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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及学部看重的博学鸿词特科虽议而未行，相近时间，原本被视为“无甚实际”的孝廉方正科却加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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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学部通饬各省，慎选孝廉方正，“务于各该州县公举之后，由官察其品行，试其学识，至甄录之法，仍需品重于学，以昭端本”。[148]学部的做法，本与孝廉方正科侧重孝行的特点相符，即更多地强调品行而非学识，未料因此而便利各省冒滥。1909年12月，御史饶芝祥奏称，各地选送孝廉方正科，存在选举不实、选额不严、年龄未限三种流弊，仅湖北黄冈一县，竟推荐多达十余人。请予严定章程，防止冒滥。吏部议复，除要求督抚核实所荐人员外，对选额与年龄均不加限制。[149]可见吏部也有借此拓宽士子出路的考量。其后情形愈加混乱，吏部最终不得不对既定方案有所调整，原定孝廉方正科连续八年开科，每年只要有三名以上被推荐者到部，即可在二月至八月间开考一次。后吏部奏准将八年连续开科“酌减”为四年，从宣统元年至宣统四年，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试。[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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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年份虽然酌减，名额却没有限制。既往孝廉方正科全国每届报名不过三四十人，且向不分等，一体带领引见授职。宣统二年，吏部以两逢大恩，专折请旨增额，报名人数规模空前，达到6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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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考录用程序方面，吏部议定：（1）孝廉方正由官绅推举，被推荐者若不愿参加会考，则可免试而直接给以六品职衔。（2）被推荐者若“有志上进”，希望获得更高的职衔，则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先由各州县详选事实清册，呈送各省司道，再由司道出具切实考语，转详各督抚，由督抚奏闻，经礼部核复，一并咨送吏部，在吏部参加会考。（3）会考取录者再参加朝考，经钦派大臣阅卷，拟定等第，优等“以知县分省，归孝廉方正班候补；其次以布库盐道各大使、直州判、州判、县丞、府经、教职等项掣签，掣省亦均归孝廉方正班补用”。考虑到候补官员中“各大使及州判等项已均极拥挤，而教职一项又复裁撤殆尽，若仍以旧例任用，则将来恐永无补缺之期，殊不足以广皇仁而示体恤”，故吏部堂官会议决定对旧例进行变通，“拟廷对录取者以小京官、知县、县丞、府经、主簿、吏目六项任用，其余均奖五品顶戴，遣归田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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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初议未免过宽过优，为免遭物议，最终权衡利弊，拟按照考试成绩，分别录用，“择其学有根柢通晓时务者列为一等，举人五贡及低官应升知县者以知县用，廪增附监及毕业各生以直隶州州判、州判、盐运司经历用；次者列为二等，举人以六品之直隶州州同、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五贡以七品之直隶州州判、州判、盐运司经历用；廪增附监及毕业各生以八品之府经历、县丞，九品之州吏目、县主簿、道库大使、巡检用。均俟引见后恭候钦定，分别录用。此外未经录取之员，无庸带领引见，照例给予六品顶戴，作为正途出身”。[152]这些规定表明，立停科举后的孝廉方正特科，并非以德行和孝道为主要评判依据，而是据考试成绩分等，有悖该科之名，令人难以置信。据督抚奏报，仅山东一省，即有附生李伯昌等74人至礼部验试，另有143名孝廉“文理稍逊，请给与六品顶戴荣身”。[153]其规模人数与优待，逾越此前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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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宣统二年孝廉方正科的鼎盛，宣统三年于八月下旬举行又一届孝廉方正科，据《大公报》报道，报名应试者有340余人。[154]耐人寻味的是，孝廉方正科择人，本应名实相符，以尊崇践行三纲五常的口碑为依据，此时却依照旧学功名的层级分等，并以其是否“学有根柢、通晓时务”辨优劣，不伦不类，但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选材标准已颇多改观，以至于方方面面都要与时俱进。如此，则停罢科举常科后举办的特科，虽然舆论不以为然，但实际仍起到一些疏通旧学的作用。据《大公报》推测，清季四年中荐举的孝廉方正当在2000名上下，以此而得官者亦有300多人。在该报看来，在仕途异常拥挤之时增此闲僚，于吏治有害无益。既然国家能将沿用数百年的乡会试毅然去之，何以独于毫无实际意义的孝廉方正屡次考试，贻笑大方。[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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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罢后孝廉方正科的相继举办，显然对维护旧学者起到了暗示与鼓舞的作用。1909年初，御史李灼华条陈请复岁科两试，奉旨交学部议奏。“荣尚书颇不以此举为然，已拟议驳不准，已俟与张相国核妥，即行具折复奏。”[156]《大公报》的评论认为，新旧学考试接踵而至，延绵不绝，人才不患无多，至于是否可以借此振兴中国，则颇可质疑。[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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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办特科更多地寓意保存旧学相仿，存古学堂的开办，也是停罢科举后保存旧学的重要举措，其主要目的不在安置士子，而是借此保存传统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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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存古学堂，湖北模式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张之洞主管学部后，对学部的方针政策转向有明显影响，此举意在纠正学堂主导之下中学面临湮灭之偏。