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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北京视察识小录》，《大公报》1907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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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记改良北京市》（丑），《顺天时报》第1673号，190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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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荫佑、善懋等为开办宣讲所致京师督学局的呈》《魏允公等为开办公立宣讲阅报所致劝学员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教育局全宗档案，档号：J4-1-1—33、1801、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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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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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方今朝廷锐意兴学，兼采日本欧美规则。京外臣工条奏请办女学堂者，不止一人一次。而主张缓办者，亦复有人。臣等每念中外礼俗各异，利弊务宜兼权。自钦派学务大臣，以至设学部以来，历经往复筹商，亦复审慎迟回，未敢轻于一试。故前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以为先时之筹备。上年明定官制，将女学列入职掌，以待后日之推行。惟近日臣等详征古籍，博访通人，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固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创立女学堂，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若不预定章程，则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骛虚名者或不免转滋流弊……现在京外各地方，如一时女教习难得，不能开办者，务须遵照前章，实行家庭教育之法，以资补助。其已开办各女学堂，务须遵照此次奏定章程，以示准绳。倘有不守定章，渐滋流弊者，管理学务人员及地方官，均当实力纠正。总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以期仰副圣朝端本正俗之至意。”《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3册，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3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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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3册，第4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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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四川学报》丁未年（1907）第六期，公牍，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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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1，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甲午（1907年4月15日），《清实录》第59册，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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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女子执业之困难》，《大公报》1908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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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1—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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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680—5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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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新疆巡抚联魁奏新省办理学务情形折》，《政治官报》第961号，1910年7月3日，折奏类，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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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奏筹设滇边土民学塾并谕土目子弟送省附学折》，《政治官报》第607号，1909年7月7日，折奏类，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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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各项学堂办理情形折》，《政治官报》第827号，1910年2月19日，折奏类，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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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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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制度由改到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历程。1905年9月谕令立停科举，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纠结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尽管停罢科举在后人看来有那么多的“假如”和遗憾，但就当时情况则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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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停科举之情非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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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标准化的测试检验一样，高度程式化的科举考试也容易出现流于形式的偏蔽，一方面不易检测出考生的实际水准和能力，另一方面则很难容纳能够有用于时的所谓实学。即使承平之世，清王朝并非要求举子人人胸怀大志、为官从政，个个精明能干、匡世济民，却更多希望他们通经致用，从经史之学中领悟做人的准则和处事的经验，恪守纲常、臣服当道，以利于稳定与巩固皇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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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科举制度，随着明清皇朝体制下君主专制的强化，日趋固定、单一及僵化。早在康乾盛世的后期，对于科举考试弊病的不满之声已经渐起，调整改变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内容的呼声日趋强烈。西学东渐和西式学堂的引进，使得中西学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急剧变动，科举无法提供国家与社会迫切需要的多样化人才，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质疑和批评。随着中西文化主从体用地位的颠倒，清王朝不得不正视学堂与科举的兼容问题，或者说不能无视学堂西式教育的冲击，尤其是不能否认西式教育的西学“有用”于时，确实较科举倡导的理学和一些疆臣主张的汉学更能应对世变。尽管曾国藩一度尝试复兴理学，明末清初被指为空疏而陷入沉寂的王学，也在日本的影响下再度兴起，但中学整体“无用”的形象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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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取士所得人才为何不能经世致用，乾隆朝军机大臣鄂尔泰曾一语道破天机：“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1]与鄂尔泰同朝为官的张廷玉认为科举可使“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采用时文“本欲其沉潜于四子之书，反复于濂洛关闽之说，返躬深造而明理以达于用也”。此处之“用”，即专指为皇权所用。对于治事于世，则“徒空言而不适于实用”。[2]“愚民”无疑有利于统治者，而三纲五常更是维护社会控制的重要支柱，士为民之首，更需“牢笼”和“驱策”为其所用。清季陕西藩司樊增祥则录取时人的对话以释疑：“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中国历朝以来皆以一人坐制天下，惟恐奇杰之士逞其嚣然不靖之气，窥觎宝位，窃据神州，乃啗之以科名，纳之于场屋，使天下才智之士窃（穷）老尽气致力于文字之中，其下者则听其生活于兵农工商及一切杂徭贱业之内。设有不靖，以中国之人平中国之乱，不必奇材异能也。向使汉祖唐宗早知六合之外犹有跳龙卧虎十数大国，可以远越重洋以夺吾国之美利，损吾国之威权，而我制举之文与徒搏之勇举不足当其万一也，则亦必亟开民智，早图富强，何待今日始成为过渡之时代哉？”[3]一言以蔽之，科举制是适应与维系皇权政治的产物，与以启民智、倡民主、论平等为特征的西方宪政差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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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实际上经历了由纳新学于科举到纳科举于学堂两个相反相成的阶段。自鸦片战后至癸卯学制颁行的长达60年间，议改科举的主要取向是纳新学于科举。所提出的主张可划为两大类：一是在科举常科或特科中增入实科科目；二是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前者最终以算学列入科考及开经济特科，部分得到采纳；后者直至1898年才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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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论与策仍是汉宋以来中国传统文体的固有形式，很难恰当表现西学实学的多样化内涵，[4]各种策论甚至还在短暂的革新试验期间，便成为街头书肆售卖的闱墨，大有成为趋时之新“八股”的势头。[5]因循纳西学于科举的思路，试图老树嫁接新枝使科举制激发活力，历经半个世纪的论争及犹豫，仅落实于经济特科考试，因所行时间短促，成效不彰，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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