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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雍正中期已“有议变取士之法、废制艺者”，雍正帝询问张文和，“对曰：‘若废制艺，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遂罢其议”。[56]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八股时文之际，张廷玉即在代礼部所拟的《议复制科取士疏》中承认：“将考试条款改易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似于士习人心方能大有裨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然而，雍正朝张文和的忧虑不无来由，[57]即科举无论改或废皆进退维谷，关键是改与废如何接续、以何接续的问题难以解决。老成谋国的张廷玉最终以礼部之名表达意见：“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乾隆初年的议废八股，最终亦以“毋庸议”作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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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壬寅学制的参与者，吴汝纶在1903年也预见到学堂教育大规模推广后国学衰微的必然结局。因为中西学并重，原来学校以经学为主的格局势必破坏，“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59]西学成为“有用”之学，追逐者自然趋之若鹜，相形之下，逐渐变成“无用”的儒学，即使不停科举，只要更改其考试内容与调整场次顺序，失去其长期独尊的垄断地位，最终亦难免走向末路。早在戊戌改试策论的消息传来时，许宝蘅已断言：“然窃虑吾圣人之业由此而废者多矣。非必谓八股制艺，足以传圣道也，第新学日兴，旧业必废，当今之世，谁能守遗经而不坠者，余日望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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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遑论戊戌与壬寅，同治年间随社会变化而所学日趋实用，时人对经学日趋淡漠之兆，从一位庶吉士对翰林院情况的描述可见一斑：“翰林院今时，微特不及乾嘉老辈，即道光初、中年风气亦不同矣……同治初年……十日一次，每次十人，按资格轮班到署，典簿厅作为公所。见则问读何书，教以作人之法；间出论题，考其所得。人以为讲性理，恐涉空谈；而一片静气，令人久而愈念。”至同治后期，则“待诏、讲读、编检各厅久已尘封，从未闻有斋宿者。时事变迁，可为一叹！”[61]所述同治后期已与前期风气迥异，而该庶吉士所记乃为光绪元年（1875）岁末之事，距颁停科举诏令尚有30年之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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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晚清社会的激烈变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之西学逐渐取代的同时，传统“礼”的地位亦被动摇。随科举停止、学部成立，仿行宪政、改革官制，既往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其机构裁撤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刑部郎中陈毅在《亟应保存礼部》的呈文中强调：“礼于我国所以为教，犹各国之有宗教也，其性质与学部相近，而实不同，虽各国之设官，文教皆并为一部，然波斯新制文部之外，实特立一教部。我国既以礼教治天下，且值更定官制之际，自当视新变法者而损益之”。[63]所据也与王照奏章及前述评论异曲同工，重心则在教育与教化各有专司和侧重，西学无法囊括，也不能取代中国文化礼俗。其结论即保存礼部关乎“维国本而系人心”，举足轻重。然而，任何国家与社会，时代舟船顺流而下之时，价值判断的变动不可避免，昔日奉为圭臬者，此时宛如刻舟求剑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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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中因时变化的价值标准，随改科举与停科举的过程，通过官方的法令与学制颁布而有持续的重要调整，对教育与受教育者同样具有导向性作用，强调专业知识的有用与实用，举世急功近利的浮躁，必然动摇与削弱经史文章之地位。恽毓鼎的担心几年后不幸言中。1909年3月京师督学局长孟庆荣赫然发现：“本年高等小学毕业，于经学、国文无一佳卷。”惊诧之下，召集各学堂职员于督学局开会专题研究高等小学的经学和国文问题。孟庆荣归咎于教师们教学无方：“本年毕业考试，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虽由于程度不齐，亦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朝廷培养人才，广设学校，高等小学为人才之初基，经学、国文又为各科之根本。今竟于考试之时，无一堪取。各堂长有督率教员，稽核学生之责。嗟我一辈青年，其谁误之欤。”为了防止情况的恶化，孟庆荣宣布：“现本局议定办法，嗣后调查各学堂，所有经学、国文各课卷均须将原卷调局核阅，如教员改笔有不合法者，本局惟有将该教员立即撤退，断不稍事姑容，致使一误再误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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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关于清末学堂经学课程的研究表明，1904—1910年，经过癸卯、己酉、庚戌三次调整，读经讲经在初等小学课程中所占比例，分别为每周学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六分之一，[65]明显呈递减之势。只是其时小学生尚未走向社会，而立停科举后为数不少的旧学士子纷纷进入仕途，经学课程的增减还不至于对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民初以后，废止学堂读经，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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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所重未必仅在士子的个人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多在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的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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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然因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混淆科举与学堂之弊，以步入仕途为荣光，学而优则仕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迄今仍然为害匪浅。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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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光绪六年，议改科举、兴办学堂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之时，郭嵩焘就曾在日记中对世风日下颇有感慨：“宋儒苏文忠公之言：‘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所以长短，在风俗之厚薄，而不系乎富与贫。’