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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类学堂对旧学士子的接纳外，清廷推行新政与宪政的各项措施，也处处体现出对旧学士子的优待，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出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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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月，宪政编查馆所奏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暨选举章程，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居民内有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男子年满25岁，居城镇乡连续三年以上者，年纳正税或本地方公益捐二元以上者，无品行不端，无不识文字者，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116]《直隶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则直接规定，“曾经出仕或得科名或在庠者”与高等小学堂或以上之学堂毕业，或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均有资格被选举为议员。[117]《各省咨议局章程》特别规定以“资望学识名位”与财产作为选举资格，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25岁以上，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与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官员、国内外中学及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取得文凭者，以及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一样，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118]上述规定均使士子们得以保持稳固和受尊重的政治地位。作为社会精英，他们的身份地位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再度得到确认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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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显示，预备立宪选举方面的有关规定，在实际推行中基本得到贯彻落实。例如，清末资政院专门设置了额定30人的“硕学通儒”议员席位，以“清秩”“著书”“通儒”三款为标准由各地衙门报送，年龄最小者（虞铭新、洪榕）31岁，年纪最长者（王闿运）78岁。[119]苏云峰对晚清民初湖北历史的研究表明，1909—1911年，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共选出城乡议事会议员1762人，董事会职员431人，年龄绝大多数在30—60岁，“在教育背景方面，新式学堂及留学出身者仅约占全部人数的2.6%而已。绝大多数系传统功名出身，分别计之，于议事会议员为70%强，董事会职员为65%强……而以监生与生员阶层为最多……显示在湖北推行地方自治初期，新教育出身者，尚未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与咨议局不同之处”。由此可见，科举停罢之后，作为科举出身中下层的乡村士子，仍在基层地方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即使在湖北谘议局的98名议员中，除去出身不详的19人，余下的79人中，进士8人，举人（含副贡）16人，生员（含监生）55人，科举出身者也占绝对优势。[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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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法对山东茌平、巨野、乐安三个县1860—1916年间的知县与县知事做了统计分析，结论是：“这些州县首长大多数都有旧功名，又大多数来自下级士绅，监生尤占多数”。[121]科举出身者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从一个侧面表明科举停废后，士子们的出路比较优越，同时显示由科举功名而来的社会地位，仍然是社会精英重要的权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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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方自治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相应规定外，地方自治所设置的诸多机构，也为乡村士子提供了众多的参政就业机会，如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地方自治研究所，设有为数不少的议员、职员、乡董、乡佐、文牍、庶务、办事员等职位，除议员外，均从地方自治经费中领取薪水。[122]此外，清末新政、宪政期间，为落实清廷催办的各项事业，在各省府州县设置的巡警局、劝学所、劝业道、统计局等新机构，使得晚清政权逐渐转向功能化政府，规模结构由简小变成繁复，提供了大量的职位，就此而言，旧学士子可获得的入仕机会，恰好比以往任何朝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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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举办新政宪政事业所需人员，自然以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生为宜，可是一则高层次的学堂毕业生人数太少，缓不济急，二则为数众多的旧学士子，虽缺少系统科学知识的训练，然毕竟中学已有根底，可以为接受新学的凭借。后者或许不是理想选择，却是最具可行性的条件。就世界范围而言，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度并不多，其对于接受西洋近代的知识与制度，并非只是消极抵拒，更有着积极的吸收。更重要的是，既往默写经义、读圣贤书的旧学士子，在夯实“做人”之根底与学问基础之后，再学做事，比直接受专业知识训练的新式学堂学生，能更快地适应社会，故而在官场颇受欢迎。广西巡抚张鸣岐拟定整顿吏治条规时，“饬府州县办理学堂、警察、团练等事选用正绅，其选法分三级：一、产业富而纳税多者；二、举贡附生无劣迹者；三、中学堂毕业及外洋留学一年半以上者。凡被选之人皆须有三等资格，选定后地方官隆以礼貌，相助为理”。“更以工艺、垦牧、水利与凡有益于地方者附之（正绅），统名曰议事所，四乡分设，绅曰议长，副以董事，研究一切公益，绅议官定妥议论章程，立将来议院之基，为目前乡官之导。所内附设排解社，遇有细故词讼，顾名思义，准其排难解纷。”