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2233
1910年6月《大公报》评论曾将新旧两途考试入仕的情况进行对比：“留学生考而得官也，举贡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学生一入官场则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则高视阔步其气方张。故同一入官也，而举贡与留学生之气象不同。”[152]此时距立停科举尚不足四年。
1703082234
1703082235
因翻译介绍进化论等西学名著成为留学毕业生佼佼者的严复，回国后不得不承认：“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为此曾赴闽参加乡试。[153]而曾任学部尚书的荣庆在1910年9月接见拔贡朝考入选考生时，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旧学人才的青睐，对留学生则颇多微词：“现在时事艰难，需才佐理，如吾辈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学生等又大率汉学甚浅，年轻气躁，难当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辈耳”[154]。荣庆深为慈禧倚重，平时谨言慎行，[155]作为部院长官、军机与政务大臣，在公开场合如此表态，即便不能代表当道的意见，至少也不会明显有悖其旨意。
1703082236
1703082237
1909年2月，《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官制改革后，官员的差缺与资格应当相符，可是其时尚无一定标准。因此，奏调人员只能以吏部少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至于是否有能力胜任，缺乏考虑，偏重旧学人才的录用，造成两难：“旧日有资格者，大半不谙新政，而今日新进之员，大半无其资格。居今日而欲选拔真才、整顿新政，若斤斤于官阶之高下，履历之深浅，实不免有窒碍之处。”希望清政府抓紧考虑设置制度性标准，使用人“有改订官吏之资格，使新进者得以自展其才，而旧有资格者亦不致有向隅之叹。此今日第一之要务也”。[156]
1703082238
1703082239
如何依照不同标准选取人员，并与所用职位相合的问题，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很大困扰。民初县知事考试为舆论瞩目，据披露：“资格取从宽主义，凡由科举出身如优贡、拔贡、副贡以及举人，曾办行政事务三年以上者，皆得应考。”[157]“盖旧日官吏因闻政府去取之方针，故纷纷逐队前来。”[158]而旧学士子的应试能力明显优于留学毕业生，结果“所取县知事应口试落第者约三分之二，及第者大半乃前清旧官僚”。[159]因第一次考试县知事所获“多亡清滑吏，故舆论极为不平”，大总统只得手谕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嘱第二次考试时必须秉公认真选拔真才：“知事为亲民之官，得人与否关系治乱，此后司法有缩小范围，知事须兼承审官，虽有政治经验，亦须富有法律学识，方为完全资格。”[160]其后因舆论反应强烈，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对社会有所交代，将变更考试知事的宗旨“专注于旧官僚”的责任推托给主持者。[161]
1703082240
1703082241
后来媒体注意到，民初政府的方针其实并无实质性改变，1914年8月，大总统袁世凯与国务总理徐世昌谈话，竟然提出召致前清遗老和硕学通儒两项人员，“徐亦颇属赞成，惟召致后所以安插之方，尚须先事讨论”。[162]不是针对特殊用途，则可以视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1703082242
1703082243
三 合未久也要分
1703082244
1703082245
立停科举后至民初，新旧学考试及人才使用殊途难以同归，旧学出身者颇受青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与文化心理因素。
1703082246
1703082247
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接受，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对同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有时完全不同。制度转型需要相应的观念更新，而任何事物的比较与评价，都涉及评判标准与参照系。学堂教育的目标与科举制下的学校、书院大相径庭，科举以通才为标准，重文章楷法；新式学堂教育则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前者着重于教育国民，后者侧重于专业知识，强调具体做事能力。科举与学堂，各自适宜自己的社会需求，本无所谓优劣高下。而具有所谓世界眼光的近代国人，一心想进入其中，却自立于世界之外，往往好用比较法加以评判，忽略了异质事物不能任意比较的原则，不自觉地沿用科举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要求起步不久的学堂教育，或用学堂理念评判科举士子，必至左右为难，一无是处。
1703082248
1703082249
延续科举时代的观念，清末社会为新式学堂毕业生提供的活动舞台相当有限，教育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条件尚未成熟。而与历史悠久的科举制相比，清末学堂教育造就的人才，即使数量上也并未显示优势。加之学堂教育初期出现诸多问题，受到社会普遍诟病，学堂毕业生得不到社会信任，也在情理之中。
