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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担心显然并非杞人忧天，奉命主持三江师范学堂事务的李瑞清（梅庵）便发现，官办学堂中“委员太多”，且多为“不通学务之人，往往以官场习气施于学堂”，与学生的矛盾冲突不断；学堂管理又普遍存在“规则太松，学生随意请假，出入自由”的情况。他希望两江总督周馥“无论何人荐委，不徇情面，破除私利，秉公裁汰，一面访师范高等毕业之人随时抽补”，[123]以期改造学堂。翰林院侍读宝熙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也提及：“近日各省所办学堂，其总办、提调、教习等员，闻竟有不学无识滥厕其间者，学员一不得人，人才何由成就……相应请旨通饬各督抚，务当慎选学员，力除瞻徇，预防流弊，核实奉行。”“若仍如是苟且敷衍，漠不关心，深恐数年后成效无闻，则学堂将为集矢之地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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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的学校、书院，主要以月课、季课和学政的岁科两试等考试手段管理学生，学生大多不住校，考试时应卯、交文章便可，名列前茅还可得膏火，补入廪名额。这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相对松弛。而新式学堂要收取学费，又住校学习，学生方面对师资与管理的要求自然提升，学堂方面管理学生的难度也相应增加。加之清季学生的年龄普遍偏大，长期离开家庭，容易心理焦虑，又受到西方自由平等学说的影响，一些单纯的管理问题也会被放大变形，造成学堂当局乃至教师与学生的冲突对立加剧，导致清末学潮此伏彼起。[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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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西而中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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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巡抚于荫霖1901年与慈禧谈及变法时，曾对新政革故鼎新能否得偿所愿表示过担忧：“今日法诚当变。所变条目亦全是应办之事。但我中国积弊，人心不变，法断变不好。就是面子变，骨子亦断不能变。中国之病，全是粉饰欺蔽。皇太后、皇上那里知道，折上说的全靠不住，全是纸上空谈。总而言之，全坏在一个利字。这个病根不去，譬如盖房子，地基不清，如何盖得好？”[126]四年多后，严复评价办学成效，似乎印证了于荫霖的先见之明，他认为，学堂“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痛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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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清末学堂教育从数据来看发展迅速，但教学质量则大多如新瓶装旧酒，成效不彰。至于表征和原因，却人人言殊。立停科举的初衷虽然是纳科举于学堂，并且在用人行事方面，的确沿袭了不少科举旧学的形式和内容，可是按照西方模式拟定的近代学制，在课程设置与学时安排方面，又似与科举完全分道扬镳。实行数年，效果很不理想。张謇在1908年谈及自己的观感：“如部章所订之初等小学课程，下走施之一州，亦既六、七年矣，其毕业者亦三数次矣，国文则仅识字解浅义耳，不能阅报；算术则仅笔算耳，不能应事；体操则仅能活动手足耳，不能增胆力；修身则仅讲故事理论耳，不能娴礼法……八年以来，粗有经验，但觉前途愈行愈窄，证诸同志，咸怀此忧”。[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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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春，江苏教育会给学部上了一份呈文，认为初等小学的学制，是在《奏定学堂章程》时确定的，实行已近五年，尽管“主持学务者提倡于上，热心教育者鼓吹于下，而初等小学尚未能多于私塾。以江南号称财赋之区，凡小学生徒能毕初等五年之业而不为家族之生计所迫以致中辍者，尚寥寥焉，其他贫瘠之省，更复何望？”另一方面，由于读经讲经耗时太多，中文授课时间过少，学生不能理解其义，而有畏惧敷衍，以致最终退学，“意欲保存国粹，而事实乃与期望相左”，因而建议学部考虑缩短全国初等小学的学习年限，并简化科目设置。[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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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学部于《奏请变通初等小学章程折》中，也坦承办学情况不尽如人意：“惟近年以来，稽诸各省册报，揆之地方情形，大抵都会城镇，设立初等小学者尚多；乡僻之区，学堂盖寡，即小学简易科亦复寥寥”。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州县官吏很少能够尽心教育，大多“欲袭其外貌，姑设一两学堂涂饰耳目，足以搪塞上司之文檄而止”。学部指称：“大抵小学之少，固由于官绅之不力，而其所借为口实者，约有数端：如经费多则立学甚难，课程繁则师资不易，读经卷帙太多，不能成诵，国文时刻太少，不能勤习”。