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2183
1703082184
不过，胡柏年的论说并没有遵循上述逻辑，却有反思后顿悟、另辟蹊径之意。他认为，新教育被人质疑与诟病，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现实的结果。即以中国目前的基础，学外国近年之成法，未能按循序渐进之理而有拔苗助长之嫌。“夫五大臣之所考察，皆各国数十百年所缔造之成绩。非当日创始立宪过渡时之规画也。各国立宪之先，过渡之际，皆必有由渐改革，因其情势，养其程度，以驯至立宪之秩序者也。诸留学生所学之法政，亦皆各国现时之法政，于中国现在之情势尚多扞格而不能即行者也。以过渡之时，袭已成之迹，是犹医者不问其人之体质如何、感受之天时地气如何，而概投以古方，欲投其奏效也。”[132]若据此衡量学堂教育，则应继续科举改革，而非停科举办学堂，才是顾及过渡时代的循序渐进办法。
1703082185
1703082186
无独有偶，清末曾任学部参事，又先后担任民初教育部次长和总长的范源濂，深谙全国教育在清末民初的发展情况，1914年发表《说新教育之弊》，表明自己的看法，与胡柏年当年的反思颇有相通：清季罢科举、兴学堂，乃“处积弱之余，而欲为图存之计”，寄希望于教育之革新。因成效不如预期，而教育经费难筹等，使热心者渐趋消极，对新教育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时人所指摘的教育弊端，一般“以宗旨不正、学科太繁、费用过多、成绩不良之四者为尤甚”。在他看来，以学潮迭起、学生倡言平等自由来抨击教育宗旨，十分荒谬。各国历史证明，凡自由平等学说盛行之地，与施政者的失宜相关，而自由平等学说影响小的地区，恰是施政有所改善的缘故。因此，近代中国自由平等之说所以风靡学界，是政府施政存在问题，而非教育宗旨所造成。关于新教育学科太繁的问题，他认为“欲培养国民适于生存之力，又非普通学不为功也”，[133]普通学是专门学和职业学习的基础，以此指摘为新教育之弊，是错误的。
1703082187
1703082188
关于新教育的费用问题，学校经营确实需要多种费用的支持，由于国家内忧外患，财力拮据，“故教育费常被认为不急之需，置诸可省之列。第察全国之情形，因中小学校近多停办之故，而子弟之改入私塾或教会学堂者，骤然增多”。[134]作为新式教育的倡行者，他显然更多地从政府和社会责任的层面，观察思考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703082189
1703082190
至于学堂本身的问题，范源濂也有所触及。针对时人因各学校毕业生的水平及能力不足，而对新教育予以否定的问题，他分析原因有三，其一是各地学堂教育往往有“设学与就学之躐等”的情况，即不按学制所规定的秩序，超越等级办学。清代学制，自小学至大学毕业，需时二十一二年，毕业于高等专门学堂要十七八年，即使高中毕业，也需十四年时间。民国改订学制，自小学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八年，而自1902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至民国三年（1914），总共不过十二年。各地创办各种层级的学堂即招生开学，而各级学堂学生升学，又大都没有按照学制的相关规定，“夫学制之规定如彼，而设学与就学之情形乃如此，岂不甚可异哉？”[135]章程条文与实际贯彻的差异，确实不能忽视。
1703082191
1703082192
他认为造成新式教育频遭抨击的第二个原因，是“管理教授之未善”。这首先由于师资的储备严重不足，合格师资更是为数过少，而各地学堂的教学管理往往随意性很大，造成“学校之管理无法，教授失宜”，使教育质量大受影响。
1703082193
1703082194
原因之三，是“社会之习尚”，即社会需求与学校毕业学生所学专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新兴行业的发育尚未完成，对人才的使用很难真正实现对口，故各种专门学科毕业生遭遇冷落，难以学以致用。而清末官制改革，地方自治需人，法政学科因此一枝独秀，表明社会需要是影响学校成效的重要因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应是教育服务社会的实际需求，在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不均衡或相脱离时，教育成效自然难以彰显。所谓“教育之力固足以转移社会；然方其未至也，则常为社会之力所转移”。[136]值得注意的是，范源濂列举的三条原因中，只有第二条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1703082195
