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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媒体注意到一个怪现象，新政开始至科举立停之前，政府选材用人多偏向新学，立停科举后则似乎相反。直至清亡，尽管新旧并途，考试繁多，除陆军部、外务部、法部、邮传部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趋新部门，能较多吸纳留学毕业生与学堂毕业生外，政府的用人方针不仅明显偏向旧学出身者，而且一脉相承，变化甚微。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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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清政府用人方针的变化，当与孙家鼐关系匪浅。管理过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于科举停罢一年后（1906年10月）奏报清廷：“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拟请设法维持。”他提出一个甄别用人的方案，即在学堂毕业生考试时，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只能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者，应另设职务，并不给予“治民之权”，大体相当于日后所谓“技术官僚”；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这可以说是对前述1900年河南巡抚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主张的重要调整。即用人方针，以长于西学某一方面的专才治事，以贯通中学的通才治民，各尽其用之下，明显偏重于中学。与此同时，孙家鼐还主张对“东洋留学回国学生，宜慎重任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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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位居枢垣，素来老成持重，该奏章对清廷选材用人趋向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为后来中西学人才的使用定下了基调。1907年10月，有消息传出：“日前政府会议，以后考取御史章京，凡留学生与进士、举人、拔贡一体保送，已议准在案。今军机处考试章京，咨请各衙门保送，仍以进士、举人、拔贡为限，留学生不能与列。”报馆对此颇有感慨：“盖政府诸公终不能忘情于恢复科举也”。[141]不仅如此，有人甚至对已在部院衙门任职的早期留学毕业生亦大加诋毁，嘲笑他们不能应付衙门公务，且有危害朝野之虞：“伍廷芳学西文最早，为美国法律专家。及为侍郎，不能阅刑曹之稿。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发明民权自由，实已中毒于民。”并以此立论，攻击学堂教育误人子弟。[142]请复科举的奏章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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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立停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才培养存在分途并进的情况，因此对待新旧两途出身人员的态度，引起媒体关注。据报道，1910年5月，“本年廷试留学生及举贡会考、优拔朝考，内用则有编检、主事、小京官之别，外用则有知县、州同、州判、县历大使之分，枢臣屡因此会议，谓自本朝取士以来，人才未有盛于今日者，亦未有杂于今日者，若不预定用人方针，则人才拥挤，于仕途殊多妨害。拟廷试留学生授职后即发往边疆及沿江海通商大埠，饬各督抚酌其所学，量才器使。若举贡会考取中一、二等者，以多数留京内用，至考取之优拔，则专以知县分发”。[143]这一关于政府会议用人方针的报道，似乎印证了孙家鼐的主张实际已被采纳，用人的确是西学专才治事，而中学通才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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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学根底的趋新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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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处变动时代之中，即使参加旧学考试的举贡，也努力表现出趋新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一面，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机会。因为有根据特长报考相应科目的规定，响应者不在少数。1907年8月，吏部堂官议定：“此次举贡取中各员一等者，以主事用，应签分部行走。现以各员考试时有考专门学问者颇多，各堂拟定如考兵学即分陆军部，如考铁路邮电则分邮传部，如考警察则分民政部，矿务农事则分农工商部，财政则分度支部。凡有专门者均无用掣签，其未考专门学者，则统由吏、礼、法等部掣签分用。”[144]这些旧学根底纯正而又有趋新知识的人才，似乎最受官场欢迎，不仅京师各部院对举贡敞开大门，各省督抚也是青眼有加。法部规定，监狱专修科毕业生中，原无官阶，仅有拔贡附生出身者，准其呈明札派各厅以录事候补，俟考验得力补缺后，再行酌量派充看守之差。在委派时，应按照原试验等级的名次先后委用。[145]贵州巡抚庞鸿书专折要求“本年保送举贡请饬部多配数签分发来黔”，希望吏部将举贡优拔两项考列一等以知县分省人员，“于掣签时，将贵州多配数签，分发来黔，以备任用”。[146]四川的优拔贡举考试人员，按照新章录用时，也给予了很大的优惠。[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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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用人的趋向，不仅与部门主官的观念意识联系，也与新政展开的程度密切相关，甚至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同样是学部用人，荣庆与唐景崇时期新旧学人员的比例区别甚大。1909年，由吏部签分到学部有案可查的52人中，举贡优拔占48人，学堂出身者仅4人。[148]而京师与内陆省份相比，那些急需人才的新辟地方，尚无新旧畛域。东三省设省后，百废待兴，东督以需才甚殷，要求略为变通限制，以举贡考试授职之员及游学毕业和各省专门学堂毕业授职之员，“量予分发，以新旧并进之方为拔取真才之计”。凡东三省有缺可补者，“比照各省分发之例一律配签掣分”。[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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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立停科举的最初几年中，除了急于举办趋新事业的部门外，各省衙门更欢迎那些取得旧学功名而有出国留学、游历经历之人，或是旧学举贡。即使在学部这样主管新式教育的机构里，学堂毕业生仍然基本未能进入尚、侍等堂官行列，司官中亦仅占11%，大多数集中于下层。“参与学部决策的主要是科举出身而有出洋游历考察经历，或了解、接受近代教育理论，又有新式学堂办学经验的旧学人才”。[150]与民国时期留学生多受重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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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关于区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停废科举并未造成“士”阶层的边缘化，不少旧学出身者，恰在仿行宪政过程中成为各级谘议局或议事会的骨干，并借此据有“话语权”。