针对以上问题，学部拟出对策，修改调整初等小学课程，将原来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格致、算术、体操八科，删除历史、地理、格致三科，总课程设置变为五科；将读经中篇幅较长、内容相对深奥的《大学》《中庸》《孟子》并入高等小学，专授《孝经》《论语》《礼记节本》；对民间私塾及贫困地区，准其设置小学简易科，必修课程仅为三门，即修身、读经合并为一门，中国文学和算术各一门，就学年限为三年至四年，办学及师资条件也有所降低，“无论寺庙、民家、场院、村舍皆可为学，无论举、贡、生、监及学问较浅之寒儒，既有颁发课本，照此讲授，皆可为师，当不至再诿于财力不继、师资难得，致碍教育前途”。[130]这一因时变通之策，在学部而言为迫不得已，客观上起到了根据国情现状调整学制内容的积极作用，可是总取向却往科举时代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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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后科举时代教育成效的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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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科举而转向渐停科举，原因之一，是学堂教育成效不彰，含有试行以观后效之意。后来以科举妨碍学务为名改为立停，则是据学堂教育效果应当优于科举的假设判断，而非通过学堂与科举比较，优劣高下已有实证的结果。立停科举后，屡屡有以学堂弊病为由提议恢复科举，根源即在于此。而是否应当恢复科举，关键是如何看待与评估学堂教育的成效和问题。对于科举停废后学堂教育利弊得失的评价及其原因，时人与后人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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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胡柏年条陈新政时指出：学堂教育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学堂与科举混进，“中国废科举兴学堂亦已数年矣，而教育尚未能普及，读书识字之人且若较昔日而加少者，何也？公立私立之学堂少，而乡间又不明学堂之益，多不遣其子弟就学也……亦由于学堂之中仍存科举之名目，毕业之后仍奖以举贡生员之出身，致使乡间穷民皆指学堂为入仕之阶梯，而非教人以谋生之知识，吾侪小人但得谋生足矣”。[131]照此看来，合并科举于学堂非但不能起到推进学务的预期作用，反而对教育普及产生严重阻碍。果真如此，改进的方向应是扫除科举制遗留，使得学堂教育摆脱科举的纠缠，展示其自身固有的价值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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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柏年的论说并没有遵循上述逻辑，却有反思后顿悟、另辟蹊径之意。他认为，新教育被人质疑与诟病，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现实的结果。即以中国目前的基础，学外国近年之成法，未能按循序渐进之理而有拔苗助长之嫌。“夫五大臣之所考察，皆各国数十百年所缔造之成绩。非当日创始立宪过渡时之规画也。各国立宪之先，过渡之际，皆必有由渐改革，因其情势，养其程度，以驯至立宪之秩序者也。诸留学生所学之法政，亦皆各国现时之法政，于中国现在之情势尚多扞格而不能即行者也。以过渡之时，袭已成之迹，是犹医者不问其人之体质如何、感受之天时地气如何，而概投以古方，欲投其奏效也。”[132]若据此衡量学堂教育，则应继续科举改革，而非停科举办学堂，才是顾及过渡时代的循序渐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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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清末曾任学部参事，又先后担任民初教育部次长和总长的范源濂，深谙全国教育在清末民初的发展情况，1914年发表《说新教育之弊》，表明自己的看法，与胡柏年当年的反思颇有相通：清季罢科举、兴学堂，乃“处积弱之余，而欲为图存之计”，寄希望于教育之革新。因成效不如预期，而教育经费难筹等，使热心者渐趋消极，对新教育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时人所指摘的教育弊端，一般“以宗旨不正、学科太繁、费用过多、成绩不良之四者为尤甚”。在他看来，以学潮迭起、学生倡言平等自由来抨击教育宗旨，十分荒谬。各国历史证明，凡自由平等学说盛行之地，与施政者的失宜相关，而自由平等学说影响小的地区，恰是施政有所改善的缘故。因此，近代中国自由平等之说所以风靡学界，是政府施政存在问题，而非教育宗旨所造成。关于新教育学科太繁的问题，他认为“欲培养国民适于生存之力，又非普通学不为功也”，[133]普通学是专门学和职业学习的基础，以此指摘为新教育之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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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教育的费用问题，学校经营确实需要多种费用的支持，由于国家内忧外患，财力拮据，“故教育费常被认为不急之需，置诸可省之列。第察全国之情形，因中小学校近多停办之故，而子弟之改入私塾或教会学堂者，骤然增多”。