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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任用资格考试，毕竟是一个新的事物，章程颁布后，实行起来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科举时代金榜题名，再经朝考后便可等待吏部授职，前程似锦，而立停科举不数年，却要改行职业资格考试，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一般士子乃至学堂学生也需要有心理调适过程。因章程规定的报考资格过于严格，考期临近，报考者寥寥。为了解决难题，法部只好再拟奏章，请求本届举行法官考试暂拟推广与考资格。[84]法政学堂分甲乙两班，行政司法分途，乙班考法官，不能毕业给奖，御史石镜潢认为这一规定对司法独立的推广大有妨碍，导致“近来风气愿为行政官者众，而愿就司法官者少”。宪政编查馆议复时也承认，“法官考试举行有期，而各省电称应考人员虽按照暂行章程从宽收考，尚苦人数无多，不敷选录”。有鉴于此，宪政编查馆提出，因学部毕业考试的科目比法官考试为多，建议凡法政学堂毕业生毕业考试成绩合格后，免去第一次法官考试，由法部直接分发，[85]作为过渡衔接的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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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考试任用章程颁布后，虽然有一些调整和补充，实施过程还是相对严格慎重。从考试范围、程序、应试人员来看，尽管报名者的资格有若干条件限制，要求是已获旧学功名的举贡优拔、新式学堂毕业生、各省刑幕等，可是已完全脱离了学业考试的程序规范，受试对象也明显改变，[86]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任用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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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应试资格已扩展至新旧学子和刑幕，但司法体制在基层的推广，仍遇到人数不足的困难。1910年7月，广西巡抚张鸣岐奏报，该省应考人员仅有152名，三场考试后取录32名。与急需法官设立各地审判厅的需要相比，缺口甚大。[87]同年9月，广西考试录取的32人“一律照章以正七品推事、检查官用”。考生中有刑幕、现职知县、学堂毕业生20人，旧学士子11人。[88]贵州巡抚庞鸿书奏报，该省参加考试法官人员158名，三场考试仅录取42名。[89]陕西巡抚恩寿也向清廷诉苦：“立宪筹备期限甚迫，所有司法、行政各机关，以及筹备地方自治，非有深明法理之员绅，不能相助为理。陕省风气朴塞，法政人才尤为缺乏，培植栽成实不容缓。”[90]从湖南巡抚岑春蓂奏筹办审判厅的情形来看，人才来源还是旧刑幕转型居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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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为使考试任用章程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在第一次法官考试后专门公布了《酌拟法官分发章程》，符合分发条件的，均为已通过第一次考试或免除第一、二次考试的人员，可以就近分发各省。考虑到京师为首都，官员如果各操方言，不利于办事沟通，故要求分发京师者不论籍贯，均须熟悉官话。[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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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主持的第一次法官考试的实行，使人们对官员的专业素质更为重视。御史温肃奏请此后不仅在法政学堂毕业生中进行考试，且“请饬催法部，凡审判检察衙门自大理院以下，从速举行考验”。[93]这一建议，实质是将资格考试由选官入仕推及现任各类官员。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其人员素质关系到社会安定，温肃的建议，指示了法官考试任用制度完善的方向。而在任官员的考试如储才馆、课吏馆等，也是清末职业考试的重要内容。只是对象均为在编或候补官员，有培训进修性质，与以选材为目标的考试有较大差别，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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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内容可见，立停科举后的各种考试，就选材目的与性质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停科举的善后，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如考试优贡、拔贡，举贡、生员考职与孝廉方正恩科等，基本保留了科举的形式；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检验其所学情况并授予出身，成为立停科举后抡才取士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等考试，作为文官分类选任考试的尝试，反映了法政、巡警人才需求的专业化趋势。