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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贡、拔贡考试及举贡生员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以为梦断科举的士人有了较多的出路选择，以免士心骚动导致社会动荡，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1907年8月，《大公报》的评论认为，政府对善后过优“此等政策实中国特有之现象，为环球所未闻也”。当道者每借口疏通旧学，为举贡生监开辟多途，安排得井井有条，唯独对救亡之急务无所用心。既有如此优待措施和诸多考试机会，50岁以下的举贡本可转向实学之心，势必因而舍弃，奔竞于各个考场，消磨其年龄及意志，结果则将多数举贡“群驱而入废民之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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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盛京时报》的论说也指出：“盖中国科举之制，为取才之意，而非育才之意。原系专制国之制度，而天下人士，在专制制度之权下，自以朝廷之取舍为荣辱，经营奔走于天下。而朝廷亦借此以笼络天下之士。则乡举重逢之典，固当愈为文人之所希望者矣。”科举已停，而乡举重逢之典不停，对新学危害极大。“夫举人、进士之名，原不足以服人，惟国家仍不能尽废科举之旧制，则天下之热衷功名者，又安得不愿闻其名乎？天下之人，既愿闻其名，则必不能尽力于学，不能尽力于学，则科举学堂之相去几希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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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以光怪陆离的优拔贡考试为题，填写新乐府词一首：“考优拔，考优拔，谁说科场命运绝，痴心想望年复年，何幸今年慰饥渴。功名末路愈可珍，两场荞麦一场割。优拔复优拔，拳磨掌更擦”。[77]1909年9月，《神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科举魂》的短篇小说，以主人公梦境中出现百人参加的考试优拔、乡试、殿试、朝考场景，与各省地方自治选举片段交错描写，科举中式后的填榜与唱名，地方自治选举中统计得票时的唱票声交相起伏，突然一切皆消失，一人状似痴癫，时而作思考状，时而摇头，丑态不一，“巡警异之，前问故，其人曰：余在此久矣，凡堂中所为事历历在吾目，顾不解其何所为而为此。巡警曰：嘻！子乡民耳，安知此。我明语子，子今日所见，盖政党中举其首领以作吾民之总代表也。其人闻之，若甚惊喜者，曰：然乎？以彼编修、进士公为总代表，将何所往而不利，何彼百人先获我乡民之心，竟有如此者。科举有灵，实吾民幸福哉”。[78]这篇小说，反映了时人对科场考试及地方选举中一些现象问题的联想思考，科举虽然停止，然其魂魄未散，地方自治选举中，被选议员多是科举出身，其思维方式也难脱俗套，改制自然容易重蹈穿新鞋走老路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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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孙诒让，为晚清浙学三大师之一，中学深湛，对宽筹举贡优拔出路的种种做法也颇感忧虑。他认为科举既罢，举、贡、生、监年富力强者，不会落伍而甘居人后，必然努力钻研科学，适应社会变化；即年龄稍大，但经史文章基础深厚者，亦足任文科教授编纂之员，“校年积劳，自可仰邀甄拔”；那些年迈才疏，不但对于新学一无所知，而且对于旧学亦并不精通的人，即使让其幸获科名，厕身士绅之列，也是志大才疏，无济时需之人。“就令一切摒弃，亦不为过。而近来议者，犹复殷殷设法，曲为疏通，举贡一试，遂叨通籍之殊荣；优拔三科，尚沿校文之旧法。举庸陋无用之辈，縻以好爵，使布满仕途。夫既不能为学人，岂复能为良吏，徒令虚糜廪粟，大阻贤路。而郡邑愚民，因此误窥朝旨，谓科举仍当复行，学校不过暂设，其为学务之布障，不亦甚乎？”于国家社会，危害极大。清廷于内忧外患无策应对，却不遗余力地为“腐败科举之旧学优筹出路”，令人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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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认为，为旧学疏通出路的措施过于宽滥，非但不能确保国家的安定太平，反而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各地对优拔贡考试超乎寻常的狂热，以及种种不正之风的盛行，就是最好的证明。科举虽停，其实与未停之时无甚区别，“故细察今日学界之情状，新学未见大兴，而旧学已形衰退，不加激汰，而抱此终古，是率天下而趋于不学也。斯其为广兴教育之初意不适相左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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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善后的种种考试，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生对学堂系统学习的厌倦，以及追逐功名的侥幸心理，使其难以弃旧图新，造成新学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孙诒让希望学部毅然决然废除所有科举遗留的旧学杂试，“一切杂试，奏请永远停罢；全国士民，子弟不入小学者有罚；非毕业中学大学者，更无出身。……决然舍旧以图新，以定天下之趋向”。期待清廷迅速颁布法令结束新旧并进的局面，提出以十年为界限，完成人才选拔与任用方面的新旧递嬗：“十年以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凡州县牧令办学务成效卓著者，虽仅中学毕业，亦得擢升知府）。十年以内，学校毕业生不敷用，则权宜变通，令每省必立吏治简易学堂一区，以政法、教育、经济三科大意讲授。无论外补内铨，凡实缺人员到省者，必入校听讲二年，由校长会同提学司考验，毕业者方准赴任；不中程未毕业者，留堂再学一年；不可教育者，开缺。其他候补人员到省者，则必入法政学堂受普通教育，毕业而后，准其留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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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诒让一样，希望一劳永逸地结束科举考试，斩断科举余绪者不乏其人。