[123]由此，旧学功名士子并未在立停科举及新教育发展后受到歧视，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地位亦并未“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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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与推广，是清末新政的要项之一，各省自省垣至府县城镇逐年推广。由于大部分巡警来自旧式防军，素质亟待提高，培训具有一定素质的巡警人才的现实需求，为旧学士子又增加了一条新的出路。1909年5月，山西巡抚宝棻奏报，该省高等巡警学堂学生多是从旧学的官学生中取录，因筹办警务急需人才，故先办速成科，每六个月一期毕业。从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共举办了六届，毕业生300多人，考验后给凭派充省内外警务长及巡官区官。宣统元年，裁去速成科，专办高等学堂，招生100人，学习期限三年，“以本省举贡生员及中等以上毕业各生考选”，按程度分为甲班60人，乙班40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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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秋，四川高等巡警学堂学生毕业授职，当年毕业合格者70人，最优等19人以七品警官记名，即以巡警道属副科长及各州县警务长记名候补，优等37名以八品警官记名，以巡警道属科员及各区区官记名候补；中等生14名以九品警官记名，由该省酌量录用。[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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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的监狱专修科原附设于法律学堂，毕业生给予毕业文凭，一律由法部分别录用。在京“凡有监狱衙门筹画改良及实行管理，均取材于此。并分交各省提法使、按察使酌量委任”。此外还规定，各省的法律学堂必须附设监狱学一科为实行储才之法。凡此类毕业生中，原无官阶，仅有拔贡附生出身者，准其呈明札派各厅以录事候补，似考验得力补缺后，再行酌量派充看守之差。委派时按照原试验等级的名次先后委用。[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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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学出身者往往文字基础较好、理解能力较强，加之清朝各级政府纷纷以宽筹出路相要求，故京师部院及各省衙门，多喜欢录用举贡诸生，或是设法吸纳其进入相关学堂，经过学习训练，再予以任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所辖地区迫切需要人才，要求吏部略为变通限制，以举贡考试授职之员及游学毕业和各省学堂毕业授职之员，概免配签掣发。[127]直隶虽设法政学堂，但科举停废初期，新式学堂毕业生甚少，而“考取者佐贰居多，而州县寥寥可数，良由捐纳人员素少明通，正途人员不敷分布”。因此，直隶总督袁世凯根据当地人才紧缺，而新政各项需才甚殷的情况，特别援引政务处议奏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章程中，关于各省举人不必限定三科均准以拣选知县注册，并由吏部酌定班次的规定，“请旨饬下吏、礼二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省，举人中年在四十岁以下者，毋论科分、远近与已未注册，咨行各该省原籍，汇齐拣发来直（隶），考验合格，俾入法政学堂肄业”，俟毕业后视其成绩，补入各需要人才的府州县任职。[128]由此可见，丙午停科至辛亥之前的几年，部院乃至直省各级衙门，无论用人抑或储才皆不论新旧，举贡生监等旧学士子鲜有因科举停罢而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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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请复科举与开考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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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连续几年相继举办的举贡优拔考试与生员考职声势浩大，形成一种科举制的生命力依然强劲的特殊氛围；加之新式学堂的诸多问题开始暴露，期望过高便容易失望，举国上下对于以学务为救亡图存不二法门的热切期待，开始逐渐被怀疑所取代。在此背景下，1907年至1908年，陆续有人奏请恢复科举考试，开考特科以存旧学科目的尝试，也被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有意思的是，改科举进程中的设特科旨在开新，停科举之后的开特科则意在存古，对于旧学士子而言，自然变成原有科举善后方案之外的又一新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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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请复恩科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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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不少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1905年9月清廷诏停科举，只是宣布停止童、乡、会试常科，对恩科、特科问题尚未触及。恩科与常科不同，没有固定期限，随时可以皇恩浩荡或以皇帝、太后寿辰为由，权操自上；制科亦是如此，开科全凭君王喜好，不定期举行。鸦片战后改科举与废科举之议，对恩科多未涉及，请开制科则有之，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的只有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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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最早请复科举的奏议，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请开恩科。《盛京时报》题为《科举将复活矣》的报道，指此举将为恢复科举张本。[129]在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恽毓鼎日记中，未见相关记载，编辑者注明，相近时段的日记刚好有缺页。所以，恽毓鼎缘何在此时呈请开恩科，尚未见更多的资料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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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恽毓鼎请复恩科的消息见报仅一周后，内阁中书黄运藩呈请都察院代奏的《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也赫然登报。两人事先是否暗中串联，不得而知。