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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在1901年的《变法平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与科举而并妨学堂者，曰捐纳、保举”。[37]只改科举，不改保举停捐纳，求仕进者趋易避难，人才培养不可能真正收到成效。因此，有识之士迫切希望通过改科举促进其他相关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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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立停科举诏令颁布不到十天，媒体报道就传出要求终止捐纳、保举的消息：“闻官场传述，言官拟具折奏请力停保举捐纳，大略论罢科举而不停保举捐纳，学堂仍难起色。三年大比，登进尚少，近来保举之案，动辄数百人，捐纳更无限制，诚恐科举罢后，群趋保举捐纳两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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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也以《论今日新政之缺点》为题，断言“中国政、学界之所以腐败者，由于科举与捐输”，“今废科举而不停捐输，是所谓自相牴牾之甚者也”。捐输得官，则无异于官爵可以买卖，“而窃高官而据重位者，皆不学无术之鄙夫”，必将造成贿赂公行，败坏吏治学风。有鉴于此，呼吁当道尽快以废捐纳响应废科举，并且深入分析了科举与捐纳恶劣影响层面的异同：“今者，千余年来相沿之科举，已毅然废之，而捐输则依然如旧，夫论全体之受害，科举似较捐输为深，科举并妇孺而知仰慕，不废而教育必不能兴。论政界之难期振作，捐输实不减于科举，科举人材所学非所用而已，若捐输则并不待学，但使所费略巨，获选较捷，而又工于迎合，巧于夤缘，不几年间，循格而上，且不难为封疆大吏，谁不乐以区区之资而易此赫赫之官哉？且始之所输者一，而后之所偿者什百倍之，天下便利之事，孰有过此？”[39]尤其强调捐纳对于政界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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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讳言保守，民国时还刻意表白自己为大清子民的刘大鹏，对于捐纳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山西吏治败坏与捐纳关系密切，“各州县乡绅，皆由捐纳，阶职夤缘，奔竞谗媚，宰官而得。一遇公事，借官势而渔利害民，官亦依为爪牙，朘削百姓脂膏，名曰乡绅，其实皆市侩也”。[40]1906年3月，他在日记中发泄对于时政的不满：“当时弊政莫甚于卖官鬻爵，乃新政既行于今五年，依旧捐纳实官未曾停止，令人莫解。维新之家动曰除弊，卖官之弊何以不除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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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院对舆论的呼声并非无动于衷。立停科举不久，政务处要求“凡属捐纳之各部司员均须考试，严禁枪替，然后分别优劣，可留者留，如既不明公事，又不堪造就者，即开去衙门，候有相当之差派用”。[42]1906年，户部奏准停止实官捐输（江、直两省准延缓两年）。由于事起仓促，未及考虑替代性制度的衔接过渡，以解决具体的财政困难，因此各省贯彻实施停止实官捐输的诏令时，遇到诸多问题。有的省份先停后开，如1908年张人骏奏准办理代收赈捐及常捐各项，开办一年，期满后再行停止。继而两江总督端方在延缓两年期满之时，仍以“江南息借农工商部存本银两悬欠甚钜”为由，再次奏准两项捐输展限一年。紧随其后，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陈夔龙、吉林巡抚陈昭常各以飓风和水灾造成经济损失，无法维持等为由，再开赈捐与常捐七项。宣统三年，江北、四川、安徽、湖北相继奏准展限一年再停捐纳。[43]因此，虽有停止捐纳的诏令，实际执行过程却拖泥带水，甚至变本加厉。如此，则以停科举促停捐纳，虽然舆论鼎沸，当道也明诏停止，可是由于缺乏具体督办及奖罚措施，落实起来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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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变通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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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铨选以科目选士及保举选官等为基本途径，立停科举连带捐纳、保举制度的部分变更，直接影响到铨法的调整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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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最早的“改选法”主张，是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专折奏请改革科举之后，呈递《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即《江楚会奏》第二折）中提出的。该折希望对现行铨法“略为变通”，具体方法是此后“州县同通统归外补，无论正途、保举、捐纳，皆令分发到省补用试用，令其学习政治，上官亦得以考核其才识之短长。遇有缺出，按照部章应补何班，即于本班内统加酌量，拟补不必拘定名次。惟到省未满一年者，除本班无人外，不得请补”，[44]试图改变科举词章取士后，经铨选除授直接进入仕途者的所学非所用状况。改制的范围，主要针对州县“亲民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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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停科举为清季铨选改制提供了契机，1907年初，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俾寿，具折奏陈《改订官制宜委筹阶级以资谙练而广作育折》，认为官制改革应根据科举停废后学堂教育一枝独秀的现实，改变既往官阶升进的资格和程序，[45]所奏针对部院官员，恰好弥补了江楚会奏议改铨法对京官层面关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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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俾寿出奏的时间相近，孙诒让的《学务本议》继承了原来两广总督陶模的思路，呼吁清政府调整过渡时期的学务方针，颁布法令，以新式学堂毕业学历为官吏选拔任用的重要资格。