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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纳科举于学堂的设想，举贡优拔考试和生员考职、各级各类学堂的毕业考试复试、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新旧交织，你方唱罢我登场，构成了清末“考试社会”的独特景观，也招致朝野诸多批评和非议。这些批评意见对学部加强学堂学生管理及调整考试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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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翰林院侍读周爰诹以学堂招致乱党之祸为由，要求撤回日本留学生并停止毕业考试，“四书五经皆令默试”，禁女子出洋游学，设法推广存古学堂，[60]虽因矫枉过正、偏激太甚而被学部议驳，所谓“因废科举而并废圣贤之书”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存古学堂却因此而上下呼应，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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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监察御史胡思敬指斥学堂新章行之数年，有十弊六害。十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实施分科教学，中学所占比重过少，乃“有心撕灭数千年礼教纲常”；（2）学制规定中学生以上“皆以洋文为主课，旷少年之时日，锢子弟之聪明”；（3）学堂规制章程，服饰语言皆效法洋人，数祖忘典；（4）教习兼差过多，学生不守规则，滋事妄言，丧失师道尊严；（5）学堂出身过滥，学生计较奖励轻重而频繁易校，导致仕途冗杂，吏治败坏，斯文扫地。六害即学费过高有压抑寒畯之害；医学工等分科专才入仕为官有搅乱仕途之害；各地为兴办学堂，筹集经费，捐派繁重，有骚扰闾阎之害；专重外洋专门实业，以为人才标准，有摧残士类之害；东洋留学生党派甚多，内地学生遥相提倡民权，有增长逆焰之害；派遣留学生与购置学堂教学器具，大量国帑外流，导致国家贫弱，有推广漏卮之害。[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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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所陈学堂的十弊六害，虽然如其承认的那样，“激于一时孤愤，不免言之过当”，但其中亦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如医学工等分科专才入仕为官扰乱仕途，以及“学生屡迁，各计较奖励轻重以定去留。无不请奖之学堂，即无不毕业之学生。而朝廷鼓舞之法穷矣”，从反面印证了新式学堂过于借重科举功名，与新式教育宗旨相悖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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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7月《申报》发表的一则评论耐人寻味：“学堂，新也，科举，旧也，判然如泾渭之不容混合者也，今则浑而为一。学堂，校长也，教员也，学生也，可以考优拔，是由学堂而入于科举之途。科举，举人也，拔贡也，优贡也，可以入经科大学，是由科举而入于学堂之途。出中小学，考优贡，得优贡，入大学，出学堂入科举，出科举入学堂，出此入彼彼入此。异哉，中国之学堂，异哉，中国之科举。或曰，吾道一以贯之，何学堂科举之有？”[62]趋新督抚们纳科举于学堂、中西学并重、抡才与培才结合的愿望，实行起来却产生了彼此混同的偏蔽，就时人的观感来说，这种融合新旧、贯通中西的努力，似乎不伦不类，仿佛给科举披上了学堂的外衣，而给学堂注入了科举的灵魂，最终在趋新与守旧两面均不能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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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堂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留学生毕业回国人数的增加，奖励出身持续产生负面影响。1909年10月下旬，御史赵熙以学部考试游学毕业生名单为据，上奏《试学入官宜名实相副折》，提出按照学部考试游学生的情况及奖励章程的规定，本届留学毕业生有工科六名、农科二名、医科二名、格致科二名、法政科一名列最优等，可获进士出身，有入翰林之望。但新式学堂所学乃专门实业之学，以此充当文学侍从，乃所学非所用，名实不符。应当各归所学，如以习农工商者安排到农工商部等。故“有请者学位与官职当各为一事，不必毕业者人人皆官”。特别强调“人人以学为生计，自立之道也；人人以官为生计，非自立之道也。方今各学堂学生及游学生合之优拔诸生，人人皆官，官既日多一日，诚恐生计日促一日”[63]，不仅导致仕途拥挤，吏治混乱，还使学用相悖。所说与1905年9月御史陈增佑所上《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大同小异，境遇却截然不同，该折很快引起清廷重视，奉旨“下学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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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议复赵熙之折时，承认按章奖励留学生，确有所学非所用之弊，但强调如此办理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翰林本为文学侍从，翰林院乃词臣待诏、论撰文史、充经筵日讲、备皇帝顾问之所。