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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立停科举与近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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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学校育士、科举选士与铨选官员三位一体，起到支撑封建官僚政治的杠杆和调节器的作用，有效地制衡、稳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25]作为与社会各方面联系广泛而紧密的枢纽性制度，晚清科举的变化，本因社会的变化而起，而停罢科举这样的重大变革，势必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变动，引起结构性震荡，促使社会根本转型。伴随而来的，固然难免一些负面作用，但就结果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无疑具有重大深远的分水岭式影响，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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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变革的实质，是将一个由选拔少数精英并集中于政教服务的制度，转变为推广普及新式教育，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各领域输出人才的制度。科举停罢最直接的结果，当然是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士阶层的解体以至于逐渐消失。由此造成两方面变化：一是社会结构的重组，四民社会加速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国民社会（这一过程在中国十分漫长）；二是原来处于四民之首的“士”，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多元化，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转型成为各行各业的新兴知识分子，从而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学生群体的人数众多，覆盖面广。梁启超曾批评科举制下“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26]停罢科举冲破了既往科举制对女性的禁锢，使占人口近半数的妇女，拥有接受教育与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利和机会，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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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的是，科举停罢前，转型中的社会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已开始重大变化，而科举停罢促使变化加速：“废科举兴学堂后，四书五经不再是决定士人命运的考试内容，年轻的士子遂弃之如敝屣，转而学习现代的数、理、化、工、医、法、师范、实业、外语等知识，形成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技术型知识。这些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奇技淫巧’的知识，在清末民初却成为由传统士绅蜕变而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首选的学业。”[27]连被视为贱业的牙医、仵作，也成了众多学科的一部分。农工商、邮政、交通、巡警等攸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借着各级各类学堂的开办而繁荣昌盛，为社会经济百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由此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才流动日趋广泛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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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更为巨大的是，立停科举直接促成了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学生群体迅速扩大，他们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给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反清革命注入了强劲动力。只是既往的某些结论，有必要依据相关史实重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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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停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既往所持论点之一，是科举停罢使得众多举子“上断其根，下失其路”，于是纷纷投笔从戎，进而走上反清道路。实则立停科举后清廷宽筹善后出路，有功名的年轻士子大都不存在难觅出路被迫造反的情形。有人统计，立停科举后不到四年里，仅为疏通旧学士子出路的举贡优拔考试，以及孝廉方正科考试后任用为官者，已达5000人之多，其中尚不包括士子中已就读各类新式学堂和各级军事学堂、参加地方自治机构以及通过法官、巡警考试而被任用者。[28]此时距辛亥尚有一年。虽然不排除因主客观条件所限，个别地区士子的出路偏狭，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清季士子投笔从戎似另有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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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后数年无战事，承平之时，难以按军功获得升迁，而清军的整顿转型恰在此时。由于武科举已停，对军官资格的认定与晋升，更重视新知识方面的学历与测试，“各省武职，政府拟俟将来陆军部设立各处陆军，布置妥协后，则武职自提镇以及千把均一概裁汰，所有武职人员，或改就文职，或改充警察官长，或仍归陆军部临时考验，方能定夺。大约总兵以上者，免其考试，听候简派差缺”。[29]新军对知识与专业化有特别需求，具有相关能力者待遇优厚且升迁较速，对士子的吸引力较大，加上军事救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弃文习武，尤其是考入军事学堂，成为不少士子的首选。[30]影响所及，连招募巡警也对学堂出身者特别优待。