1703082196
今人的不少著述，较多引用1911年4月杜亚泉发表于《东方杂志》的《论今日之教育行政》一文的部分内容，表明其时知识人对于废科举不无悔意。就所截取并单独引用的只言片语（即“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似乎确实可得出类似结论。但细读引文的前后联系，发现作者之意其实被误读与滥用。杜亚泉其实主要是针对奖励出身与普及教育的预期效果相反而立论，他认为：“然使今日之时势，果得以出身奖励之政策，收此预期之效果也耶，则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士之程式，简稍通时事之儒臣，典试各省，招一二研究科学及肄习外国语者，入其幕中，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弃取，则科举之奖励，决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也。且以予意观之，不但收同一之效果而已，其效果且倍蓰焉。则亦何必投此巨额之教育经费，以行此学堂奖励之政策也哉！”随后进一步阐释道：“今日之学堂，精神形式多未具备，教授管理不尽合法，敷衍之习、腐败之象，每为世所指摘……教育之普及，较之科举时代乃反见其退步焉……学堂奖励之效果，不及科举奖励之效果。予为此言，非欲废学堂而复科举也，第以出身奖励为政策，则与其设立学堂，予宁赞成科举，以其效果无大殊，而可以节省巨额之经费，且减少其弊害也耳。”[137]作者其实是对徒模仿西方学制形式，而实际“精神形式多未具备”的学堂大失所望，对投入巨额经费，人才培养效果不彰的新教育感到痛心。史料解读与运用过程中的断章取义或囫囵吞枣虽各有偏执，但有意无意忽略语境却同出一辙。既往对杜亚泉关于科举与学堂论述的引用，至少多未能理解其真实用意。
1703082197
1703082198
杜亚泉在反对以出身奖励为兴学举措的同时，也触及课士与培才的分别，提出如果改变科举考试的程式和科目，学堂与科举能否并行不悖的疑问。也就是说，科举与学堂，本来未必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硬要合于一途或此存彼废，看似截然相反，思维方式却都是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体现。
1703082199
1703082200
上述情况表明，本来属性与功能并非一事的停废科举和兴学堂，在清末新政的历史进程中常被混淆且人为扭结在一起。而当初既以停科举为兴学堂扫清障碍，则后科举时代学堂的表现与成效，不能不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趋新者以科举余毒作为学堂成效不彰的缘由，而守成者则反过来以学堂效果不佳作为恢复科举的口实。既然学堂的优劣受到科举存废的压力，国人自然对新教育的成效有着强烈期待，并急于求成以迅速验证，可是这样势必使学堂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被过分关注和强调，并用于与科举时代情况对比，反而容易导致对新教育的否定。早在学堂初兴的1901年，《选报》已有评论预见到新旧教育转型的艰巨复杂，举子们所受训练与近代教育截然不同，骤然改之，时限不能太短、期待不能过高，“而欲造就此洞明中外政艺之人才，非十年后不克观其成”。[138]
1703082201
1703082202
注意到废科举与兴学堂的相互联系及区别，更应小心梳理史事的纠结，在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国民教育的负面效应时，不能偏于一端。首先要分别科举与学堂各自的问题，不必延续废科举的思维，将二者强行联系；其次则注意厘清将科举与学堂合于一途，对于二者产生的实际影响，即不要简单地以任何一方为准则进行评判。科举制的长期传统，已经演化为对读书人的普遍尊敬，读书明理、知书识礼，通过士子们的言行影响社会；与此同时，科举取士的理念在后科举时代依然隐寓读书做官的追求，则被视为科举余毒。这在整个东亚具有共同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703082203