有的还直接向清廷奏请建言。1909年4月初，学部侍郎严修以“各省按年考试优拔两贡，本为开通寒士出路，奈愚氏无识，竟引为将复科举之证，悠悠众口，淆惑观听，不惟旧日之诸生有所希冀，而不肯改途，即近时之学生亦慕优拔之出身，舍学堂而往应考试，实阻学堂生机。拟奏请将优拔两贡考试一律停止”。[81]日本方面也已注意到学部右侍郎严修、山东巡抚袁树勋先后奏请停止优拔贡未得到响应的情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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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树勋的奏章在朝中引起的动静稍大，张之洞给樊增祥的电文提及：“东抚袁有电邀各省联衔入奏，请停优拔贡，万分可骇。方今中国，文教日微，孔教将绝，若并此科亦停，习国文者更无生路，此后无人再读儒书。将来小学、中学、师范、高等各学堂，更无可为中国经史、国文教习之人矣。不及十年，天下人将并无一识字者矣。闻各省多不附和”（此电文可与前述日本方面的消息相互印证）。[83]在当年曾主张停科举的张之洞看来，优拔贡考试不仅是为旧学士子谋出路，更是为中国文教存火种。制度兴革的矫枉过正，对于国家社会皆非福音。这似乎隐含对于立停科举和学堂一枝独秀几年来成效的不满。故不惟袁树勋的呼吁联络未在督抚中得到响应，严修的主张甚至在学部堂官当中也得不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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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外群臣的反应冷淡相反，一些报刊评论不仅附和严修的主张，且对政府措施提出批评。《盛京时报》的社说认为，虽然国家制定政策考试优拔贡，是为科举改革善后，但优拔贡中富有才学之士，早已为人“罗致以去”，所剩才能低下者，若不为其谋出路，确有饥寒之忧。考试优拔贡“使之荣膺一命，奔走于政界中，于大计亦复何益？且其私计，亦必不见充裕。盖不久而将为人竞所淘汰也”。科举以功名引诱，应试者“辗转老死而卒不能出其彀中”，若真正为寒士着想，更应速行改制，不再使之消磨岁月于此最无谓之应试文中。立停科举骤行改制，对国家大局并无不利，只不过一时骚扰而已。既然“群知科举之害，兴学之益，改制之不可一日缓，则何妨顺舆论以为从违，而举所谓优拔贡之考试，一律停止，示天下以更新耶？总之，科举之不能再复，已有定论。不复科举，而必留类似科举者，以乱人意而淆国是，是固今日改制中最辜人望者”。[84]警示政府对此犹豫迟疑，势必影响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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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罢科举后宽筹出路，导致取才与科举仕进时代几无差别，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来已经人满为患的仕途更加拥挤，而且后来者素质更差，众多求差者肆意钻营，败坏吏治。种种劣迹，令坚持守成者也难以容忍。1907年，恽毓鼎在日记中发泄其对多途并进导致吏治日坏的不满：“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辇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破坏廉耻，扰乱志气，莫此为甚！世之治也，名器贵而人皆自重；世之衰也，名器贱而人愈不知足。气浮志乱，其害及于世道，其祸必中于国家。”[85]1910年秋，《大公报》披露科举善后至少使仕途陡增五千余人，[86]给官场带来的压力与冲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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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政府方面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清实录》记载：南书房翰林袁励准奏陈，为了切实做好预备立宪的准备，请停止举贡考试及各项保举，除学堂学生照章奖励外，对捐资兴学与管理学堂卓有成效者，一律奖励京外实官，“使全国进身皆出学堂，以造成立宪人格”。该折奉旨交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具奏，讨论结果则为：“各项举贡出路，及各项保举，均有奏案章程，未便轻于改易。”对于优奖民立小学的提议，除捐资较多者可奏明请奖外，积极兴学且有成效者另订奖励专条，以示优异。[87]政务处会议对“奏案章程，未便轻于改易”回复的背后，应是担忧社会稳定受到影响，害怕革命党人有机可乘，危及江山社稷。科举已由渐停改为立停，宽筹旧学士子出路，清廷不能再度言而无信。各省优拔贡考试的热闹，也仅仅是科举的回光返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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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廷宽筹旧学士子的出路，然因历届取得各种功名的举贡诸生人数众多，加之由捐纳、保举入仕者，队伍极其庞大，仅以官场为疏通渠道是难以真正善后的。《中外日报》发表的评论指出：“近者科举已废，诏书有为筹出路之言，若使为官，岂能遍及？惟使为律师，与夫中小学教员，乃真出路耳。”[88]这两项也确实是后科举时代不少士子的主要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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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堂及社会对旧学士子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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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场的吸纳外，推广新式教育急需大量师资，速成师范、改良私塾以及后来兴办法政学堂，均成为可供旧学士子选择的不同出路；清末仿行宪政，试办地方自治，也给旧学士子提供了就业谋职的不同渠道。