耐人寻味的是，上述三类考试，尽管考试主持者、参试者的身份及考试类型差异很大，考试的总体内容却中西新旧兼有，反映了立停科举后清廷在考试、选材方面的基本标准和原则，呈现出相辅相成之势，即在遗留的旧学考试中加入了西学元素，而在新式学堂学生考试、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中，则不断增加中学的内容，法官及巡警等职业资格考试则中西学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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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式学堂的培才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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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的终极目标是为学堂发展扫除障碍，培育匡时济世之才。这一目标以合并科举于学堂的理念为基础，期待同时发挥科举抡才作用与学堂培才优势，使抡才与培才相互结合包容，两全其美。就章程条文来看确为理想设计。可是在停罢科举六年的过程中，不仅抡才问题遭遇来自各方的非议，培才方面也出现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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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随着清廷立停科举考试诏令的颁布，不少人认为，学堂大兴的机会已经到来，上自主持全国新式教育的学部，下至各省、府州县，各级政府、各类教育团体及趋新人士，均不遗余力地宣传与推广学务。其后学部所作的两次大规模统计表明，在科举停废后短短的五年中，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学堂数量，较科举停罢前都有显著增长。仅从快速增长的统计数字看，相较清末新政举办的各项趋新事业，教育发展的总体成效确实令人鼓舞。可是相关研究表明，学堂取代科举后，识字率似乎一度还有所下降。在官方机构节节攀升的统计数据背后，新式教育却遭遇困境，引起人们的诸多批评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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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培才的诸多问题，一部分源于清末新式教育本身的基础程度，及其引入西方学制和形式是否适宜中国的国情；另一部分则因为立停科举的初衷，是促使抡才与培才合二为一，学堂负有继承并统合科举抡才的责任，自然与科举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两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使得科举与学堂都被诟病和抨击。基于本书主题，此节着重考察后一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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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书入仕与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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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罢科举后新式教育在全国的推广，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新旧教育观念截然不同，人们不自觉地以旧习惯接引新知识，用旧理念看待新教育，学堂自然成为科举的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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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学制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国家“设初等小学堂，令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每星期不得过三十点钟，五年毕业”。并且强调：“国民之智愚贤否，关系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94]《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也在立学总义中明确规定：“设高等小学，令凡已习初等小学毕业者入焉，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95]从字面观之，立学宗旨显然与科举时代的学校有着根本区别。即就个人而言，读书是为了做一合格的国民，并为走向社会后的谋生做准备；对政府来说，培才是基于国民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从外国贩来的新教育观念，虽然堂而皇之地写入上述章程，成为癸卯学制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这些宗旨的知识内涵，乃自东西洋移植而来，与中国传统读书做官的科举正途格格不入，国人接受的程度、各地情况亦参差不一，而停科举前后也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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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戊戌以来，政府已经积极倡导振兴学务，但在许多地区，兴学却并非一道诏令就能解决问题，尤其在科举与学堂并存期间更为困难。离京师不远的顺义县，为了让私塾的学生改课学堂，劝说无效，有人甚至动用五花大绑。为此，1904年11月24日，上谕令军机大臣等，“有人奏顺天府属顺义县因乡村塾师学生自为课读，不赴学堂，差役往拿，送县拘禁，请饬查办等语。著徐会澧、沈瑜庆确查办理，毋任滋扰。