1703082204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对新式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普通教育，至于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则甚少涉及。因为专门教育与实业教育，都是科举时代所缺少，其教学内容几乎全新。普通教育则不然，中学为体的观念，使得科举时代的精神渗入学堂。朝野上下，虽然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大致赞同，然而具体到学什么和怎样学的操作层面，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1703082205
1703082206
经学的命运最为典型。中国为伦理社会，伦常道德至关重要，经学因而成为治国安邦之本，科举制度则起到维系经学地位的作用。立停科举后，主持变革者曾试图以经学在学堂扮演中学之本的角色，可是读经既然已经沦为各科之一，非但“体”的地位与作用无从体现，而且因其“用”难以立竿见影而普遍受到忽视。[139]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与社会急速变化的双重驱力下，旧道德百孔千疮，社会各业气象万千，价值标准由一元转向多元，尊孔读经形式虽在，却承担不起纲常伦理支柱的重任了。
1703082207
1703082209
第五节 用人方针的变化
1703082210
1703082211
抡才标准与培才成效，最终要看社会对人才的接纳及评价，并落实于人才的使用。立停科举后，朝野上下逐渐从兴学的狂热中平静下来，对学堂教育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别，专门教育和实业教育大多受到肯定，对普通教育的怀疑与否定的倾向则逐渐抬头。人数激增的国内外学堂毕业生，中西学程度都不如预期，其不安分的品行却造成社会的广泛动荡。某些新式学堂学生对自由平等理解的偏差，各地学潮迭起与士子不回乡，或回乡不敬父，均恶名昭彰，恰好成为新教育不如科举时代的铁证，令人怀疑普通学堂教育能否培养出中西学兼通的匡时济世之才。这种怀疑直接影响到对国内外学堂毕业生的使用，即使他们已经通过重重考试得到了功名或文凭。
1703082212
1703082213
一 专才治事与通才治民
1703082214
1703082215
清季媒体注意到一个怪现象，新政开始至科举立停之前，政府选材用人多偏向新学，立停科举后则似乎相反。直至清亡，尽管新旧并途，考试繁多，除陆军部、外务部、法部、邮传部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趋新部门，能较多吸纳留学毕业生与学堂毕业生外，政府的用人方针不仅明显偏向旧学出身者，而且一脉相承，变化甚微。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1703082216
1703082217
相关资料显示，清政府用人方针的变化，当与孙家鼐关系匪浅。管理过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于科举停罢一年后（1906年10月）奏报清廷：“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拟请设法维持。”他提出一个甄别用人的方案，即在学堂毕业生考试时，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只能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者，应另设职务，并不给予“治民之权”，大体相当于日后所谓“技术官僚”；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这可以说是对前述1900年河南巡抚于荫霖以专才代通才主张的重要调整。即用人方针，以长于西学某一方面的专才治事，以贯通中学的通才治民，各尽其用之下，明显偏重于中学。与此同时，孙家鼐还主张对“东洋留学回国学生，宜慎重任用”。[140]
1703082218
1703082219
孙家鼐位居枢垣，素来老成持重，该奏章对清廷选材用人趋向的变化有着直接影响，为后来中西学人才的使用定下了基调。1907年10月，有消息传出：“日前政府会议，以后考取御史章京，凡留学生与进士、举人、拔贡一体保送，已议准在案。今军机处考试章京，咨请各衙门保送，仍以进士、举人、拔贡为限，留学生不能与列。”报馆对此颇有感慨：“盖政府诸公终不能忘情于恢复科举也”。[141]不仅如此，有人甚至对已在部院衙门任职的早期留学毕业生亦大加诋毁，嘲笑他们不能应付衙门公务，且有危害朝野之虞：“伍廷芳学西文最早，为美国法律专家。及为侍郎，不能阅刑曹之稿。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发明民权自由，实已中毒于民。”并以此立论，攻击学堂教育误人子弟。[142]请复科举的奏章时有所闻。