因科举时代以此为入馆登阁之选，是士人最高荣誉的象征和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国家富强，又必须提倡实学，发展实业，若因所学为实学而非文学，就不能授予翰林，会被误认为歧视，岂非与提倡鼓励学生选择实学的初衷相左？故以实属权宜情非得已做辩解，并申明“近来游学生之授职翰林中书者，多充学堂教习，或为各部调用，亦尚非尽置之闲散之地”。[64]由于新学难以摆脱科举的阴影，抡才又须与培才统一，诸如此类的弊端便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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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同时承认，新式学堂毕业生的流向呈现过于集中之势，“惟就现在情形而论，游学生毕业授职大半咸集都下，其有授职知县者，亦多呈请留京供差，不愿就外，以致边远省分需用实业人才尚供不副求”。学部为此提出解决方案，即此后游学毕业生廷试仍照旧按等第分别授职，除已授知县应令遵章赴省不得留京外，其余人员由学部汇集名册，分咨各省督抚，查明学堂局所及各种不同类型公司，遇有需要此类人员，开列人数电知，即由学部请旨发往该省委用。按照宪政编查馆分年筹备清单，宣统三年实行文官考试章程，“一俟此项章程实行，则学堂毕业授官自应分为两事，即游学生廷试亦可停止。所有详细章程，应由宪政编查馆妥议具奏。现在距实行文官考试年限已属不远，拟请一切因仍旧章办理，以免纷更”。学部所奏奉旨依议。[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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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熙上奏同时，御史叶芾棠奏《官多流杂有害治安请量予停止折》，从危害吏治的角度，要求停止奖励实官。认为科举废除及捐纳停止后，举贡考职、优拔贡考试和留学生、学堂毕业生奖励接踵而至，造成“岁入仕途者不下数千人”的局面，加之各局所、学堂办事人员皆有保奖，“以致各部各省人浮于事几数百倍”。由此造成官场与社会的连锁反应：因差缺难得，拥挤于仕途之人百计钻营；“请托者众，长官不能因缺择人转致为人择缺，则害在吏治矣”；贿赂公行则害在风俗，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因乞官缺而借债者，得官后加倍向民众索取，则害在民生。要求清廷对各种相关奖励予以重新考虑，何项停止，何时停止，应当有所考虑和答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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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政务处认为叶芾棠所奏均为事实，但奖励措施或为鼓励兴学而设，或为疏通立停科举善后士子出路而特别安排，不能遽然中止，“若忽阻于后，未得者必因此而生觖望，办理亦殊多窒碍”，因而建议在宣统三年实行《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时，再将各项奖励措施停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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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言论认为：“科举停而考试频繁，此固议停科举者所不及料也。然而，执此以诟停科举之无谓则又不可。盖今日之考试，与昔日之科举颇相径庭。昔日之科举，直所谓暗中摸索，凭一日之短长者也。今则毕业之证凭及以前当官之成绩均行列入，且分门考校。有真才者，不患无见长之地。”同时指出，不能尽如人意者，为主考者弃取不公，如留学生考试的主考官，或偏重东洋，或偏重西洋，有主观好恶，无一定之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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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级各类学堂频繁的考试，作为主持者的学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1910年10月资政院第四次会议上，有人质问学部尚书唐景崇究竟学部整顿各地学务的要点是什么，“试问今年学部专门司忙碌一年，但所忙者但为核分数、忙考试而已，尚有暇注意小学乎？”“学部特派员王君季烈莅坛答辩，谓学堂奖励章程系光绪二十九年所定，彼时因科举初废，出于不得已耳，一俟文官考试章程颁行后，所有学堂奖励章程自然废止。至于考试各省之高等学堂学生，诚恐有程度不足滥为充数之弊，故于慎重之中而有限制之意。”[69]唐景崇和王季烈（学部专门司司长）的回答表明，学部作为主持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机构，在过渡时代，既要保证新旧并途的顺利进行，又要确保培才与抡才质量不出问题；既要执行政府颁行的规章，维持相对稳定，又要为并不配套的相关制度担负起暂时承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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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考试频繁的原因，新旧并途仅是表象，实质则是合并科举于学堂后，学堂除了培才的职责外，还必须承担起既往科举抡才的功能，这使得学堂教育不堪重负。