生和官员参加考试，但充耳不闻、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南京张某等十人，已得学堂奖励，依然蒙混报考，头场过后被人揭穿，不准再考二场。[50]江西直到考试结果揭晓，才知道“除议员、教员、管理员多取列前茅外，其余高等学堂之学生取列第一名者十数人，取列前十名者三十余人，均欣欣然停止功课，练习楷书，一若拔贡可以操券而得者，以故高等学堂现今仍斋舍一空，各科学教员皆非常闲散，闻开学上课尚遥遥无定期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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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应考者接近一万人，只能采取分场考试的办法。有学堂监督与学生同场应试，且竟有学生为学堂监督代笔捉刀，有七十多岁考生考场发病需要急救者，令人感慨万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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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考生人数有6000多人，据说“考试首重史论，次经义，其余一切新学不过虚有其名而已。现一般应考诸生咸揣摩旧日文章之风气，讲求格律，研究声调，几于惟日不足矣”。本为疏通旧学而举行的考试，竟然对新式学堂造成强烈冲击。粤省“此次考试优拔，教员应试者以番禺县学最占多数，有番禺官立两等小学竟借词考拔，放假至十余日。优拔热而学堂冷，于此大可见矣”。[53]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是厦门中学堂原请道台选送五名师范生到闽省学堂学习，学生到达后查阅学堂章程，非一年半载所能毕业，且因规定入学堂后不得参与科举，于是五人中有两人毅然退学，携手返回家乡，准备考试优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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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优拔对士子的吸引力之大，甚至连各地的官员都感到费解。一位名叫李育英的官员竟然也“具廪粤督请奏销捐案，饬考优拔”，两广总督袁树勋“批谓：科举停废，尚留优拔一途，不过为旧学生员谋进身之地。该从九现由廪出贡报捐今职到省，广东则及时效用，已非无可进身，委吏乘田至圣犹不卑小官，雍正以来，由末秩起家为循吏为名臣者，偻指难数。果使知行合一，学有专长，前程甚宽，本难限量，何必恋此优拔为哉，所请应毋庸议”。[55]这种令督抚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情形并不鲜见，江苏“各属考生因热心优拔，多有将廪贡附贡禀请注销一体应试者”，也有将所捐实官“弃之如遗者”。[56]为了防止因考试优拔扰乱官场正常秩序，学部不得不考虑修改奏定考试优拔章程，对考生资格重新予以调整限制：“凡有职官者一概不得与考。现闻此次各省举行优拔，颇有候补、候选人员蒙混入场情弊，已决意咨行各省确查，如实有此项人员曾经取列者，概予扣除”。[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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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均因科举善后的各项措施太过优待所致。报刊访事注意到，“拔贡朝考业已出榜，闻考列一等者议定授为小京官，二等得知县，余为候补录事，亦可就府经、县丞、直州判三项杂职，惟须纳费约二百金，并闻未取之拔贡亦可纳资就职”。[58]四川省对考取优拔贡举的人员，很快按照新章予以逐项落实，“举贡考试分省知县，附于即用班内序补酌补，悉照即用人员之例办理，其优贡知县专归于候补班内照候补之例办理”。[59]清中叶以前，只有进士分发知县，方能附于即用班，科举善后之优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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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果，仅拔贡考一项，即超出预计。1910年8月17日谕旨宣布，第二次优拔考试考取八旗及各直省拔贡149名着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176名着以知县分省补用；王钟汉等178名交与吏部询问，愿就京职者以八品录事书记等官分部补用，愿就外职者，以直隶州州判、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三项分省补用。附于上谕后的吏部清单，还将两届拔贡考试录取与录用的情况作了比较：第一届一等81名，二等156名，以小京官用72名，以知县用86名，询问共79名；第二届一等185名，二等318名，拟以小京官用149名，知县用176名，询问178名。[60]既往除进士一甲三名外，进士分发大多以小京官与知县用，此时优拔取录者竟受清廷优渥而仕途通达，自然令人兴奋不已。参加优拔考试的旧学士子，无论其是否已就官职，都意味着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的诱惑对于凡夫俗子而言，的确难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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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部分省份优拔考试录取数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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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考优拔对新式学堂的影响不可低估。福建玉屏书院原已改为学堂，因考优拔试期临近，应学生要求，道台批准恢复考课十六期，以帮助士子温习四书五经内容。[61]更有甚者，玉屏书院不但为考优拔妥定考课章程，还“商请道厅出题课士”。[62]在后科举时代，举贡优拔考试上演着一场场热闹而隆重的科举盛典，学堂则变成科举余绪的演示场。1909年5月，有传闻说，学部鉴于“各省考试优拔影响于学堂新政者甚大”，“拟将下届壬子一科提归本年一同考试，加额录取，以后不再考试优拔，庶几科举思想永远革除”。[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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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优拔贡考试似乎是科举制度的卷土重来，仔细考察，在熟悉的旧形式下，仍然融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在戊戌以后科举改革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并反映出偏重实学、经世致用的趋向，有的还与社会时势密切相关。当然，考题所反映的趋新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各省督抚与提学使对新旧学的认识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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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各地的考题大体有一定之规，且基本按戊戌后科举改章的要求配置，只是其所谓的中外政治题，并非时事，而较多的是今天所标榜的经济学内容，可见时人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望：“宁淮徐拔贡头场题：（1）中国政治：刘晏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币籴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籴民论；（2）中国史论：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异同论；（3）外国政治：外国议院定议国家银行八成实本、二成虚票，其虚票不止此数，何以人皆信用策。”