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3200
1903年7月《鹭江报》发表的一篇社论与王照的思路颇为接近：“夫科举者，当变而不当废，于变科举之外，当广设学堂，于设学堂之外，又宜增一明伦科，使之维持种教大局。”科举改试策论，虽然增加了时事和各种学科的内容，但“如五大洲形势、声光化电等学，岂天下士克日所能尽乎？知其必不能，乃举而求之，则天下应科举者，惟袭西报之陈言，窃西书之陋语，曚耸主试，取曳功名而已。欲矫八股之弊，而其弊乃更甚于八股。徒多变更，究何所利用哉。”与此相关，“学堂之设，未必能得人才，但今日之势，需治内之才急，需治外之才尤急，交涉、通商、出使，在在需才，天下之偏才不得收于科举者，或冀其出于学堂。设立学堂，亦万不获已之举也”。[52]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具有警示意义的问题。其一，科举当变不当废，“种教大局”的中“体”应于学堂之外设法维持。其二，考试策论所增西学内容，不过皮毛，可能导致洋八股，危害更甚。其三，学堂或许可以培养各类急需的偏才与专才，却无法提供科举取士选官需要的道德文章皆优的通才，所以科举与学堂至多只能互补，不应彼此取代。
1703083201
1703083202
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由于西学之“用”已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来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昔日的垄断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考试内容的变化，某种意义上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所以翰林院侍读恽毓鼎认为，壬寅癸卯章程关于旧学的安排并未妥善，“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53]因而要求重加修改。
1703083203
1703083204
1904年1月御史左绍佐奏陈：“学制有可虑者三、有可商者六，请筹度万全、以防流弊。又奏：学生宜专习一经，不可删截经文；西学亦宜专习一科。”[54]所奏虽有风闻不实之处，但还是点出了癸卯学制功课多且杂的弊端，并指示了较为切合学生实际的改进办法，即专修一科与专习一经。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55]学堂学生在繁重课程与频繁考试的压力下，既不能成为“通才”，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专才”。立停科举后，价值标准、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未能找到有效的接续方式，伦理社会失去道德支撑，秩序失范，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情景下，不免乱象纷呈。
1703083205
1703083206
据说雍正中期已“有议变取士之法、废制艺者”，雍正帝询问张文和，“对曰：‘若废制艺，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遂罢其议”。[56]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八股时文之际，张廷玉即在代礼部所拟的《议复制科取士疏》中承认：“将考试条款改易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似于士习人心方能大有裨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然而，雍正朝张文和的忧虑不无来由，[57]即科举无论改或废皆进退维谷，关键是改与废如何接续、以何接续的问题难以解决。老成谋国的张廷玉最终以礼部之名表达意见：“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乾隆初年的议废八股，最终亦以“毋庸议”作罢。[58]
1703083207
1703083208
作为壬寅学制的参与者，吴汝纶在1903年也预见到学堂教育大规模推广后国学衰微的必然结局。因为中西学并重，原来学校以经学为主的格局势必破坏，“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59]西学成为“有用”之学，追逐者自然趋之若鹜，相形之下，逐渐变成“无用”的儒学，即使不停科举，只要更改其考试内容与调整场次顺序，失去其长期独尊的垄断地位，最终亦难免走向末路。早在戊戌改试策论的消息传来时，许宝蘅已断言：“然窃虑吾圣人之业由此而废者多矣。非必谓八股制艺，足以传圣道也，第新学日兴，旧业必废，当今之世，谁能守遗经而不坠者，余日望之。”[60]
1703083209
1703083210
事实上，遑论戊戌与壬寅，同治年间随社会变化而所学日趋实用，时人对经学日趋淡漠之兆，从一位庶吉士对翰林院情况的描述可见一斑：“翰林院今时，微特不及乾嘉老辈，即道光初、中年风气亦不同矣……同治初年……十日一次，每次十人，按资格轮班到署，典簿厅作为公所。见则问读何书，教以作人之法；间出论题，考其所得。人以为讲性理，恐涉空谈；而一片静气，令人久而愈念。”至同治后期，则“待诏、讲读、编检各厅久已尘封，从未闻有斋宿者。时事变迁，可为一叹！”[61]所述同治后期已与前期风气迥异，而该庶吉士所记乃为光绪元年（1875）岁末之事，距颁停科举诏令尚有30年之遥。[62]
1703083211
1703083212
伴随着晚清社会的激烈变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之西学逐渐取代的同时，传统“礼”的地位亦被动摇。随科举停止、学部成立，仿行宪政、改革官制，既往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其机构裁撤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刑部郎中陈毅在《亟应保存礼部》的呈文中强调：“礼于我国所以为教，犹各国之有宗教也，其性质与学部相近，而实不同，虽各国之设官，文教皆并为一部，然波斯新制文部之外，实特立一教部。我国既以礼教治天下，且值更定官制之际，自当视新变法者而损益之”。[63]所据也与王照奏章及前述评论异曲同工，重心则在教育与教化各有专司和侧重，西学无法囊括，也不能取代中国文化礼俗。其结论即保存礼部关乎“维国本而系人心”，举足轻重。然而，任何国家与社会，时代舟船顺流而下之时，价值判断的变动不可避免，昔日奉为圭臬者，此时宛如刻舟求剑于事无补。
1703083213
1703083214