只是各地具体操作起来存在较大差异，难以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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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级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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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功名的旧学士子转习新学，弥补学堂师资的不足，并成为疏通士子的出路，是壬寅以来倡兴学堂、推广出路的既定策略。早在立停科举之前的1902年8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向清廷报告他准备在省会保定建造师范学堂一所，考选各州、县举、贡、生员作为学生，教材以日本译成西学的普通各书，转译中文，颁发肄习；师资则日本教习和中国教师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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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处急需教习，袁世凯认为学制可采取灵活实用的方法，按学生程度将学堂分设半年至三年毕业的四斋，先期毕业者即可先行派往各处小学堂充当教习一年，再由各斋毕业生依次轮往，各接充教习一年。由于所招生源皆系举、贡、生员，“于中学已略具根柢，故其毕业也虽以半年为限，而其教人也亦可一年为期。此自为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俟各处教习敷用，仍概定为三年毕业，以归画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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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办法，基于举贡生员均已经过旧学熏陶和科场磨砺，已具备中学根底，此时若增添新学知识，转而为学堂师资，既有利于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又可解决学务初兴师资不足的困扰，可谓两全其美，对于20—30岁精力充沛的旧学士子，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此举通过学堂实践的摸索与思考，为旧学生员融入学堂教育，解决师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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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张之洞致函张百熙，谈及保留师范速成科的必要性，认为速成科乃外国一种教法，专为需才救急起见。各省各级学堂相继开办，师资缺口较大，完全师范则培养周期过长，有缓不济急之虞，若以30—50岁的旧学士子为主要生源，通过速成师范教育，既可缓解扩展学堂急需的师资，也可减轻这部分士子养家活口的压力，可以两全其美、相得益彰，[90]与袁世凯的主张相呼应，年龄限制则大为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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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底，日本的报刊注意到清政府所做科举善后的安排，最终对不同年龄的旧学士子采取了不同措施，40岁以上为自愿而非强迫入学，而新进秀才及年纪较轻者，则均归学堂接纳。[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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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士子对被学堂接纳重新深造后可为新学师资的出路显然十分重视，简易师范更是青睐那些虽然年龄偏大但旧学根底纯正者。《学部奏派调查山西学务员报告书》提及，1905年山西已招集一年半之简易科师范生190人，“办理认真，冬夏皆不停课”。而晋省学堂招生的优点是“学生无缺额”，“考取学生时，于正取之外必多取进学生一二十人，正额有缺时以备额补之”，认为此法甚善，“各省可以仿行”。[92]而师范传习所的学生则不少是须发皆白甚至已过花甲的塾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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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初，由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提议，经学部同意并奏准，将各地举人并拔贡、优贡共三项，查其经学根底素深者，考选送京，以备到京后由学部复加考试，升入大学堂经学分科之选。[94]采用定额加考选的办法，大省六名、中省四名、小省三名，送往学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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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19日，学部颁布《奏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及优待教员章程》，主张划一标准，检验合格师资。其章程第八条规定：“举贡生员，能通专门科学，兼明教员原理及教授法者”，亦为具备检定资格的对象。[96]从学部公布的检验科目来看，其中修身、读经讲经及中国文学三门课程，都是旧学士子占优势的科目。凡事利弊相权，在借此解决出路问题时，因学堂师资中旧学士子比例过大，难免带来浓重的旧学痕迹，对新式学堂教学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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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私塾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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