宁淮徐拔贡二场题：致知在格物义；于铄王师遵养时晦义。扬通海拔贡头场题：（1）中国政治：上古之世三币并行，暨战国时多用金镒，至秦遂定黄金为上币。何以自汉而后民皆用钱，宋元以后并用银，与钞不复能行金币论。（2）中国史事：胡瑗湖学教法最备，太学始建有司，请下湖学取以为太学法论。（3）外国艺学：铁路为交通要政，应如何养成工程学俾资兴造策。扬通海拔贡二场题：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义。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义。[64]上述试题，反映了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时期社会的选才标准已趋向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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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部与礼部的协议，学部主管新学事宜，礼部负责旧学善后。[65]可是后来学政裁撤，只能由提学使来主持后科举时代科举考试的相关事宜，具体则由教谕、教授等尚未裁撤的教职负责善后的科举考试。江宁提学司“特为避嫌计，凡学署科员概不与阅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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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员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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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疏通旧学出路的措施中，举贡考职、优拔考试之外，生员考职亦是一大要项。根据《政务处具奏通筹举贡生员出路折》，生员考职，大省取100名，中省取70名，小省取50名。一等以巡检用，二等以典史用。考职时间大约在每年二月，并于优贡考完后在各省城举行。考试结束后，由提学使司将各生名册及试卷造册，分咨吏、礼两部查核，并咨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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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试优拔相比，生员考职没有那样的喧嚣和张扬，因为考职者更多为个人生计和出路做实际选择，对于功名要淡漠些。不过，各省考职的具体操作各有特点。1907年山西考职由提学使分场主持，“头场试以经义、史论各一篇，出场试以时务策二篇，其有专门科学者，预先报明照出策题。合校两场以定去取。取定后，将试卷呈送督抚复核”。该省按中省名额录取，共取70名，一、二等各35名。[67]河南同样按中省70名录取，只是将名额分配到各属州县，而各州县“申送多有溢额”，应送700名生员与考，实际报名者却有1100人之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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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考职，全省廪增附生有800多人参加，考试题目不仅更加注重了解考生对时事与政务的把握能力，而且有为本省新政推广出谋献策之意，如时务策题：“问闽省近日米价昂贵，虽由官商合力购运洋米以资民食，然秋收尚远，为日正长，应如何设法预筹，俾无饥乏之虞？其各陈所见以对”；次题：“问迩日农工商部有饬各省查勘官荒推广种植之议，诸生来自各州县，自必熟习本处地利，何处有荒土若干，何土宜何种植，能胪陈之以备采择欤”。[69]该省当年考职共计录取一等40名，二等60名，除将应考录取者的试卷送达北京吏部分发注册，指省供职外，未考取者，准其报名考学堂，送入法政学堂肄业速成科，完成学业后给予卒业文凭，也可进入仕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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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的考虑，1908年吏部又奏准《酌拟生员考职人员选补班次并免交分发银两折》，对生员考职有愿分发外补者，照举人五贡办法，免缴分发银两。[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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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在各地按照定章举行考职的同时，有的省份则奏请取消考职，主张以实际能力选择任用。礼部奏准的《各省生员考职办法折》中，有“各省生员于考优贡之年，准令州县会同教官保送，由督抚考试，用为佐贰杂职，分发各省试用”的规定。而广西巡抚张鸣岐认为，之所以要废除科举，就是因为科举“取士不尽得用”。他强调：“今生员考职仍凭文字一日之短长，又除去年壮诸生应挑入学堂及现充教员、现学师范、现送出洋者，是与考诸生大都年老迂腐之辈，令无数年老迂庸之人凭文字以为去取，则列者能否得人，概可想见。在原议诸臣，本属体恤寒畯之意，特佐杂虽系末秩，在在与民相亲，况值改官制时，正有添设州县佐官之议，此后佐杂各官视前尤重，如不得人，似亦难资治理。”张鸣岐以“广西善后诸事正烦”，新政各项正待开展为由，“拟请敕下礼部，准广西停免考职。凡昔日生员，或有德可称，有才可见，准由臣随时奖给佐贰杂职，分发省分试用。一面造具履历事实清册，咨部查考。广西系属小省，定章三年应考取佐杂五十名，随时奖给之数，仍统计之，不逾定额。如此变通办理，既足以畅，亦可以得实济”。[72]坚持以实际考察而非考试录用，折上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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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举贡生员及优拔考试的时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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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举善后的各省优拔考试，相关规则已经相当宽松，实际贯彻起来，却往往还会逾越。吏部发现，1907年各督抚办理考试举贡及生员考职一事，“每多违玩，或则逾出原额，或则已有官阶与有学堂奖励者”。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崇善则向清廷奏报，既往优贡学额多有漏报，礼部电咨准其补报。因临届考期，来不及照程序造册送京，只要求考生本人“亲赴省城学务处取具五生联名互保切结，及本生并无过犯”，交纳洋银24元，就可报考。[73]吏部与礼部对于此类逾规越矩的行为，竟然并无追究之意，反而决定当年考试名额，仍照“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钦定中额再加三倍为断，凡保送人员于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警察、法政等，但有一长，皆可保送”。[74]增广三倍之额以外，又放任各地简化报考手续，这些法外加恩的举措，虽有体恤寒畯的考量，宽筹出路的苦心，可以部分化解立停科举给众多举子带来的困扰，但凡事过滥，就难免造成负面影响，招致种种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