因此，只靠出台学制、学堂管理章程来构筑新的教育体制，并不能解决停罢科举后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明清科举始终与铨选结合，停罢科举而铨法不变，学堂就无法摆脱入仕为官的制约与阴影，不得不借科举功名考试及奖励实官，以维持学堂对学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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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也不是没有思考过解决问题的思路及办法。早在立停科举后不久的1907年，学部已奏请将考试学生与任用官吏划分两途，即将培才与抡才分离，学堂考试只是对教学成效的检验，而非选官资格的确定，结果“下廷议”后，杳无音讯。[70]在学部具奏一年多后的1908年，职司铨选的吏部出台了《遵拟改选章程折》，对州县官员选拔资格和选拔方式做了较大调整。[71]将铨选州县官员的权力下放至督抚，但仍未解决抡才与培才并途这一制约学堂发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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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吏部对州县官铨选改革的思路和动作，已经开始触及任用资格、途径等实质问题，但因铨选制度只是整个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内外官制改革的新方案正在讨论与酝酿之中，铨选所涉各方关系相互制约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内外官制改革的曲折，以及吏部本身存废的争议，使得本已提上日程表的铨选改革放缓了步伐。受制于官制改革与财政问题的诸多因素制约，原定宣统三年发布的《文官考试章程》并未如期推出，无法解决学堂毕业后是否或如何导入仕途的问题，因此，尽管朝野百般抨击，学部仍只得尴尬地在众人的指责唾骂声中，勉力维持奖励出身及学堂毕业授官的办法，迄清亡未能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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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任用资格考试的多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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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罢科举后各项新政迅速铺开，对西方行政、司法的理论与制度的介绍引进，使朝野均感觉到原有知识不足以应付专业化分工的现实需求，而学堂教育本身，即有较长的人才培养周期，本已缓不济急，加之抡才与培才并途，由学堂教育承担起官吏养成的职责，更加不堪重负。立停科举后一年，主持全国教育的学部已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内，正式向清廷提出，应当区分“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两个不同概念。学部所组织的考试，只是属于“学成试验”的范畴，希望由用人部门承担起“入官试验”的责任：“京外衙门可就所分之科，分别调用，加以试验，奏请录用实官，庶几循名责实，各尽所长，用副朝廷因才器使之至意。”[72]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将培才与抡才分离的要求。由于时机并不成熟，清廷对此未予答复。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新政与仿行宪政期间，为解决京师部院及直省各级衙署对专才的迫切需求，主要采用两种途径：一是各种专门学堂承担起培养专才的任务，部分毕业生直接对口分配至相关衙门；二是各部院根据各自业务需要，逐渐尝试摸索建立面向社会甄别与选拔人才的任用资格考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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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专门学堂种类繁多，以培养从政为目的者主要集中于法政学堂、巡警学堂。由于人才培养缓不济急，许多学堂学生毕业即直接授予职官的情况比比皆是。[73]尽管如此，由于急行新政，专门学堂毕业生犹如杯水车薪，未能解决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通过专业培训与考试，提高现有职官队伍的素质，以缩短人才的培养周期，提供社会各方面急需的专才，就成为应急的权宜措施。在此背景下，清末职业任用资格考试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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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期间所进行的职业任用资格考试的较早尝试，为1903年商部咨调各部院司员的考试，报刊称之为“临阵磨枪”：“近日各部考试商部咨调司员，所出题目非商务农工，即理财制造，故琉璃厂新学书肆新到之商务理财等书籍，每日销场颇畅，尤以万国商业历史、商工地理学、商工理财学、理财学教科书、外交报财政四纲等类为尤多”。