[158]在学部的大力提倡下，江苏提学使除在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一所外，还设立了英文专修馆一所。该馆以五年为毕业期限，原定课程除英文外，还有国文、算学、舆地三门，其后取消算学、舆地。国文原有经史等名目，后去掉历史，专讲《论语》和《孟子》两经以及管世铭八股稿，被媒体认为怪异，是科举余毒的复辟回潮。[159]1909年，媒体关注到学部整顿经学之急迫，“此次京师高等小学考试毕业，经学课程无一佳卷，学部对于此事异常注意。荣尚书以经史一科，关系紧要，不容任其湮没，京师学堂程度若此，外省小学已可概见，刻正详拟一切整顿之法，俟有成议，即行通饬京内外各学堂一律照办”。[160]可是，尽管学部再三设法，最终仍难以扭转立停科举后经学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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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善后之未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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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者后来的认识几乎完全不同，相关史实表明，立停科举前，在人事安排上，清统治者对于停罢科举的善后不仅从未掉以轻心，而且反复权衡，逐步完善相关构想。在立停科举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各部院在落实宽筹士子出路的举措方面，也多方给予优惠。与此同时，由于孝廉方正等特科的举办，以及仿行宪政试办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继出台，科举善后的实际关照面，显然已经突破了最初的构想，较原计划覆盖更为宽广。正因为实情如此，停罢科举后，中外报刊鲜见大规模骚乱滋事的报道，相反，不少时评与趋新人士的日记书信，甚至认为善后措施过于优渥，而不断有所批评。这些善后措施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便是仕途更加拥挤，人满为患，给吏治造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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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善后，实际上应当包括筹措士子出路与存续旧学精华两项内容。最初的筹划考虑显然忽略了后者，而集中于为士子安排出路一面。立停科举后，随着新学在推广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学堂学生的国文程度备受世人诟病，通过开制科存续旧学被提上日程，可实际效果除进一步疏通旧学士子的出路外，保存国粹的作用甚微。张之洞主政学部后，存古学堂曾经热闹一时，可惜时过境迁，挽回旧学颓势的种种努力依然成效不著，充分暴露出科举善后在更深的文化层面关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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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事安排而言，清廷采取的善后方案，对于已经取得科举功名的士子（指进士、举人、优贡、拔贡、生员），确实宽筹出路，而对广大童生，尤其是屡试不中的老童生，除了改考学堂或投身趋新事业，别无他途。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对清廷厚此薄彼感到不平：“各属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但取举贡生监而学僮不与……考试既停，童生永无入学之日，即永无选送出洋之望，岂不向隅？”[161]童生中年龄小于30岁者，基本可通过进入新式学堂等途径改弦易辙，而年龄在40岁以上“业科举而不能自立之人”，即尚未取得旧学功名者，却实实在在成了被遗忘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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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此指责清政府也欠公允。任何善后都会有所限制，很难一体均沾。据记载，乾隆时90岁以上屡考不中却越挫越勇的老童生亦不鲜见。若以此为上限，则这一人群的年龄跨度相当大，人数很难准确统计。他们缺乏科举功名，社会地位不高，年龄又偏大，重新适应的能力较差，既不能进入新式学堂深造，又很难在日趋学堂化的改良私塾中获得教师的资格，连开馆授徒之道也渐渐被堵死。停罢科举后，清廷与社会舆论对此均鲜有关注，善后优惠完全没有顾及这一群体，这部分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安置之方，出路最为狭窄，生计也最为艰难。社会制度的变化，常常以牺牲部分弱势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立停科举，同样如此，只是不幸落到毕生以科场为梦想的老童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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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廷对于安排旧学士子的出路已尽可能充分考虑，给予各种优惠，并尽力贯彻落实各项措施，但对于善后的理解略嫌简单狭隘，一方面，宽筹出路还是有所遗漏，使得没有科举功名、终生困顿举业的老童生不免向隅之苦，另一方面，对于举贡生监又太过优待，以至妨碍学堂的发展，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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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科举余绪的反衬之下，一部分学堂学生对于科举功名虽仍然仰慕，向学之心却大受影响，且以“有用”与“无用”作为权衡，以时务为时尚，对经学等课程日渐漠视，中学的传承更加岌岌可危。