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96]而在厦门，停罢科举后的学堂招生似乎并不景气。当地的“玉屏书院，改为中学堂，经姚道台出示，招考学生。奈乏人报名，屡经改期展限……兹闻报名者仅二十余人，未得符原定六十名之额”。最后只好先开学，以后再设法扩大生源。[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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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一年多后，不仅偏远地区风气闭塞的穷乡僻壤，就连中原地方的一些乡村，不知学堂为何事者也属平常。1906年2月，吕相曾上任河南滑县知县，走访四乡，问及是否有子弟入学堂，“则懵焉不甚解。间有能道其所以者，曰学堂非习洋务者乎？彼若父若兄者，不欲其子弟之入而习之也。所述佥同”。其审视旧案，方知前任也曾筹集兴学经费，“其不能改建学舍之故，大率耗费于诸生之膏火”。没有膏火则学生之生计无着、家庭之需要不能分担，学堂对学生自然缺乏吸引力。由于教育经费来源不足，吕知县只得以国民捐形式募集部分资金，并征用当地的秋声楼做储书所，利用旧地，加建房舍，革去膏火，令学生自备伙食，每月根据成绩等次决定奖金（其实也是膏火的变相而已），添置图书器具一百五十多种，五百七十多部，“操衣靴帽一律鲜整”，“改堂室百二十间”，筑体操场，在周围种植树木，收考生数百人，命名为景贤学堂。[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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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情形有别，广东沿海的情况似乎令人鼓舞。立停科举的诏令颁布后，当地绅士及名门望族闻风而动，积极筹措经费，引起媒体关注：“科举既废，学堂急宜兴办。兹闻潮阳各族绅士，近来纷纷聚议，筹措经费，广设学堂，以培成子弟。陈氏一族，已经议有头绪，其郑、姚各族，亦有经费可筹，易于兴办。”[99]而一直准备筹办优级师范学堂，却苦于没有找到合适地点的两广总督，即刻征用贡院，派人勘估绘图，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并附设中小学堂。[100]广东一些地方原已设立的学堂，则以“科举既停，就学者日众，堂中房舍，恐不能容，复将堂后破屋，兴工修葺”。[101]沿海与内地风气之差异，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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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筹措经费开办学堂而言，人们较易接受的是学堂毕业奖励科举出身。厦门某洋货商行老板之弟留学英国，毕业回国后经学部考试，赏赐为商科举人，“该行即日张灯结彩，爆竹声隆，鼓乐喧奏，不胜堂皇。亲友闻之，咸往道喜者，接踵不绝”。主家“谒祖拜客，署匾竖旗”，以夸耀乡里，延宴席，演戏数场，热闹非凡，与科举时代的习俗并无不同。[102]“闽省漳泉一带，学堂虽已创设，而学子犹视为改良之科举。每届卒业，必雀项蓝衫，四处拜客。名为双料秀才，待回乡后强分祠堂、书田，横行乡曲。今姚提学特饬各府县随时劝导，务须尽除此种恶习，并将各姓家祠堂所存书田改为家族学堂经费”。[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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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盛京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振兴学务宜先劝学》的时评，认为兴学热议而实行不尽如人意的根源，在既往读书入仕可以光宗耀祖，并为所在地区带来权势资源与声誉。因此，科举时代统治者虽未曾建学堂，而穷乡僻壤皆有绅富捐设书院，培养寒畯。且每一到任官吏，亦百计筹措，甚至捐廉俸以为之提倡。其原因即“八股试帖，为荣显之本源，父兄以此责之子弟，耆老以此望其乡人，即有司亦以此博一己之名誉。及经理书院之绅董，亦不忍稍事侵吞，以阻多士之志气”。在读书做官的诱惑下，人人都有利益相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故人人均为此不遗余力。如今倡导国民教育，读书反而只是个人的事。虽然同样是那些乡村绅董办理学堂，却百弊丛生。至于捐资提倡，几如凤毛麟角。而官吏更视为具文，但求形式，不求精神，所以学界遂成此特殊之现象。另一方面，虽然在上者宣传设立学堂是为人民造智识，非为人民谋仕进，但实际上“今日大多数之学生，无不挟一功名之念，而若商若贾若农若工，则以为我不学古入官，又何事乎学堂”。[104]这使得学界前途很难有进步希望。科举、学堂的重要分别，在于学业前途是否与社会成员普遍联系，这一不经意间的看法，抓住了国民教育使读书变成个人之事，以至于无法获得普遍认同的一个重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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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评论者的眼光还是趋新，认为学堂不能大兴的另一原因，“皆由于法制之未定，劝导之未善也。人民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崇信之事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其影响波动，有不可以道里计者”。“我国若求学务之振兴，但求国民有向学之思想。”[105]这大概是当时一般报刊舆论的普遍认识，《选报》的评论就认为，“中国最弊之积习而深入人心者，莫若人人以科名为荣、官爵为重。尽国中之四民而悉欲使之为士，父兄之属望其子弟，师长之期许其生徒”，无非以状元、宰相为目标。科举改革，“策论之与八股，相距咫尺而已矣”。[106]“科举既罢，士习犹尚虚荣，兴学数年，成效实鲜”。