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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对于考试县知事之手谕》，《盛京时报》19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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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将变更考试知事之宗旨》，《大公报》19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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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预拟召致两项人员》，《大公报》191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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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杂录·戏论八股难废》，《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第862号，1901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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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杂录·黄仲苏大令上刘总督书》，《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第989号，190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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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论说·殿试留学生考法之怪闻》，《中国日报》190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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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内阁官报》第20号，宣统三年七月二十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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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六章 停罢科举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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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兹曼对近代中国历史有过这样的评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1]此说虽未见展示具体内涵与立论依据，然若将停罢科举放到清末制度变革与社会变动的全局之中，并与其后五大臣出洋而开启的仿行宪政相联系，则所见大致不差。当然，即使如此，也要防止落入变化即进化的窠臼，因为单就科举的存废而言，远非新旧两极评判所能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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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为整体观照，则各种制度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强制性规则，相互连接，交相作用。尤其是像科举制这样具有枢纽地位的制度，其调整变化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整个社会机制的连锁反应。《辛丑条约》交涉时列强和清廷在局部停止科举考试问题上一再争执，正是鉴于此事对于士子民心的影响巨大。事实上，因应千古未有之晚清大变局，科举停废之前，许多制度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只是多数仍处于量变积累过程，而且虽然颇受诟病，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及合适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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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罢科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突破点，所产生的震撼，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其他相关制度，并以停罢科举为例，证明祖制行之再久，只要是不合时宜，仍须改革甚至淘汰。由立停科举开始，制度变革出现链式效应，影响所及，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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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举与官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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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某些研究，因问题意识及研究角度有别，加上近代治学分类分科的局限，多以为变科举只是或主要与西学教育相关，与政体变制的官制改革关系相对疏离，忽略其间的内在联系。诚然，变科举与兴学堂的关系最为直接，可是科举为朝廷取士正途，而取士是选官的前奏，直接关系铨选，更改取才的标准和方式，选官与设官分职也应随之改变。因此，科举制的兴衰变化，对于官制乃至整个王朝政治，以及相关各项改革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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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科举乃立宪政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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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戊戌维新的史事，可见维新派变科举的议论，始终与变官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是其全盘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远在立停科举之前，维新派不但注意到科举存废与官制变革密不可分，而且始终强调在变革方案整体中两者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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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看来，变科举是实行包括变官制在内的一切新政的起点。谭嗣同认为：“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贤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叶乃得附之。”[2]梁启超也强调变科举对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发端作用：“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之。然风气未开，人才未备，一切新政，无自举行，故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昌焉。虽科举不变，朝廷所重，不在于是，故奇才异能，鲜有应者。殚心竭力……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3]皮锡瑞对此表示赞同：“梁卓如痛言中国变法，止知讲求船只枪炮，徒为西人利；不知讲求学校、科举、官制，西人无所利于此，故不以此劝变法，其实此乃根本所在。可谓探源之论。刘桢卿所言亦近是，不及梁透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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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且以八股取士，偏重词章楷法，所选人才入仕为官，做人方面不无可依，做事方面则越来越脱离政务实际。由于正途出身官员不谙政务和律例，具有相关业务能力与丰富实践经验的幕友[5]，实际成为直省各级行政的参与甚至隐形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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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以后，处理各项临时或新增政务的局所，逐渐形成各级功能机构，弥补了原有职官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缺陷，但局所旁支逸出、日益繁杂与持续衍生的形态，以及捐纳、保举与局所相辅相成，不断扩大非官员编制的事实，使正途频受冲击、异途崛起和坐大，对吏治财政又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6]所以，科举不仅关系士风文运，且与官制、吏治密不可分。在晚清应世变的整体社会变动中，科举改革缓不济急，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以至于朝野上下不仅质疑科举制的效用，还由此及彼指斥科举考试凭据的经学、理学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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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打败一向以老大自居的俄国，被时人视为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7]取法日本，以立宪为强国之道的认识深入清季朝野人心。与此相应，近代西方教育被视为治体变政、仿行立宪的先决条件。与君主专制政体相适应的科举，更加显得不合时宜。兴学堂、广教育、开民智、仿宪政遂成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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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清廷废除科举的诏令刚刚颁布，《岭东日报》便发表社说，表示欢迎之余，还大胆推测：“自数月以来，朝廷立意维新，减刑法，废科举，擢用学生，以示趋重留学，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纶音叠颁，要政并举，天下人之耳目，焕然为之一新。凡数千年来之弊政而未能革者，至今而一旦除之。几年以还，人士所期望而不可得者，至今而幸或行之。前之訾执政为无志变更，以维新之面目，保其守旧之精神者，自兹而后，而疑虑之念，可以顿释……此次特罢科举，考试留学，其意固所以坚求学者之心志，而勉兴学者以奋起。传言朝廷已有立宪之旨，因虑学堂未盛，民智未开，拟谋广兴教育，而后再议变政。”[8]明确地将停废科举视为立宪和变政的明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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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在私下议论中，也有类似观点。1905年9月19日，保皇会的刘桢麟致函谭张孝，信中谈及：“此次政府立废科举，大可以此机会为游学请，料不见拒……盖科举已废，中国立宪之机已迫，将来为学生世界，政党将由此起点。吾觉目下有政党之质点，而无政党之材料。此机会大可惜，此机会亦大可乘。”[9]不仅视停科举为中国立宪的契机，而且仿佛看到了学堂勃兴后人才济济，中国实施政党政治之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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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方面也充分意识到立停科举后应推广相关制度的改革，1905年12月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这一消息令朝野振奋不已。尽管由于革命党人的刺杀行动，五大臣的行程因炸弹事件而迟延数日，但清廷改革官制、仿行宪政的决心似乎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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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深悉清廷破釜沉舟的心意，出发前已做好各种准备，回国不久，便将梁启超等背后推手所拟的洋洋万言考察报告奏报清廷。1906年，作为试行宪政的先机，官制改革逐渐铺开，继之预备立宪的种种措施陆续提上日程。与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联系密切者，如推广简易识字学塾以提高识字率、地方自治机构的成立及选举、警察、司法机构的建置等，这些被视为宪政基础的要项，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学堂加快发展，以期培养出大批相关人才，源源不断地将各项人员充实进正在筹建或拟扩展的新政宪政机构，为推行预备立宪提供切实的基础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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