考虑到学堂学生为数尚少的现实，建议以十年为人才选拔新旧递嬗的过渡期，“十年以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堂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凡州县牧令办学务成效卓著者，虽仅中学毕业，亦得擢升知府）。十年以内，学校毕业生不敷用，则权宜变通，令每省必立吏治简易学堂一区，以政法、教育、经济三科大意讲授。无论外补内铨，凡实缺人员到省者，必入校听讲二年，由校长会同提学司考验，毕业者方准赴任；不中程未毕业者，留堂再学一年；不可教育者，开缺。其他候补人员到省者，则必入法政学堂受普通教育，毕业而后，准其留省”。[46]该方案强调铨叙规则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以新式学堂毕业生为铨选正式资格，为其设计进入仕途的办法与程序安排，同时在过渡期内对候补官员及其他各项人员加以培训考试，变通使用，解决学堂毕业生人数不够和其他人员出路不多的两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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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的诸多议论建议，为当道处理相关事宜提供了重要参考。1908年6月，清廷颁布上谕，以既往吏部“仅以班次资格为定衡，大失量能授官之本意”，承认由于保举捐纳冗滥甚多，官吏于治理民情多未明达，法律条文亦不能通解，不谙吏事者十居七八，“其为害于国计民生者甚巨”。为此制定新规：（1）州县两途著将部选旧例，限三个月后即行停止。所有各班候选州县，由吏部分别查明，会同军机大臣迅速妥拟章程具奏，请旨颁行。（2）在所颁政令三个月后实行新铨选法，将应选州县官吏，作为“改选班”分发各省，即将本来由吏部掌控的州县官部分铨选权下放至直省。（3）外省原有各项候补班次、轮次，应酌量删减归并。（4）改选人员到省后，由督抚率同藩、学、臬三司，对官员逐一面试考核，“量其才性，试以吏事，或派入法政学堂，分门肄业，并须勤加考察。除有差人员随时接见外，其余各员，两个月必须传见一次，三司按月传见一次，详细考询其才识学业，能否造就，有无进益”。考核后对糊涂谬劣、不通文理、沾染嗜好、老弱病衰者，均即咨回原籍，开除本班。[47]由此，则部分铨叙权下放到直省，督抚及三司（提学、提法、布政使司）成为甄别官员、决定其进退的裁判，而执行州县官铨法新规的优劣，则成为对督抚司道考核的重要内容。上述情况表明，继立停科举之后，至少在直省职官层面，铨选改革确已引起重视，新政初期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第二折所提铨法改革基本思路，通过吏部奏颁《改选章程》得到具体落实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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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道上谕，以三个月为实施新铨法缓冲期，一举废除了清代二百多年来州县官由吏部掣签铨选的“部选旧例”，原按旧例轮班等候者，亦须重新考试甄别，依据才能品行分别录用。既往最为重视的出身资格明显淡化，新知与能力得到突显。不过，这道上谕只是新铨法的起步，其局限性反映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改选人员仅涉及州县层级，并不包括京官系列的部院堂司和督抚司道。其二，所处理的对象其实是科举时代留下的各项候补选班，充其量是一项过渡期较长的临时性措施，而非全盘取代旧制的新铨法。不过具体做法大致可体现铨法变革的趋向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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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外官制改革未能同步进行，政体变革处于新旧交替状态，尽管立停科举使得铨选旧制已经失去本源，但仍然有大批积压已久的候补官员需要逐次安排，加上名目繁多的各种科举善后，候补官员还在急速膨胀之中，铨法改制一时间还不能彻底弃旧图新，作为权宜变通的临时性措施必不可少。新立的法政系统此类问题最为突出，法律学堂毕业学员中，内外官皆有，出身不同，铨法各异，品级不一，毕业后如何使用，颇费思量。法部只好规定一些临时措施予以调整，以努力适应新旧过渡时期人才使用所遇到的棘手难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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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的铨选规制调整，旨在努力适应社会变动中各方对人才的需求，但由于科举善后各种考试录用的人才不断增加，国内外学堂毕业生授予出身后也要寻找出路，吏部在新旧人才并途的多重压力下，颇有些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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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朝考自戊戌时已明令停止，立停科举后，道理上选官应以学堂毕业生为基础。按照清廷的设想，科举与学堂合于一途，学堂毕业即为取士，进而授予实官。然而，随着学堂教育的迅速扩展，毕业生人数激增，如何学以致用，安置得当，成了棘手难题。与此同时，学堂毕业不可能人人做官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迟迟未能出台，各部院与直省均以需要专业人才为由，直接从学堂毕业生中挑选任用官员，故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部在学堂毕业生分配事务方面，实际上代行了吏部的职能。而新建各衙门在分批大量吸纳考试优拔、举贡生员考职和学堂毕业生之后，也出现人满为患的问题。1911年7月，有消息称“前两次游学毕业生之分外务部者，到部即有津贴，闻今年分入该部者，已无此希望矣。又闻今年游学生之分部者，因各部人员皆形拥挤，多拟到部后即请假回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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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立停科举后，铨法已有所变化。