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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3月8日，《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获准颁行，从学部奏折亦可见女学倡兴的一波三折：由于反对者众，很长时间未敢进行尝试，为避免因诋毁而压制女学，学部煞费苦心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凡东西各国成法，有合乎中国礼俗，裨于教育实际者则仿之，其于礼俗实不相宜者则罢之，不能遽行者则姑缓之”。尽管女子师范学堂仅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106]但规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并随时酌量地方情形逐渐添设，对于普及推广女学仍具有积极意义。立停科举后，学部将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学堂正式列入学制，给妇女接受教育以法定权利，相较科举制完全排斥女性无疑是划时代进步，对民族国家兴盛的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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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尊女卑数千年的国家，由官方倡导女学，确属不易。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虽然强调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但毕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承认七岁以上的女子可以进入学堂，具有与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也被载入女子小学堂章程中，作为新的社会风尚，对革除恶俗陋习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考虑到在经历长期封闭的社会，备受歧视的妇女接受教育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学部在章程中还特别规定，女子小学堂“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诬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如该学堂办理有未合者，地方官应随时纠正”。[107]希望在官方的倡导、控制与保护下，使女子学堂的开办，成为按照清政府的意愿移风易俗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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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女子学堂章程公布不久，各地关于女学有伤风化的批评和责难接踵而至。1907年4月，学部因此通饬京内各女学堂劝谕学生遵守本国礼俗，用心之良苦，字里行间历历可见：“本部奏定女学章程内称，凡东西各国成法……其于礼俗实不相宜者则罢之等语，业经奉旨允准在案。近闻玻璃窑地方开办女学慈善会，各女学堂学生皆入其中发卖所作手工物品，以助拯款，并在彼处唱歌舞蹈。昨阅北京女报所载该会广告，且有招集马戏之事……今本部特为申明，劝诫各学生陈设手工物品以助赈需，仅可遣人送往，不必亲身到会。至于赴会唱歌舞蹈，于礼俗尤属非宜。招集马戏混迹其中，更非敬重学生之道。京师为首善之区，各女学生自必服习诗书，饫闻礼义。本部以全国学堂为己任，惟有责成各学堂创办人员，传知各女学生，共喻本部敬重女学生之深意，保全女学堂之苦心。以上所言各节，务望各学堂共相遵守，勿显悖奏章，是为至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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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女学的学部既有防微杜渐之心，更有设法维护之意，通饬仅隔十日，都察院代奏候选道许珏条陈厘订学务折，就提出女学堂宜恪守中国礼教，不可参用西俗。[109]而法部主事江绍铨曾禀陈邮传部，拟请拨款于东城女学添设电话专科以资习业，囿于兴女学阻力过大，女子就业更易成为众矢之的，电话本身也是新事物，邮传部顾虑重重，最终以“诸多窒碍，所请拨款之处实难照准”驳回。[110]在各方压力与责难下，学部对于女学的约束日渐增多，推广更加谨慎，不过毕竟开启了官方提倡与规范保护女学的时代，为民国时期女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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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学的发展相似，边疆地区教育的启蒙与推广也相继提上日程，并在西北、西南、东北等地逐渐开展，这是立停科举后新教育扩展、维护国家、稳固边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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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2月，四川总督锡良奏报：川藏、滇川边界多用藏文，“历年台藏文武员弁所用通事，明于事理者绝少，或则传达舛错，致误事机，甚且有意倒颠，借端播弄，番情每致不洽，弊窦防不胜防”。为了经略与开发边疆，锡良筹拨款项设立四川藏文学堂，招考文理通顺、身体健壮之学生120名入堂肄业，学科以藏文、藏语为主，即饬所招精通汉语的藏族教习尽心讲授，各科汉教员则教以国文、修身、伦理，并兼授英文及历史、地理、算学、体操诸科。[111]1907年6月，学部在京师设置满蒙文高等学堂，满蒙汉族子弟均可“一体甄录入学”。[112]新疆先后开办了80多处汉语学堂，[113]为西北的开发与边防巩固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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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女子与娼、优、隶、卒的子女皆不能参加考试，亦不能就读官学，停罢科举后，新式学堂以国民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非将人以贵贱划等。1909年7月，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在云南边地设置土民学塾，并令土目子弟送省附学，在既往的“化外之地”设立新式学堂，贯彻平等观念，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垄断，以期消除历史形成的等级贵贱。[114]1910年2月，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报，该省幼女学校已设十六区，在滨府所设布泽小学，并令释放家奴一体就学，[115]使得既往因身份低贱不能读书者进入学堂。这些针对边地及少数民族区域采取的兴学措施，对于开通民智、转移风气乃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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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终结，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造成了清末政治与社会变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改科举和最终停罢科举为枢纽，戊戌与新政改革前后贯通，兴学堂、办报馆、印图书、开演讲、启民智，使法律和公共治安观念、平等与国民意识均通过报刊与教科书等形式进一步传播，继而内外官改制全面展开，法官、巡警与新的考试及职业资格任用制度逐步建立，农、工、商、法、医皆有学，新的社会规范及人才标准逐渐变化形成。在此基础上，仿行宪政、割除弊端，以求富国强兵、百业兴旺、社会进步。尽管各地基础条件不同，由立停科举引发或加速的各项制度改革进展实情有所参差，但总体而言，在转移风气、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作用。上述诸多举措，促进了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社会变动都是多因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影响。清季社会的上述变化，立停科举只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而绝非全部，对于清末民初社会的乱象纷呈，由哪些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地全方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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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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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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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书牍（六）》，《戊戌变法》第2册，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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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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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幕友分为刑名、钱谷、书启、挂号、文案等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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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详见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改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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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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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今日新政之缺点》，《岭东日报》190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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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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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3册，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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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都察院）代奏日本使署一等书记官张祖廉条陈：立宪之基，归本教育，宜急杜学校流失。《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83，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庚戌（1908年12月27日），《清实录》第59册，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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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咨各省督抚推广府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文》，《学部官报》第141期，1910年12月12日，文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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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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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晓红：《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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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设学部后宜改立三寺》，《河南官报》第76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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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1905年12月6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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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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