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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价值失位与道德失范在清季强化了社会动荡，形成有利于变革与革命的氛围，那么一旦皇权退出历史舞台，失去政治重心，新权威尚未能支撑大局，社会就自然陷入集体精神迷失状态，谨慎者不知所措，胆大者为所欲为，使得民初社会政治弥漫着令人生厌窒息的空气。后来一些知识人回到书斋，恰好是出于对时政的厌倦。民国2年成为首届国会众议院国民党籍议员的张维，在1913年6月所撰《中国之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民初的乱象：“今者旧学已亡，新学未成，拾西人之唾余而髦弁旧说者有之，守陈说之迂腐而反对新学者有之，或守株而待兔，或矫枉而过直；而其最狡猾、最模棱者，又复飘摇于新旧两者之间，无所依附。既无真正之学术，其由学术发生之各项事业，当然无确定之根据……中国数千年来所恃为拘束士民之旧物，既一旦破坏无余，而人民自治思想能力又非常之薄弱，于是其结果乃至强者专横，弱者摄息，演成一嚣叫狂乱之世界。而政府又毫无法律，以为之维持，为之限制，甚者乃利用此时蹂躏民权，而秩序益为之扰乱。总中国今日而言之，直可谓之无秩序”。[77]晚清西学东渐后，社会的急速变化导致朝野价值取向体用分裂、新旧递嬗之际的混乱无序，伴随着近代政体的频繁变动加剧，对于民国初年的影响尤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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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历经劫难，礼崩乐坏、纲纪坠地，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科举制的终结，本身即是晚清社会剧变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变化。后科举时代给中国留下两个难解的世纪命题，迄今仍困扰人们：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评判的重建。当一千多年来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与固定规范被打破，其主要载体不复存在，又面对一个与既往截然不同的剧变中的社会，各种思潮学说流派纷呈，重塑社会价值标准与实施道德教育异常艰难繁重。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保持自尊自律，成为一大难题。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实现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的转型，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西新旧文化的兼容并蓄决非朝夕可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况且，虽然近代以来国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准则甚而尝试，其中不乏高瞻远瞩，但实行与推广仍然屡屡难以如愿——因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动异常剧烈，重塑新道德从原则到可行之间，空间太大。标准与眼界不同，取舍各异，令人无所适从。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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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保璿辑《满清稗史》，汪庆祺、汪德轩校订，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3辑之52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原上海新中国图书局排印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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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52辑之51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51—352、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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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增祥：《樊山政书》卷10，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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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举改章酝酿期间，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惟声光电化等学，（科举——作者注）场内不能试验，拟请删去（从科举改章事宜内——作者注）。”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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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不少坊间刊刻的策论，诸如《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中外文献策论汇海》《经策通纂》《时务通考全编》等，取材多自经世文编等，或由当时的中外报刊、译书、时务学堂或新式书院的课作辑录。参见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第116—11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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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珮芬撰《湘轺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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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别士：《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东方杂志》第5卷第12号，临时增刊，总13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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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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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论苏朱二氏私议贡举得失与近代变通科举利弊》，《鹭江报》第34册，1903年6月16日，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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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1904年1月13日），《光绪政要》卷29，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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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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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学部官报》第6期，本部章奏，190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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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废科举者兴科举也》，《大公报》190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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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奴隶科举奴隶学堂》，《鹭江报》第29册，1903年4月27日，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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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元代马端临考证，举士选官在三代本为一事，“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6，选举考九，总第5365页）。刘锦藻于厘清选举制源流时也强调：“举士举官本合为一，自唐以试士属吏部，试吏属吏部，而其事始分。”（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0，选举七，总第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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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亚泉：《中国士流改进策》，《选报》第5期，论说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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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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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5年3月14日，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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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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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瞿鸿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第10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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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严复：《民约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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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瞿鸿朋僚书牍选》（上），《近代史资料》第108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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