[74]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至少对在职官员的学习具有一定导向性，迫使他们关注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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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官方面，1907年5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拟仿照日本文官试验法，设立考验官员处一所，嗣后除现任各官外，皆当试以中外法律及政治等学，必考验合格乃得予以差缺，其详细章程现已札委天津府李太守兆珍妥拟。又拟仿日本文官惩戒法，于督署中设立调查处一所，专司考察本省司道以下属员”。[75]这是改制期间典型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已任现职者划线。此后入仕为官者，必须参加中外法律及政治学的考试，合格者才能得到任用。清末以各种途径进入候补官员序列者，人数众多，袁世凯主政时期的直隶，又以仿行日本宪政著称，所以直隶开全国风气之先应是意料之中。无独有偶，同年7月，福建藩司因科举停罢，而旧学士子文字功底较深，故专门在举贡廪增附诸生中招考“年在四十以下，三十以上，准其考充各衙门局所营队为书记生”，并订示日期举行考试。[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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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科举停废后，作为制度衔接，清廷已经授意有关方面草拟外官制文官任用考试章程。1908年9月下旬，吏部将所拟各项文官考试、任用、官俸等章程呈上，所附章程中还有文官处分条例，作为暂行办法，俟宪政馆与政务处议定后颁布实行，以此作为新官制的配套规制。而外务部与法部所拟出洋任用章程、惩戒进级章程，亦拟作为暂行办法，待文官各章程颁布实行后再并章处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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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章程制度尚在酝酿，有的省份却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实践探索。宣统元年五月下旬，闽浙总督松寿奏报闽省考试捐纳保举入仕的候补官员情况，由督抚司道主持，结合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对候补官员实行甄别。[78]同年九月，宪政编查馆对考验外官划分等第与核算分数予以规范。[79]只是由于外官改制一波三折，[80]以及外官任用章程的配套措施尚在酝酿及预备实行之中，各省推行的情况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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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清末新政的重心转向预备立宪的各种条件筹备，在朝野急行宪政的鼓噪中，三权分立的理论，颇为流行，各种趋新事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行政与司法分立，以及对司法人才的急需，在宪政编查馆与法部预备立宪清单上，正式列入日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各种任用资格考试开始纷纷举行。尽管在一些省份只是匆匆地走着过场，但在喧闹与忙乱中，近代职业任用资格考试的制度规则逐渐酝酿产生，并通过实行过程的反馈逐渐调整完善。这标志着在通才选官考试准则之外，对“专才”的职业任用资格考试制度和专业化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开始成为培才与抡才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双向互动中，人才需求多元化已是普遍而急迫的现实，考试取才准则的相应变化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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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因急行宪政的需求，为各级各类即将成立的审判厅准备人才的问题提上日程，也因此而催生了相应的法官考试章程和制度，成为立停科举后规范抡才方式的重要依据之一。该年宪政编查馆奏呈《酌拟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该章程规定，除法政学堂毕业生外，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三种资格之一：举人及副拔优贡以上出身者；文职七品以上者；旧充刑幕确系品端学裕者。同时将科举与学堂出身、现职官员、旧式幕友中有学行者均纳入选拔范围。[81]1910年4月，法部奏报各省筹办审判各厅拟俟考试法官后一律成立，并引述宪政馆奏定逐年筹备事宜单的规定，“此后法官之任用，舍考试外更无他途”。以此为努力趋向。[82]与此同时，《法部奏法官任用须经考试折》明确提出“嗣后无论何项出身人员，均毋庸再行签分大理院”，改变既往按照清朝常规惯例量才授官，代之以经过专门法官考试的专才。[83]这一系列章程的出台，使得法官任用考试制度相对完整，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由官方正式颁布实施的职业任用资格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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