因科举善后名目繁多，学堂又合并科举功能，奖励出身乃至直接授予实官，并途之下，大量候补官员不断产生，铨法旧例难以为继，不能不朝着文官制度调整改革。由于《文官任用章程》与官制官规均尚未出台，制度更替不能一蹴而就，而彼时吏部存废之议尚未定谳，清季铨法的变动还只是局部临时举措，不能真正适应后科举时代的政体和社会需要。由此造成不少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种矛盾冲突，错过了新旧制度全面改革衔接的良机，未能继续扩大立停科举的改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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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学分科催兴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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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感慨诏罢科举后，传统中国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消失，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其实，严格说来，“士”阶层只是因科举制终结而后继无人，原有的旧学士子除因生理而自然减员外，更多随着各类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演化转换成为近代“新知识人”。新式学堂毕业生中，不少是功名偏低的旧学士子，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取士选官的独木桥，而是在毕业后面向社会寻找更多的选择机会。巨变中的社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诸如此类的机会，其中相当部分的职业即由学堂教育所催生。清末法政、实业、师范等专门教育与筹备立宪清单开列的事项相互配合，催兴百业，成为后科举时代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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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举革废与农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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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士子的职业选择相对狭窄，所谓“儒者不为农工商贾，惟出仕与训蒙而已”。[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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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张之洞曾上《创设储才学堂折》，指陈科举弊端及兴学之利：“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51]他在南京设储才学堂，分工艺、商务、交涉、农政四大类科目，请求朝廷对学堂毕业生“量予科名仕进之途，俾知学有专长，在朝廷断不歧视，自然互相劝勉，愈造愈精”。[52]张之洞看到了学堂分科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希望清政府鼓励提倡，只是以“科名仕进”为鼓励学生之法，恰好与借此挽救空虚积习，“规画富强之本源”的目标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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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的有识之士如孙宝瑄等人，看到明清科举制对于风俗人心的危害，世人普遍以读书仕进为官者贵，而业农工商者贱，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发展。“俗称我国为重文轻武之国，抑知不然。我国非重文轻武，实重士而轻农工商也，重虚才而轻实业也。此我国之病源也。夫农工商为一国之根本命脉，乃贱之如奴隶，而独贵士。天下人稍有才智者自不安于农工商，争趋于士之一途，仅余顽暗愚钝之人，守农工商之业而已。以顽暗愚钝之人治农工商，而求农工商之进化，不繤难哉？”[53]一言以蔽之，近代社会要发展繁荣，必须革除仅以文字词章取士选材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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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立停科举前《选报》的一篇评论也指出，科举考试重经义词章的导向，妨碍中国振兴百业，并寄希望于学堂教育的发展改变这一状况，“中国最弊之积习而深入人心者，莫若人人以科名为荣，官爵为重，尽国中之四民而悉欲使之为士”，父兄对子弟的期待，师长对生徒的祝愿，无非以状元、宰相为品题。因此，除士之外，业农工商者，均不以文化学习相尚，至“农学、工学、商学，则二千年来未之前闻也”。科举制下，中国的人才仅为入仕一途“专以备程试之用、进取之资，而不知中国今日无农务之人才，则垦牧决不能兴；无工务之人才，则制造决不能精；无商务之人才，则贸易决不能盛。凡此种种人才，实为中国富强之基础，而不必命诸于朝，使之驰骤于功名之路，而后为干城之选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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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八股、改书院、兴学堂的相关政令举措逐步颁行后，1905年1月《万国公报》在评论中盛赞道：此“亦足为仿效西法之起点，中国之学术，至此而已有穷则思变之势矣……凡学堂中所造就之人才，皆可成为中国之新民，加以振兴女学，不使男人专美于前，增设农工商诸学，不使士人独尊于上，以之媲美泰西，无难矣”。[55]预料改停科举、增广学科设置，将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成为振兴中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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