1703082250
1703082251
还在新政初议的1901年，日本报刊就断言中国的变革若由科举出身者主持，难以摆脱八股的影响。不同文化系统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执政者的用人行事具有潜在影响，“岂知八股之文易废，八股之派难废。盖八股之毒已深入于支那士臣之脑间，浃髓沦肌，人人有八股之性质，亦由欧美各国人人有自由性质也。今清国之政俗靡不现成一八股之模样，则以谋国者皆出身八股之人，故所行所言，所作所为，终难脱八股之蹊径也”。[163]毋庸置疑，科举文化对于人们耳濡目染的浸润，必然对思维方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曾有人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列举同文馆、广方言馆开办多年，朝廷三令五申兴学，仅有数百学生成材，原因即为“学堂设矣，而取士仍用时文小楷，所教在此，所重在彼。则士心不定，向学必不能专”。[164]政府用人标准不变，提倡与实行势必相互矛盾。几年后，立停科举虽已完成，但用人方针迄清亡未见有大改观。
1703082252
1703082253
清末立停科举后仍以旧标准观验新人才的情况，曾引起媒体注意和抨击。1908年初，革命党人主办的《中国日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政府拟明年三月举行留学生殿试，学部议奏殿试考法，宝侍郎主张试洋文，严侍郎主张试汉文，荣尚书主张试楷法，就商张之洞，张则主张第一场试洋文，第二场试汉文，不论楷法，但汉文、洋文择优长，即可授职编检”。该报对留学生考试依然采用殿试，而且并不检验其所专攻学科的方式予以抨击，认为是重蹈科举的覆辙，“纯以文字取巧”，轻视科学和实际能力，不能选拔出真正的经世致用之才。而且，政府决策及执行的官员，“生平于科学诸门，未尝梦见，故奏请复考科举者，接踵而起，则兹之以两场汉洋文考试留学生，亦何尝非科举文字之同一用意哉”。[165]
1703082254
1703082255
前述学部关于考试内容的意见分歧，表明即使在主持全国学务的部院堂官层面，中西学也难以兼通协调，体用之别，专通之分，无法形成新的切实可行的一致标准，对后科举时代的人才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当局尝试过各种办法，始终未能奏效，导致近代教育学术思想界趋新与守成交替登场，进而影响政坛和社会各界。而在喧闹纷繁的表象背后，隐伏着一个近代中国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即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之下，如何在学习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保存发扬文化传统，并在异质文化冲突中，调适并重建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及评估标准。就此而论，立停科举的设计与推动者，旨在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并非简单地废除科举。其后的考试与选材，也确有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的趋向。只是在中西新旧缠绕的背景下，选材的标准办法及人才任用等方面意见分歧，不仅培才与抡才很难归一，即使抡才方面，学堂教育亦缓不济急，未能如偿所愿地承担起科举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立停科举导致人们对制度兴革的艰巨复杂估计不足，新式教育加速推广过程中，因为急功近利而负面效应十分严重。因此而不断出现的问题，反而成为影响新教育与科举优劣对比的恶性因素。
1703082256
1703082257
对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与作用，论者多着眼于科举考试为寒士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垂直流动机会，并造就了一个介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士”阶层。就此而言，科举停废后，相对独立的“士”阶层逐渐萎缩直至消失。可是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不仅没有停止废弃，反而更为频繁、普遍和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为挑选、拔擢人才的主要形式。科举停废直至清亡，几乎成为考试的社会。可见，立停科举非但没有刹住千年制度的惯性，作为科举长盛不衰的重要形式，考试事实上成了评判学业和取材资格的测量方法，贯穿于整个教学进程，功能比以往更为强化。
1703082258
1703082259
立停科举后的几年里，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受试人数大大超过科举时代。各种考试章程的出台与奖励措施相互作用，内容取鉴于西方近代教育，考试的具体形式则承袭了科举的做法。时人对此感受强烈，并予以激烈抨击。当然，后科举时代考试种类增多与频率加快，既是过渡时期宽筹士子善后出路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职业专门化要求的折射。清政府不但希望通过考试甄别选拔新学人才，还试图借助考试及奖励出身授予实官等措施，促使更多的人学习与掌握各种专门知识，以推动官员的功能化。这在客观上适应了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