[151]即使在日记中对停科举诸多抱怨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不仅被选成该省谘议局议员，而且担任所在县的议事会会长。而清季“绅”权的大幅度上升，并成为政治舞台的要角，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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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6月《大公报》评论曾将新旧两途考试入仕的情况进行对比：“留学生考而得官也，举贡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学生一入官场则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则高视阔步其气方张。故同一入官也，而举贡与留学生之气象不同。”[152]此时距立停科举尚不足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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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翻译介绍进化论等西学名著成为留学毕业生佼佼者的严复，回国后不得不承认：“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为此曾赴闽参加乡试。[153]而曾任学部尚书的荣庆在1910年9月接见拔贡朝考入选考生时，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旧学人才的青睐，对留学生则颇多微词：“现在时事艰难，需才佐理，如吾辈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学生等又大率汉学甚浅，年轻气躁，难当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辈耳”[154]。荣庆深为慈禧倚重，平时谨言慎行，[155]作为部院长官、军机与政务大臣，在公开场合如此表态，即便不能代表当道的意见，至少也不会明显有悖其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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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2月，《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官制改革后，官员的差缺与资格应当相符，可是其时尚无一定标准。因此，奏调人员只能以吏部少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至于是否有能力胜任，缺乏考虑，偏重旧学人才的录用，造成两难：“旧日有资格者，大半不谙新政，而今日新进之员，大半无其资格。居今日而欲选拔真才、整顿新政，若斤斤于官阶之高下，履历之深浅，实不免有窒碍之处。”希望清政府抓紧考虑设置制度性标准，使用人“有改订官吏之资格，使新进者得以自展其才，而旧有资格者亦不致有向隅之叹。此今日第一之要务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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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照不同标准选取人员，并与所用职位相合的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很大困扰。民初县知事考试为舆论瞩目，据披露：“资格取从宽主义，凡由科举出身如优贡、拔贡、副贡以及举人，曾办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者，皆得应考。”[157]“盖旧日官吏因闻政府去取之方针，故纷纷逐队前来。”[158]而旧学士子的应试能力明显优于留学毕业生，结果“所取县知事应口试落第者约三分之二，及第者大半乃前清旧官僚”。[159]因第一次考试县知事所获“多亡清滑吏，故舆论极为不平”，大总统只得手谕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嘱第二次考试时必须秉公认真选拔真才：“知事为亲民之官，得人与否关系治乱，此后司法有缩小范围，知事须兼承审官，虽有政治经验，亦须富有法律学识，方为完全资格。”[160]其后因舆论反应强烈，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对社会有所交代，将变更考试知事的宗旨“专注于旧官僚”的责任推托给主持者。[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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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媒体注意到，民初政府的方针其实并无实质性改变，1914年8月，大总统袁世凯与国务总理徐世昌谈话，竟然提出召致前清遗老和硕学通儒两项人员，“徐亦颇属赞成，惟召致后所以安插之方，尚须先事讨论”。[162]不是针对特殊用途，则可以视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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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未久也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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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至民初，新旧学考试及人才使用殊途难以同归，旧学出身者颇受青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与文化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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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接受，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对同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有时完全不同。制度转型需要相应的观念更新，而任何事物的比较与评价，都涉及评判标准与参照系。学堂教育的目标与科举制下的学校、书院大相径庭，科举以通才为标准，重文章楷法；新式学堂教育则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前者着重于教育国民，后者侧重于专业知识，强调具体做事能力。科举与学堂，各自适宜自己的社会需求，本无所谓优劣高下。而具有所谓世界眼光的近代国人，一心想进入其中，却自立于世界之外，往往好用比较法加以评判，忽略了异质事物不能任意比较的原则，不自觉地沿用科举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起步不久的学堂教育，或用学堂理念评判科举士子，必至左右为难，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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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科举时代的观念，清末社会为新式学堂毕业生提供的活动舞台相当有限，教育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条件尚未成熟。而与历史悠久的科举制相比，清末学堂教育造就的人才，即使数量上也并未显示优势。加之学堂教育初期出现诸多问题，受到社会普遍诟病，学堂毕业生得不到社会信任，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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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新政初议的1901年，日本报刊就断言中国的变革若由科举出身者主持，难以摆脱八股的影响。