若是者，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66]而1897年孙宝瑄对国人甲午以来仿行西法实施改革，鄙夷旧学的原因亦别有见地：“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所立法度，多有未当，于是敢于非圣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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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新式学堂大兴后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早期留学英国朴茨茅斯大学、26岁便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早有预料：“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68]他强调，倘若只注重西学之用，而忽略做人之本，重视智育而轻视德育，极易导致社会道德风气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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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于名教是非之地，诸公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已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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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自因翻译《天演论》而闻名遐迩的严复之口，振聋发聩，时至今日，仍对反思近代以来以“有用”“无用”权衡取舍的教育取向偏蔽，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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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弊补偏，1907年严复在为江宁提学使撰写的招考留学生的布告中，将国文科考试列于最前，课本注明四子五经、前四史、古文辞类纂，程度则清楚标示：“遵照学部定章，临考题一经义、一史论，以能完一篇在三百字以上者为及格。其未习国文或程度太低者，虽西学及格，例不由官资遣。”[70]即采用首位淘汰法，无论其后所列西学如何，只要国文程度过低，就不能得到官费留学资格。严复这是试图对庚子以来兴学过于偏重西学的纠偏，在他看来，载道之文乃安身立命之本，中“体”理应重于西“用”，有“用”无“体”者，无异于丧失魂魄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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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已采用共和制的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的演说中，仍强调“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不读经终将导致“无人格”进而“亡国性”，读经对于青少年人格之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故积极提出读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但以其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欲其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认为荒经蔑古的结果，造成“是非乃无所标准，道德无所发源”，世风日下，“而吾国乃几于不可救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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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后来拥护复辟帝制，倡导读经自然成为守旧的表征。不过，诚如陈寅恪关于王国维之死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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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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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与中国文化共命而同尽，可是缺少原罪意识和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在失去道德支撑后，如何填补精神文化的流失空缺，始终是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并产生了无穷的困扰。伴随着学堂教育的推广，人们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日趋重视，对读书“修身”做人的道德品行要求却逐渐降低甚至漠视。1909年，学部在奏报经科大学筹办情况时承认：“自近年学堂改章以来，后生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骎骎乎有荒经蔑古之患，若明习科学，而又研究经学者，甚难其选，诚恐大学经科一项，几无合格升等之人，实与世教学风大有关系。”[73]严复亦指出“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不知方其造谋，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尚何待及之而后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辅之说，特其一端已耳”。[74]旧道德的支撑坍塌，新道德尚未成形，新教育的宗旨亦未深入人心并内化为自律的信条，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在使社会变得更为宽容的同时，也付出了没有确立为世人认同遵循的新道德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失去稳定性的代价。道德失范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混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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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清末学堂教育与取材选官较多强调“做事”能力而忽视“做人”的本色，晚清以来对“商”的重视，以及绅商的崛起，使得发展中的近代中国社会有着日益浓重的商业色彩。社会风气的变化之下，一些科举功名之士常有教学与从商并重的经历，如王锡彤既做过实业学堂的主讲，又多年经商或从事实业。[75]原来处于四民社会首尾两端的士子与商人，不仅身份地位升降浮沉，而且出现互渗兼容的情形，以至产生新的社会群体。商场牟利、官场争胜，进一步加剧了道德失范。这虽然是近代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但停罢科举无疑也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使之速度加快、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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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诚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清季朝野均“毫无批判地将西方学校和日本教育作为成功故事来描述被广泛地接受了”，“经学儒士的价值（自然研究的价值植根于其中）、皇朝的权力以及精英绅士的地位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被拆散了。清朝到处都充满了对经学的贬黜以及相伴随的对格致学与现代科学的性质和范围的反思。通过第一次对经典的非经典化，十九世纪末儒士希望能使他们摆脱‘考试生活’中对道德和经典的要求；但是他们也开始使自己远离有关自然研究、医学和技术的传统观点和方法”。[76]结果导致知识人普遍不以追求学问为人生目标，无论中学或西学均难以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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