在社会发展中因时变化的价值标准，随改科举与停科举的过程，通过官方的法令与学制颁布而有持续的重要调整，对教育与受教育者同样具有导向性作用，强调专业知识的有用与实用，举世急功近利的浮躁，必然动摇与削弱经史文章之地位。恽毓鼎的担心几年后不幸言中。1909年3月京师督学局长孟庆荣赫然发现：“本年高等小学毕业，于经学、国文无一佳卷。”惊诧之下，召集各学堂职员于督学局开会专题研究高等小学的经学和国文问题。孟庆荣归咎于教师们教学无方：“本年毕业考试，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虽由于程度不齐，亦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朝廷培养人才，广设学校，高等小学为人才之初基，经学、国文又为各科之根本。今竟于考试之时，无一堪取。各堂长有督率教员，稽核学生之责。嗟我一辈青年，其谁误之欤。”为了防止情况的恶化，孟庆荣宣布：“现本局议定办法，嗣后调查各学堂，所有经学、国文各课卷均须将原卷调局核阅，如教员改笔有不合法者，本局惟有将该教员立即撤退，断不稍事姑容，致使一误再误也。”[64]
1703083215
1703083216
近年关于清末学堂经学课程的研究表明，1904—1910年，经过癸卯、己酉、庚戌三次调整，读经讲经在初等小学课程中所占比例，分别为每周学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六分之一，[65]明显呈递减之势。只是其时小学生尚未走向社会，而立停科举后为数不少的旧学士子纷纷进入仕途，经学课程的增减还不至于对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民初以后，废止学堂读经，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1703083217
1703083218
清代科举考试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所重未必仅在士子的个人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多在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的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
1703083219
1703083220
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然因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混淆科举与学堂之弊，以步入仕途为荣光，学而优则仕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迄今仍然为害匪浅。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1703083221
1703083222
早在光绪六年，议改科举、兴办学堂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之时，郭嵩焘就曾在日记中对世风日下颇有感慨：“宋儒苏文忠公之言：‘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所以长短，在风俗之厚薄，而不系乎富与贫。’若是者，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66]而1897年孙宝瑄对国人甲午以来仿行西法实施改革，鄙夷旧学的原因亦别有见地：“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所立法度，多有未当，于是敢于非圣人。”[67]
1703083223
1703083224
而对新式学堂大兴后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早期留学英国朴茨茅斯大学、26岁便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早有预料：“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68]他强调，倘若只注重西学之用，而忽略做人之本，重视智育而轻视德育，极易导致社会道德风气沦丧：
1703083225
1703083226
今夫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于名教是非之地，诸公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已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69]
1703083227
1703083228
1703083229
1703083230
1703083231
1703083232
1703083233
1703083234
这段话出自因翻译《天演论》而闻名遐迩的严复之口，振聋发聩，时至今日，仍对反思近代以来以“有用”“无用”权衡取舍的教育取向偏蔽，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1703083235
1703083236
为救弊补偏，1907年严复在为江宁提学使撰写的招考留学生的布告中，将国文科考试列于最前，课本注明四子五经、前四史、古文辞类纂，程度则清楚标示：“遵照学部定章，临考题一经义、一史论，以能完一篇在三百字以上者为及格。其未习国文或程度太低者，虽西学及格，例不由官资遣。”[70]即采用首位淘汰法，无论其后所列西学如何，只要国文程度过低，就不能得到官费留学资格。严复这是试图对庚子以来兴学过于偏重西学的纠偏，在他看来，载道之文乃安身立命之本，中“体”理应重于西“用”，有“用”无“体”者，无异于丧失魂魄的行尸走肉。
1703083237
1703083238
即使到了已采用共和制的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的演说中，仍强调“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不读经终将导致“无人格”进而“亡国性”，读经对于青少年人格之养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故积极提出读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但以其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欲其早岁讽诵，印入脑筋，他日长成，自渐领会”。认为荒经蔑古的结果，造成“是非乃无所标准，道德无所发源”，世风日下，“而吾国乃几于不可救矣”。[71]
1703083239
1703083240
严复后来拥护复辟帝制，倡导读经自然成为守旧的表征。不过，诚如陈寅恪关于王国维之死所论：
1703083241
1703083242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72]
1703083243
1703083244
1703083245
1703083246
1703083247
1703083248
1703083249
[
上一页 ]
[ :1.703083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