后者所据理由为：“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恳请按照专门各项科举，令该生自认何科，分门考试，而仍以经义为主，援照科场定章，录取后给予进士举人等项出身，以期广收实学而开士人取进之路，实与各学堂并行不悖”。[130]所谓专门各项科举，即指恩科。在须经童、乡、会试的进士科即科举常科停罢之后，将恩科的传统称谓，冠以时尚的“专门各项”之名，以求保留科举的火种，可谓用心良苦。该折奉旨学部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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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的回应似乎出奇的快，且议复的态度坚决，称所谓科举学堂并行不悖，“实与本部原奏宣布教育之宗旨不相符合。缘科举之停止，正为专办学堂起见，所期在教育普及，不在求一才一能而已。若科举一复，则天下士人势必两有观望，应请毋庸置议”。[131]学部还强调：“时局殆危，非人莫济，因乏才而思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是在端正学术，慎守宗旨，求整顿于学堂之中，断不能言造就于学堂之外”。[132]学部的议复奉旨依议，第一次请复科举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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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对以恩科和特科名义请复科举的意向并不看好。《盛京时报》评论认为，孝廉方正等制科，也是科举的一部分，“今日重逢乡举之人，大概皆耄耋期颐之老儒”，以此邀荣，停科举而不停制科，与兴学务实的宗旨相悖，主张干脆废止制科。[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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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请复科举，则是峰回路转，由学部内外多种力量促成。张之洞管部以及旧学衰微，是学部态度变化的重要因素。[134]1908年8月，出于保存旧学及试办京师大学堂经学科的考虑，学部曾奏考博学鸿词科人员，学部咨文各省，要求推荐耆儒硕彦。而安徽巡抚冯煦以“经术湛深、学问博洽”为由，保送已奉旨赏给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等六人。[135]其后，御史俾寿奏请开特科，经政务处议复，认为孝廉方正科、直言极谏两科“皆无甚实际”，若要开制科，则以博学鸿词对于保存旧学尚有实际作用。《会议政务处议复御史俾寿请开制科片》称，博学鸿词科在“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甚盛。且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者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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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有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条陈保存旧学必开制科，进一步强调开制科对于旧学存续的重要意义，认为立停科举的善后措施，对旧学士子的安排考虑周详，“惟为旧学出途，非导后学先路也……欲存国粹，无过于开制科。”该折强调恢复制科“非为旧学之人计也，亦非为旧学之才计也，乃为引掖后进以延绵中学，扶持正学计耳……近日人情浮薄，士习支离，经史国文视如土芥，世变方殷，可忧甚大，人心不正，病在本原”，“为往圣继绝学”，“何旧何新，素不稍存成见，实以道德文章之统，存亡绝续之机，所关非细”。[137]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908年10月23日）奉旨学部知道。该折将恢复制科的理由提到延绵中学的高度，点中了新式学堂的软肋。经史词章为中学之重要载体，过度冲击则势必危及中学的兴衰存亡。停罢科举后，学堂虽然设有各式读经课程，可是其不仅沦为诸科之一，而且往往形同虚设，教学双方都敷衍了事。加之世风丕变，中学衰微更无法避免。通过举办制科保存旧学人才，借此减缓旧学的颓势，既是情非得已的选择，也是因势利导的善后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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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考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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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政务处、学部等衙门对开办制科以保存与培植旧学人才，已无异议，舆论界的反应则不以为然。1908年11月，《大公报》有评论指出，由于科举、捐纳、保举三途并进，仕途早已人满为患，优拔贡考试与留学生考试交替进行，均较科举时代名额更多且更易取中。博学鸿词又开科在即，科举实未废也。而科举、捐纳、保举相互混杂，变本加厉，所谓人才则多途并进，车载斗量，已有过滥之嫌。[138]其后又发表评论，表达对博学鸿词开科的怀疑，该文追溯博学鸿词设科的历史，指该科是为文学出类拔萃者如韩愈、苏轼之人获选而设，本朝曾开科两次，拔擢者或任史官，或为制诰。此时开科，借名保存国粹，与大学分科匹配，不仅能否得人未可知之，且与预备立宪的时势全不适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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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操作层面，开办制科也遭遇尴尬。原来学部拟在宣统元年二月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因各省尚未将合格人员保送来京，张之洞与荣庆商量后，只得展至八月间再行考试，并通知各省从速物色。[140]然而，学部多次催促各省保送人才，收效甚微，[141]不得已，只好一再展期。[142]据说学部尚书荣庆对开博学鸿词科“颇不赞成”，认为此事虽寓意保存国粹，但恐因此导向士风趋重浮文、轻视实学，反而对教育大有妨碍。主张俟张之洞假满之后“再行核议”。[143]此事发端，或与张之洞关系匪浅，故其逝世后便传出罢议之讯。[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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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清史稿》记：清政府“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145]则博学鸿词虽议决开科，却未及实施。作罢的原因还有待深究。但各省反应冷淡，消极敷衍，客观上也是导致议而不行的重要因素。[146]后因京师大学堂经学科开办，按奖励学堂章程的规定，毕业亦可授予进士，故博学鸿词科实际上已无开科必要。《大公报》注意到：“政府以博学鸿词科各省保送者甚属寥寥，现时经文各科大学已将次开办，博学鸿词未便再设一格，转使士习多歧，因拟决定将该科实行停止，不日即行具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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