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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各级学堂相继开办，起到催兴百业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故连一向不事声张的钦天监，鉴于科举停废后应以“振兴实学为当务之急”，亦具折奏请从各省筹集经费，购买实验仪器和书籍，并刊刻印刷相关教材颁发给各学堂。[80]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移，还使学制系统的相关学科设置不断增加，教育对于社会的服务作用开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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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养法政人才与司法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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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律例繁密，处理各种诉讼纠纷，是府州县官员的主要政务之一。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科举出身为外官者，若不聘用刑名幕友，难以处理大量积压的刑民讼案。而书吏与劣幕串通舞弊，往往成为吏治腐败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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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罢科举及官制改革的交互作用下，司法朝着脱离行政体系独立运作的方向发展，随着各省提法使司的相继设置，各级审判厅纷纷建立，司法独立在部院与省级层面，形式上略具雏形。其时尽管三权分立的学说已经传入，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可是观念转变之外，人才的准备更为迫切。由新式学堂培养新型司法人才，成为顺利进行司法改制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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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早已注意到，停罢科举有可能成为培养新型司法人才的极佳契机。[81]首先，科举善后的相关安排虽已十分优渥，但毕竟考试优拔、举贡生员考职的人数有限。而新式学堂招考学生，一般偏重年龄三十岁以下的生员，三十岁至四五十岁的士子，改弦易辙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小。除了进入各级师范学堂，出国留学则有语言障碍，转学理工科又年龄偏大，而在仿行宪政的背景下改学法政，不仅颇为时尚，凭借旧学功底，理解适应也相对容易，且出路前景可观。充裕的生源使清末民初法政学堂接纳旧学士子众多。近代政体转型之下，既往相对简小的政府随社会需求和变政的推行，职能不断扩展，可以吸纳大量官员，使得人们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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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后，新政初期开办的仕学馆内已附设法政学堂，[82]各省的进展与情况不一，有的以法政学堂包容课吏馆、仕学馆，并特别开办接纳旧学士子的“绅班”。如江苏巡抚陈夔龙奏请专设仕学速成科，课程包括修身、刑法、理财、交涉、学务、警察、地舆、工艺。“大抵以中国政学为基础，以各国政学为进步，仍照直隶办法”，学员40名为一班，“本省绅士亦准附入肄业”[83]，学制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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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粤督岑宫保创办法政学堂，请拣发州县五十员，年在四十岁内者，以便入堂学习，为地方讲求宪法之用。现在京都来就拣发之举班，均以纷纷到部呈请就拣，计自七月初一日赴部投供者约三百余名”。[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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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司法改制以停罢科举后的学堂推广为重要条件。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筹办省城模范监狱，先办监狱学堂。[85]安徽巡抚朱家宝也将筹划警务与推广教育结合起来，其奏报提及：该省预计宣统二年和三年共需巡警官吏600人，但巡警学堂仅有300多名学生，为满足需要，拟采取的扩充办法一是另择校舍附取40名学生，一年速成，以补不足。考试后成绩中等以上者，“另设侦探、司法、卫生、消防四科，专习三月，再就省城编成二区，实地练习，作为全省模范警察。练习期满，按照等次，分别委充各属警务长区官及正副巡官，饬回原籍，随同地方官绅筹办乡镇巡警，以促进行而收实效”。二是另设晚班补习科，对部章未颁以前设立警务学堂的速成科寻常科毕业，已经在警当差者，继续补习。[86]巡警人才的培养，对城乡社会治安、消防与卫生条件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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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馆奏定逐年筹备事宜单规定，“此后法官之任用，舍考试外更无他途”。1910年4月《法部奏各省筹办审判各厅拟请俟考试法官后一律成立折》，也将法官的正式取录任用作为司法机构成立的前提。[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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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行政分离，对人才的专业知识要求便不断提高。既往无法进入科举考试的不少操作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开始被人们重视。如科举时代被认为操贱业的验尸者，此时被视为专门人才而受到尊重。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改仵作为检验吏，给予出身，[88]并在滇省开办检验学堂，已经毕业学生各给文凭，还奏准“俟审判厅成立，再附设检验传习所一区”。[89]闽浙总督松寿强调，仵作即欧美所称法医，既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门专门学科，奏请在高等巡警学堂内附设检验学习所，通饬各县，选送“身家清白、文义通顺，年在二十岁以上聪颖子弟各一名”，大县两名来省城，由检验学习所发给每月膳费，各县发给路费，学习期限为一年半。聘请两名曾在国外法医学堂毕业并有文凭者为教导，另聘丰富实践经验的仵作一人，专司讲解古代断案的“洗冤录”，带领学生实习，毕业后“择合格者填给文凭，发交各审判厅并繁缺各州县充役，照部章改名检验吏，实地练习，优给工食，予以出身”。[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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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警道以省城盗贼频繁犯科作案，“实非地方之福，虽署内原有探访一科，署外亦有探访公所，而任事者不学无术，仍属利不及害，因拟设立侦探专门学堂，收录学生，并于东京、北洋等处遴聘教员，以资造就”。[91]清末司法分离的初步实践，与各种法政专门人才的造就，为民国时期的司法建设开辟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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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开民智与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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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科举改革及停废密切相关。立停科举后，通过劝学所等机构组织的宣讲读报等方式开启民智，促进了报业、出版业的繁兴以及图书馆、女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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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刊印刷与倡兴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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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革的进程，始终对近代印刷业与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898年，总理衙门要求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与上海译书局同归办理，其理由为：“译书一事，与学堂相辅而行，译出西书愈多，讲求西学之人亦愈众。”