[134]作为新式教育的倡行者，他显然更多地从政府和社会责任的层面，观察思考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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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堂本身的问题，范源濂也有所触及。针对时人因各学校毕业生的水平及能力不足，而对新教育予以否定的问题，他分析原因有三，其一是各地学堂教育往往有“设学与就学之躐等”的情况，即不按学制所规定的秩序，超越等级办学。清代学制，自小学至大学毕业，需时二十一二年，毕业于高等专门学堂要十七八年，即使高中毕业，也需十四年时间。民国改订学制，自小学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八年，而自1902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至民国三年（1914），总共不过十二年。各地创办各种层级的学堂即招生开学，而各级学堂学生升学，又大都没有按照学制的相关规定，“夫学制之规定如彼，而设学与就学之情形乃如此，岂不甚可异哉？”[135]章程条文与实际贯彻的差异，确实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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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造成新式教育频遭抨击的第二个原因，是“管理教授之未善”。这首先由于师资的储备严重不足，合格师资更是为数过少，而各地学堂的教学管理往往随意性很大，造成“学校之管理无法，教授失宜”，使教育质量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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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三，是“社会之习尚”，即社会需求与学校毕业学生所学专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新兴行业的发育尚未完成，对人才的使用很难真正实现对口，故各种专门学科毕业生遭遇冷落，难以学以致用。而清末官制改革，地方自治需人，法政学科因此一枝独秀，表明社会需要是影响学校成效的重要因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应是教育服务社会的实际需求，在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不均衡或相脱离时，教育成效自然难以彰显。所谓“教育之力固足以转移社会；然方其未至也，则常为社会之力所转移”。[136]值得注意的是，范源濂列举的三条原因中，只有第二条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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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的不少著述，较多引用1911年4月杜亚泉发表于《东方杂志》的《论今日之教育行政》一文的部分内容，表明其时知识人对于废科举不无悔意。就所截取并单独引用的只言片语（即“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似乎确实可得出类似结论。但细读引文的前后联系，发现作者之意其实被误读与滥用。杜亚泉其实主要是针对奖励出身与普及教育的预期效果相反而立论，他认为：“然使今日之时势，果得以出身奖励之政策，收此预期之效果也耶，则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士之程式，简稍通时事之儒臣，典试各省，招一二研究科学及肄习外国语者，入其幕中，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弃取，则科举之奖励，决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也。且以予意观之，不但收同一之效果而已，其效果且倍蓰焉。则亦何必投此巨额之教育经费，以行此学堂奖励之政策也哉！”随后进一步阐释道：“今日之学堂，精神形式多未具备，教授管理不尽合法，敷衍之习、腐败之象，每为世所指摘……教育之普及，较之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焉……学堂奖励之效果，不及科举奖励之效果。予为此言，非欲废学堂而复科举也，第以出身奖励为政策，则与其设立学堂，予宁赞成科举，以其效果无大殊，而可以节省巨额之经费，且减少其弊害也耳。”[137]作者其实是对徒模仿西方学制形式，而实际“精神形式多未具备”的学堂大失所望，对投入巨额经费，人才培养效果不彰的新教育感到痛心。史料解读与运用过程中的断章取义或囫囵吞枣虽各有偏执，但有意无意忽略语境却同出一辙。既往对杜亚泉关于科举与学堂论述的引用，至少多未能理解其真实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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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在反对以出身奖励为兴学举措的同时，也触及课士与培才的分别，提出如果改变科举考试的程式和科目，学堂与科举能否并行不悖的疑问。也就是说，科举与学堂，本来未必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硬要合于一途或此存彼废，看似截然相反，思维方式却都是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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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本来属性与功能并非一事的停废科举和兴学堂，在清末新政的历史进程中常被混淆且人为扭结在一起。