[107]因观念仍旧造成兴学阻力，导致学务发展不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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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即最初以科举出身奖励学堂，目的在于衔接学堂与科举，减少过渡震荡，结果却背离国民教育的宗旨，造成新教育发展的障碍与危害。孙宝瑄认为，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观念与制度，不免有东施效颦之弊，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对学堂教育的理解截然不同：“日本人以百姓之卒业于学校者，谓之完全国民，其学而未成者，皆国民之候补者也……今日学校设矣，果有培植国民之心耶？东西国之教人学也，教人学做国民；我国之教人学也，教人学做官。使人人受学，则人人皆官矣，一国之中不复有民矣”。[108]由于观念转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将科举与学堂并于一途，势必导致全社会普遍将学堂直接比附于科举，坚持读书做官才是正道，若只为谋求生计，则何须向学。即使立停科举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相当多的人还是按照科举的观念来理解国民教育，以各种科举变相的名词来指称高考事物（某某状元之类），学生及其家长依然期望通过读书能早登仕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非做一普通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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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举与学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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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观念差别外，学堂推行受阻，很大程度上和科举与学堂成本悬殊，对各级政府与个人家庭均造成沉重经济压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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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统治者主要通过抡才影响社会取向，科举考试并非教育实体，而主要是选士取才的方式，各府州县虽有学额但数量较少且严格限制，所需经费不多且有固定拨款与开支渠道，而书院、社学、义学，除划拨一定数额学田，借田租维持部分开支外，尚有来自社会或个人捐款的多种筹款渠道，并非由官府承担全部责任。无法计量的众多学塾，更是属于社会、宗族乃至家庭等的事务与责任，无须官方经费投入。尽管上述各种办学形式情况参差，或多或少亦影响科举取士的质量，却未必构成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对朝廷官府不易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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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民教育则与科举有很大差别，学校虽亦分官、公、私立各种类型与不同层级，政府却不仅要筹措官、公立学堂的开办及常年经费，还要统一规划管理各类学堂，甚至设法解决毕业生的出路。最为重要的是，新式学堂的花费，远远高于旧式学校、书院、学塾，尽管各省府州县政府已竭力转移科举时代原有学校、书院的各项资产，并多方开辟财源，但仍面临学务经费短缺、僧多粥少的巨大压力；就学生及其家庭而言，则读书从一件原本可以赚钱，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不断向个人梦想接近，[109]有可能“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事，完全变成不但花钱，难以兼顾家庭且前途未卜的事，负担大幅度增加。清季财政恶化，民生凋敝，又大力推行新政，需款甚巨的学务遭遇严重瓶颈。处置不当，势必激化矛盾，导致社会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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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担任浙江教育会会长的孙诒让，深悉兴学的艰辛困难。为了筹集教育经费，官府采用抽商税或酌提祠庙田产的方法，各地劝学董“热心集事，又不得不略事科派，而商民于是与学校交恶。提拨陋规公款，不能无借于官权，而州县有司，勇于自润，怯于图公，催科之外，皆非所乐。而提公款，则稽查旧储，厘剔私润，往往牵涉出入衙署之劣绅；拨陋规，则根究侵挪，求索羡馀，又往往牵涉蟠踞城社之书役。此皆官之所狎暱而覆护者也”。触及既得利益与种种化公为私者不可告人之私隐，于是官吏与学校交恶。而科举时代的宾兴、书院诸公款，向来为学董所把持，成为其贪污“肥家之窟穴”，秉公经营者“百不得一”。停罢科举后，将旧学资源移以兴学，其不愿交出的不必论，即使答应承缴之人，亦因交盘时要清算亏蚀盈余，对旧学董不利，而使新学董与旧学董交恶。这些矛盾的激化，必然造成毁学风潮，成为学务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孙诒让主张仿效欧美等国，以国家税和地方税资助的办法推广教育。[110]然而，因“地方”的行政界定一直困扰着内外官改制，[111]希望借助税收解决学堂发展制约的设想，基本成为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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