为避免重复，希望将两局合并管理，“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92]可见译书与学堂发展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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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7月，有日本记者已注意到改科举与西学新知传播的关系：“清国朝廷近日颇有改革科举之议，识时之士咸知八比之文不久行将裁汰，于是或采买西书以资博览，或留心算学俾获专长，故近日上海书局所发售书籍，除经史而外，则时务册及西学各种书目发售最多，至八比之文则稍逊一筹，亦可见风气所趋、习尚所尚，不能相强也。”[93]由于科举改章，应试者多留心史论及中西时务，台湾及福建各书商纷纷采买各种新书，甚至有因“制艺无灵”而将旧八比文集之书页用作新书包皮，“足见风气所趋，花样顿改”。[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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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科举改革的影响，未必皆为新旧转移，士子们风从响应的，还是科举考试的指挥棒。王维泰所著《汴梁卖书记》记述了1903年会试期间各省应试者购书的情况，“其最多之多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至或问《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者，此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为最下乘者”。而真正对西方政治思想有所留心者，不到千分之一二。此时各门科学书籍购买者甚少，而对西方法律及政治外交感兴趣者，又多非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购书之人“究以守‘学优则仕’之义为多。可见科举与学堂，其冲突有如此”。[95]对应试士子而言，考试的内容必然决定了读书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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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从议改至立停期间，新式学堂规模与数量均不断扩展，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发行日新月异，对于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保皇会所办印刷图书事业的变化轨迹，显示出科举革废的影响力度。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康梁组织保皇会，利用舆论工具，抨击清廷，传播新知，报刊之外，出版印刷至关重要，广智书局是要角之一。不过，因风气未开，购买西学书籍人鲜少，广智书局在一段时间里也难以单靠传播新知赚钱自立，而不得不跟着科举改革的进程，同时编辑印制士子备考所需的科场书以牟利。1910年5月，梁启超在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各位同志的公开信中承认：“当本局初办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之书，多为科场应用。及科举废后，此等书全不能销行，以致壬寅、癸卯两年所印出之书，积压不售者，值数万元”。[96]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新书并非销路不畅，而是翻版太多。由于党禁甚严，官场专与保皇党作对，不能标明确实版权，以致销路好的书无不为他局所翻印。其自称所著书每出一部，必销数万，而广智书局自销不到数千。不过，科场书同样存在翻版问题，只是销量太大，仍然有利可图。而梁启超本人就是力图以科场书获大利的推手。早在1901年，他就为急需金钱的保皇会计划：“顷八股已废，此局更当起色。现拟编一入场用之书（如《经策通纂》之类，可售数万部，每部售价二十元左右），大约需本钱二万左右，而一年之内，可获利十余万以上，此可操券而决者。”[97]“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然教科书必须由学部审定乃得行销。近年由学部自编自印，颁行各省学堂，则此宗利益更非书坊所能有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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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印刷之外，近代图书馆的筹设倡兴，也与新式学堂的发展密切相连。学部兼管文化事业，将图书馆的筹建与管理，作为新式学务的重要内容予以规范要求，并由各地新式学务机构承担管理职责。各省学务公所均设有图书科，学务经费中也明确分出一定额度用于购置图书，且创设伊始便确定所设图书机构应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并以创建京师图书馆为带动，督饬各地筹备兴建图书馆。“在学部的倡导、要求下，继直隶、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奉天之后，山东、山西、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陆续按学部规定的期限，于1909—1910年设立了省会图书馆，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近代图书馆系统。”[99]而在一些州县，小学堂无力设置图书馆，便代以其他简易机构。如河南虞城县县令为开通民智，在高等小学旁增设一蒙学堂，“专授中国文字，加以算学、历史”，“并于蒙学之对面西屋设一阅报所，陈列各种报章，任人纵阅，并置各种教科书，以供学人研究，亦开通风气之一助也”。[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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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民智兴女学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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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府州县教官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宣讲“圣谕广训”，以端正学风和教化社会。自科举考试废八股以后，各省督抚则多以倡行读报一节奏请新政，宣讲内容由清廷上谕扩大至时事新闻，一些书院备买报刊供生童观阅，“使之广见闻而开知识”，转移社会风气。[101]立停科举后，这一功能依然保留，并被学部纳入各地劝学所的章程。但宣讲员不再局限于教授、教谕或劝学员，宣讲的内容也不断充实更新，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联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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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自治会、宣讲所、研究处、阅报社触目皆是”。[102]京师督学局将宣讲报刊新闻时事列入计划，得到社会好评，“开通下等社会，除白话报外，最妙的是演说。从前各茶馆，但知演说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等，到后茶馆改良，都知道演说报纸。无奈经费短少，规模狭小，不能长久。现今由督学局分区设立宣讲所，由劝学员每日演说，大为进化的助动力”。[103]不少师范学堂学生不但主动申请成为义务宣讲员，且分担阅报所的月捐。[104]宣讲以读报及政府法令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启发下层社会的觉悟，提高他们对政府法令及移风易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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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向下层社会宣讲时事外，开通民智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让占全国人口近半数的女性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因为“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105]就官方层面而言，女学的倡兴与科举革废关系密切。科举时代，女子均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停罢科举后，女学堂的倡导，虽仍有不少阻力，毕竟已风气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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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正式独立列入学制，尤其与立停科举关系匪浅。癸卯学制订定于科举未停之时，在癸卯《奏定学堂章程》的体制内，各种学堂没有招收女生的规定，女学只能附于家庭教育。这与科举制度完全排斥女性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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