不同文化系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执政者的用人行事具有潜在影响，“岂知八股之文易废，八股之派难废。盖八股之毒已深入于支那士臣之脑间，浃髓沦肌，人人有八股之性质，亦由欧美各国人人有自由性质也。今清国之政俗靡不现成一八股之模样，则以谋国者皆出身八股之人，故所行所言，所作所为，终难脱八股之蹊径也”。[163]毋庸置疑，科举文化对于人们耳濡目染的浸润，必然对思维方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曾有人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列举同文馆、广方言馆开办多年，朝廷三令五申兴学，仅有数百学生成材，原因即为“学堂设矣，而取士仍用时文小楷，所教在此，所重在彼。则士心不定，向学必不能专”。[164]政府用人标准不变，提倡与实行势必相互矛盾。几年后，立停科举虽已完成，但用人方针迄清亡未见有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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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停科举后仍以旧标准观验新人才的情况，曾引起媒体注意和抨击。1908年初，革命党人主办的《中国日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政府拟明年三月举行留学生殿试，学部议奏殿试考法，宝侍郎主张试洋文，严侍郎主张试汉文，荣尚书主张试楷法，就商张之洞，张则主张第一场试洋文，第二场试汉文，不论楷法，但汉文、洋文择优长，即可授职编检”。该报对留学生考试依然采用殿试，而且并不检验其所专攻学科的方式予以抨击，认为是重蹈科举的覆辙，“纯以文字取巧”，轻视科学和实际能力，不能选拔出真正的经世致用之才。而且，政府决策及执行的官员，“生平于科学诸门，未尝梦见，故奏请复考科举者，接踵而起，则兹之以两场汉洋文考试留学生，亦何尝非科举文字之同一用意哉”。[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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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学部关于考试内容的意见分歧，表明即使在主持全国学务的部院堂官层面，中西学也难以兼通协调，体用之别，专通之分，无法形成新的切实可行的一致标准，对后科举时代的人才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当局尝试过各种办法，始终未能奏效，导致近代教育学术思想界趋新与守成交替登场，进而影响政坛和社会各界。而在喧闹纷繁的表象背后，隐伏着一个近代中国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即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之下，如何在学习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保存发扬文化传统，并在异质文化冲突中，调适并重建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及评估标准。就此而论，立停科举的设计与推动者，旨在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并非简单地废除科举。其后的考试与选材，也确有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的趋向。只是在中西新旧缠绕的背景下，选材的标准办法及人才任用等方面意见分歧，不仅培才与抡才很难归一，即使抡才方面，学堂教育亦缓不济急，未能如偿所愿地承担起科举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立停科举导致人们对制度兴革的艰巨复杂估计不足，新式教育加速推广过程中，因为急功近利而负面效应十分严重。因此而不断出现的问题，反而成为影响新教育与科举优劣对比的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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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与作用，论者多着眼于科举考试为寒士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垂直流动机会，并造就了一个介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士”阶层。就此而言，科举停废后，相对独立的“士”阶层逐渐萎缩直至消失。可是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不仅没有停止废弃，反而更为频繁、普遍和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为挑选、拔擢人才的主要形式。科举停废直至清亡，几乎成为考试的社会。可见，立停科举非但没有刹住千年制度的惯性，作为科举长盛不衰的重要形式，考试事实上成了评判学业和取材资格的测量方法，贯穿于整个教学进程，功能比以往更为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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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的几年里，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受试人数大大超过科举时代。各种考试章程的出台与奖励措施相互作用，内容取鉴于西方近代教育，考试的具体形式则承袭了科举的做法。时人对此感受强烈，并予以激烈抨击。当然，后科举时代考试种类增多与频率加快，既是过渡时期宽筹士子善后出路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职业专门化要求的折射。清政府不但希望通过考试甄别选拔新学人才，还试图借助考试及奖励出身授予实官等措施，促使更多的人学习与掌握各种专门知识，以推动官员的功能化。这在客观上适应了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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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清政府内部的指斥以及仿行宪政进程不断加快的压力，终于促使学部奏请停止奖励实官。[166]这表明学堂最终必须终结其一度承担的后科举时代过渡衔接的抡才使命，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已经获得学堂奖励各种功名者，“不准截取就职”，需按新章规定重新参加文官任用考试，“学成试验”最终与“入官试验”相脱离，抡才与培才由合而分。只是《文官考试任用章程》迟迟未能出台，而大清朝气数已尽，奖励出身作为连接抡才与培才、纳科举于学堂的特殊纽带，在停罢科举六年后，成为清王朝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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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出台之前，虽然清廷未能举行统一的文官考试，但实际操作中，因缘内外官改制与仿行宪政的需要，外务部、法部、邮传部等京师各部院，曾相继举行过专门化的入官试验，开启了近代职业资格考试的新局，为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只是科举时代培养通才的理念，与近代国人体用观照下西学细分科、重专才的标准相互抵牾，难以调和；而西学传入并在学堂教育层面被接受之后，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引发社会的冲突动荡，成为中西学能否兼通协调内在矛盾的反映，至今仍然困扰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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