学堂教育也始终不上轨道，致使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争议持续不断。吊诡的是，学堂育才成效不彰，实际上反而成为科举善后效果不佳的最直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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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这样记述立停科举善后与儒学兴衰的关系：“光绪末，科举废，丙午并停岁、科试。天下生员无所托业，乃议广用途，许考各部院誊录。并于考优年，令州县官、教官会保申送督、抚、学政，考取文理畅达、事理明晰者，大省百名，中省七十名，小省五十名，咨部以巡检、典史分别注选，或分发试用。各省学政改司，考校学堂。未几学政裁，教官停选。在职者，凡生员考职、孝廉方正各事属之，俸满用知县，或以直州同、盐库大使用。儒学虽不废，名存实亡，非一日矣。”[162]自隋唐之后，科举成为儒学的重要载体，立停科举后，学政裁撤、教官停选，虽然经学课程列入学制，但就学习内容而言，却是由主体变成了分支，尽管有孝廉方正等特科及存古学堂的回光返照，但儒学昔日的辉煌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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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901年7月12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3—1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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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謇：《变法平议》，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6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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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奴：《金陵卖书记》，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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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03年2月8日，袁世凯复电张之洞：“支电敬悉。科举为阻碍学堂之事，欲普兴学堂，必先废科举。全废即办不到，只有分科递减之法。拟俟本届恩科后，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其额为学堂取中之额。大凡学堂所得人材，少年英俊为多。其旧日举贡生中，三十岁以下者，仍可令入学堂。三十至五十可入仕学、师范速成两途，其五十至六十，以及三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应为宽筹出路。拟请如尊示所举各途，酌量录用。惟多取副榜，似可无庸。每科大挑，可加拣分一次。至每科额减之数，既有学堂中额可抵，此类各途稍加推广，已足消纳。六十以上者，酌给职衔，俾免向隅。其经生、宿儒不能改习新学，可为各学堂经书词章之师。此就尊论所及，参以鄙见，即请酌定，示知会奏。公为当代文学之宗，如由尊处主稿尤荷。”《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1903年2月8日），袁世凯著、骆宝善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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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12，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己亥（1903年3月12日），《清实录》第58册，第759—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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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举难废》，《万国公报》第174册，1903年7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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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减中额》，《选报》第46期，1903年4月5日，教育言，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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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肄业。三十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可入师范学堂之简易科。若三十岁以上，既不能入学堂，并不能入师范简易科者，及年至五十六十者，拟请自下科起举人于每科会试后大挑一次，或拣发一次。并多挑誊录分送各馆，俾得议叙。其大挑拣发未入选之举人，及恩拔副岁优各项贡生，均比照孝廉方正例，准其考职分别用为州同、州判。生员亦准比照已满吏考职，用为佐贰杂职，分发各省试用。其年在六十以上不能与考者，酌给虚衔。至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每届三年，查其实有成效者，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如此，则旧日应科举之老儒亦不至失所矣。”《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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