1703082220
1703082221
由于立停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才培养存在分途并进的情况，因此对待新旧两途出身人员的态度，引起媒体关注。据报道，1910年5月，“本年廷试留学生及举贡会考、优拔朝考，内用则有编检、主事、小京官之别，外用则有知县、州同、州判、县历大使之分，枢臣屡因此会议，谓自本朝取士以来，人才未有盛于今日者，亦未有杂于今日者，若不预定用人方针，则人才拥挤，于仕途殊多妨害。拟廷试留学生授职后即发往边疆及沿江海通商大埠，饬各督抚酌其所学，量才器使。若举贡会考取中一、二等者，以多数留京内用，至考取之优拔，则专以知县分发”。[143]这一关于政府会议用人方针的报道，似乎印证了孙家鼐的主张实际已被采纳，用人的确是西学专才治事，而中学通才治民。
1703082222
1703082223
二 旧学根底的趋新之才
1703082224
1703082225
其实，身处变动时代之中，即使参加旧学考试的举贡，也努力表现出趋新以适应社会需求的一面，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机会。因为有根据特长报考相应科目的规定，响应者不在少数。1907年8月，吏部堂官议定：“此次举贡取中各员一等者，以主事用，应签分部行走。现以各员考试时有考专门学问者颇多，各堂拟定如考兵学即分陆军部，如考铁路邮电则分邮传部，如考警察则分民政部，矿务农事则分农工商部，财政则分度支部。凡有专门者均无用掣签，其未考专门学者，则统由吏、礼、法等部掣签分用。”[144]这些旧学根底纯正而又有趋新知识的人才，似乎最受官场欢迎，不仅京师各部院对举贡敞开大门，各省督抚也是青眼有加。法部规定，监狱专修科毕业生中，原无官阶，仅有拔贡附生出身者，准其呈明札派各厅以录事候补，俟考验得力补缺后，再行酌量派充看守之差。在委派时，应按照原试验等级的名次先后委用。[145]贵州巡抚庞鸿书专折要求“本年保送举贡请饬部多配数签分发来黔”，希望吏部将举贡优拔两项考列一等以知县分省人员，“于掣签时，将贵州多配数签，分发来黔，以备任用”。[146]四川的优拔贡举考试人员，按照新章录用时，也给予了很大的优惠。[147]
1703082226
1703082227
取材用人的趋向，不仅与部门主官的观念意识联系，也与新政展开的程度密切相关，甚至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同样是学部用人，荣庆与唐景崇时期新旧学人员的比例区别甚大。1909年，由吏部签分到学部有案可查的52人中，举贡优拔占48人，学堂出身者仅4人。[148]而京师与内陆省份相比，那些急需人才的新辟地方，尚无新旧畛域。东三省设省后，百废待兴，东督以需才甚殷，要求略为变通限制，以举贡考试授职之员及游学毕业和各省专门学堂毕业授职之员，“量予分发，以新旧并进之方为拔取真才之计”。凡东三省有缺可补者，“比照各省分发之例一律配签掣分”。[149]
1703082228
1703082229
一般而言，立停科举的最初几年中，除了急于举办趋新事业的部门外，各省衙门更欢迎那些取得旧学功名而有出国留学、游历经历之人，或是旧学举贡。即使在学部这样主管新式教育的机构里，学堂毕业生仍然基本未能进入尚、侍等堂官行列，司官中亦仅占11%，大多数集中于下层。“参与学部决策的主要是科举出身而有出洋游历考察经历，或了解、接受近代教育理论，又有新式学堂办学经验的旧学人才”。[150]与民国时期留学生多受重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1703082230
1703082231
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关于区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停废科举并未造成“士”阶层的边缘化，不少旧学出身者，恰在仿行宪政过程中成为各级谘议局或议事会的骨干，并借此据有“话语权”。[151]即使在日记中对停科举诸多抱怨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不仅被选成该省谘议局议员，而且担任所在县的议事会会长。而清季“绅”权的大幅度上升，并成为政治舞台的要角，也是不争的事实。
1703082232
[
上一页 ]
[ :1.7030821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