而当初既以停科举为兴学堂扫清障碍，则后科举时代学堂的表现与成效，不能不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趋新者以科举余毒作为学堂成效不彰的缘由，而守成者则反过来以学堂效果不佳作为恢复科举的口实。既然学堂的优劣受到科举存废的压力，国人自然对新教育的成效有着强烈期待，并急于求成以迅速验证，可是这样势必使学堂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被过分关注和强调，并用于与科举时代情况对比，反而容易导致对新教育的否定。早在学堂初兴的1901年，《选报》已有评论预见到新旧教育转型的艰巨复杂，举子们所受训练与近代教育截然不同，骤然改之，时限不能太短、期待不能过高，“而欲造就此洞明中外政艺之人才，非十年后不克观其成”。[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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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废科举与兴学堂的相互联系及区别，更应小心梳理史事的纠结，在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国民教育的负面效应时，不能偏于一端。首先要分别科举与学堂各自的问题，不必延续废科举的思维，将二者强行联系；其次则注意厘清将科举与学堂合于一途，对于二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即不要简单地以任何一方为准则进行评判。科举制的长期传统，已经演化为对读书人的普遍尊敬，读书明理、知书识礼，通过士子们的言行影响社会；与此同时，科举取士的理念在后科举时代依然隐寓读书做官的追求，则被视为科举余毒。这在整个东亚具有共同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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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对新式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普通教育，至于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则甚少涉及。因为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都是科举时代所缺少，其教学内容几乎全新。普通教育则不然，中学为体的观念，使得科举时代的精神渗入学堂。朝野上下，虽然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大致赞同，然而具体到学什么和怎样学的操作层面，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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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命运最为典型。中国为伦理社会，伦常道德至关重要，经学因而成为治国安邦之本，科举制度则起到维系经学地位的作用。立停科举后，主持变革者曾试图以经学在学堂扮演中学之本的角色，可是读经既然已经沦为各科之一，非但“体”的地位与作用无从体现，而且因其“用”难以立竿见影而普遍受到忽视。[139]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与社会急速变化的双重驱力下，旧道德百孔千疮，社会各业气象万千，价值标准由一元转向多元，尊孔读经形式虽在，却承担不起纲常伦理支柱的重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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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用人方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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抡才标准与培才成效，最终要看社会对人才的接纳及评价，并落实于人才的使用。立停科举后，朝野上下逐渐从兴学的狂热中平静下来，对学堂教育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别，专门教育和实业教育大多受到肯定，对普通教育的怀疑与否定的倾向则逐渐抬头。人数激增的国内外学堂毕业生，中西学程度都不如预期，其不安分的品行却造成社会的广泛动荡。某些新式学堂学生对自由平等理解的偏差，各地学潮迭起与士子不回乡，或回乡不敬父，均恶名昭彰，恰好成为新教育不如科举时代的铁证，令人怀疑普通学堂教育能否培养出中西学兼通的匡时济世之才。这种怀疑直接影响到对国内外学堂毕业生的使用，即使他们已经通过重重考试得到了功名或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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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才治事与通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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