1703082260
1703082261
1911年9月，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清政府内部的指斥以及仿行宪政进程不断加快的压力，终于促使学部奏请停止奖励实官。[166]这表明学堂最终必须终结其一度承担的后科举时代过渡衔接的抡才使命，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已经获得学堂奖励各种功名者，“不准截取就职”，需按新章规定重新参加文官任用考试，“学成试验”最终与“入官试验”相脱离，抡才与培才由合而分。只是《文官考试任用章程》迟迟未能出台，而大清朝气数已尽，奖励出身作为连接抡才与培才、纳科举于学堂的特殊纽带，在停罢科举六年后，成为清王朝的陪葬品。
1703082262
1703082263
在《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出台之前，虽然清廷未能举行统一的文官考试，但实际操作中，因缘内外官改制与仿行宪政的需要，外务部、法部、邮传部等京师各部院，曾相继举行过专门化的入官试验，开启了近代职业资格考试的新局，为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只是科举时代培养通才的理念，与近代国人体用观照下西学细分科、重专才的标准相互抵牾，难以调和；而西学传入并在学堂教育层面被接受之后，科学知识与民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引发社会的冲突动荡，成为中西学能否兼通协调内在矛盾的反映，至今仍然困扰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1703082264
1703082265
[1] 明清之际朝野对于科举人才的质疑和批评，王德昭已予以综合归纳（《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不赘言。黄光亮注意到中国古代旧制学校与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差异，认为这是通才教育与“专门实用之学”的差别（《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第344、345—347页）。
1703082266
1703082267
[2] 1901年的新政上谕中，已充分反映出最高执政者的这一困惑：“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第460—462页。
1703082268
1703082269
[3] 如有学人认为：科举的渐变改革之所以不能贯彻到底，是由于新旧教育体现于考试的宗旨相互矛盾冲突，“对科举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其从传统的选士制度转变为近代性质的考试制度，是不具备历史可能性的”（刘绍春：《晚清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有人则充分肯定科举后新旧并途的仕进途径，认为提供了较科举时代更多的出路与选择，“然新教育意在育才而非求官，后来的学堂选官制度、文官考试制度等均未能接替科举制形成有效的官吏养成体制”（吕玉新：《清末民初仕进途径略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7—29页）。
1703082270
1703082271
[4]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48页。
1703082272
1703082273
[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01页。
1703082274
1703082275
[6] 明清科举实为取士而非选官的制度，除一甲三名在殿试后即授予翰林院职务外，其余进士须经朝考后方授官职，故童、乡、会试由礼部负责，而朝考则由吏部负责。道光年间一位翰林院编修述及：“进士授官之制，国初选庶吉士专由保举，雍正初设朝考与保举兼行。乾隆二年，御史程盛修言：‘新科进士俱未经出仕之人，九卿等原不能深知，不过就有志读书犹可以造就者举之。行之既久，或有冒滥。’于是罢保举，专以朝考决之。”王庆云：《石渠余记·记进士授官中额》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辑之07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05页。
1703082276
1703082277
[7] 参见本书正文第13页所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清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的叙述。
1703082278
1703082279
[8]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1903年3月13日），沈桐生等辑《光绪政要》卷29，宣统元年崇义堂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1年版，第7—8页。
1703082280
1703082281
[9]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27页。
1703082282
[
上一页 ]
[ :1.7030822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