1909年江苏巡抚奏报，由于此前州县所用巡警多为绿营简汰兵弁，无法适应要求，且有许多旧制的陋习，特别规定该省巡警官中的上级官长，非学堂出身者概不遴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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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讲武堂于1908年7月开办，1910年1月毕业，两班学员共97名，据广西巡抚奏报，由于该省“急迫需用各级军官甚多”，拟将这些毕业学员先发凭照派入各标营充当学习官，“以备委充各级将校之选”。[32]说明有文化的军官炙手可热，学堂出身已是成为高级军官的重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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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新军待遇与其他行业相比确实较优。据1909年10月王士珍奏报，江北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共178人，考取上等者155名，中等23名，派到军队见习，上等学生每月津贴为银十二两五钱（即每年150两），中等学生也有每月十两（每年120两）。[33]这还仅仅是见习期间的津贴，若成为正式军官，数额自然更高。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一般士子而言，收入较丰是其选择职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且庚子之后十年未有战事，新军较其他行业而言，不仅体面且待遇优厚，客观上必然对士子产生吸引，未必是因生计无着而入伍当兵。福州长门炮台统领黄书林禀准在驻地设立炮台学堂，“选送兵弁肄业，储为将材之选”，报名投考者竟有四千多人，“争先恐后，犹复源源而来”。只好借福州府衙分期考试，每次限考六七百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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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之外，人数更多的童生也纷纷从军。“河南整顿武备以来，国民尚武精神日形发达，各属生童有志从军，投效陆军充当学兵者接踵而来。惟随营学堂未设，各军兵额已满，近经督练公所出示晓谕，各属生童截止投效，毋庸远道来省，既蒙霜露，复费川资，不免徒劳跋涉。倘有志愿充陆军者，尽可在籍练习体力，候续派征兵时由地方官具保，投入选验所考验，以归一律。”[35]清季军事教育是新式教育的重要部分，富国强兵为舆论反复鼓吹的理想，尚武还作为教育宗旨的重要内容被广为宣传，1884年出生的胡祖舜，少年时“数应童子试不售”，报捐监生，科举停罢后相继当过帮董和记者，“精神物质生活较泰”。后因对“庚子自立军、丙午日知会两案”印象颇深，受到革命思想的激励，又途遇在营伍当兵的乡友，遂于1908年加入新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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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士子除耕读外，大多只能挤在入仕为官的独木桥上，立停科举后，观念的转变，优厚的待遇，快速的升迁机会，给士子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导致清廷灭亡的要因，并非士子因无出路而纷纷反清。[37]即使不停科举，只要西学传播，自由平等的民族民主思想激荡，清朝覆亡可以说是迟早之事。有研究以湖南为例证明，学堂的寄宿生活容易激发青年学生的“反体制冲动”，远离父母的约束，加之革命书刊的鼓动与社团的组织，使之更容易将自己的叛逆付诸行动。学堂“天然成为培植学生集体行动的场所”。[38]当然，此时不少青年学生对自由平等的理解尚较肤浅，孙宝瑄日记曾有如下评议：“今日之游学日本者，多主张革命排满，或立会，或演说……独患学生中有误会自由说者，往往出言无信，任意妄行。或立楼上溺人之顶，或入人园中作践人花草。人或责之，则曰：吾自由也。是则可忧矣”。所以孙宝瑄认为，其时“民权之不可骤用，有三原因：一贫民多，富民少；一愚民多，智民少；一邪恶者多，方正者少。惟其贫也，愚也，邪恶也，故不能尽一群之义务，斯不足享一群之权利，此世界之公例也”。[39]日本变法是先设议院后开学校，中国则恰好相反。因而作为时代先锋的青年学生，有过多的革命热情而缺少理性思考，勇于破坏的同时，缺少创造与建设的能力，这对其后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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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初军人主政，根本原因应是社会各种矛盾尖锐激化、基层民众以各种形式反抗、统治集团内部无法协调以及改朝换代直接导致政局动荡。三国魏晋乃至近现代各国，王朝更迭、分裂割据、革命风潮抑或统治层内讧所致政局动荡时，多由军人秉政，承平之时则多为文官把持，几乎已成普遍规律。民初军人轮流秉政的特殊情况，与科举停废不能说毫无关联，却似非主要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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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王朝自身兴亡的角度而言，废科举兴学堂或许并非明智的选择。因其结果非但不如统治者希望的那样，使大清国人才济济，支撑危局、救亡解困，反而为丛驱雀，造就了专制王朝的掘墓人。不过清王朝君臣大都是被迫改革，据说曾有朝臣对变法导致西学盛行后的结局早有估计：“某相曰：中国迫于强敌，加之以寇盗，因之以饥馑，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守旧亡，维新亦亡。同一亡也。吾以为维新首讲学，学于东洋乎？东洋之羽翼也。学于西洋乎？西洋之羽翼也。推之十八行省，人人谈自由，人人谈平等，无一非维新之徒。即无一非与朝廷作对。维新之亡，恐其亡也速，守旧之亡，则其亡也缓。凡害去其重者，从其轻者而已。”[40]两害相权取其轻，明知有缓速之别，却难以去重从轻。如此，则即使不行立停科举，而只是对科举内容尝试做推广西学的改革，仍然可能导致士子们接受西方思想后，审视与思考现实问题，而对现有秩序产生不满、采取行动的结局。桑兵对晚清学堂的研究，揭示了当时学界革命倾向普遍化的事实，以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学堂学生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联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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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堂的教学，尽管仍有读经的课程与内容，但因为失去了科举考试的向心力，学生们已渐从既往的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甚至开始对旧传统与道德有所怀疑否定。1909年夏秋之交，江苏常熟、昭文两县公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试卷，令清廷大为震惊。两县高小学生光绪三十三年上学期的修身科考试，试卷共有四个问答题，其中第三题“三纲之说能完全无缺否”，江苏提学司抽查时发现，除个别学生答卷“尚无谬说外”，其余分数较多者，大都谓君臣夫妇二纲可以不设，“其尤谬者，王以谦卷则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其理甚谬；徐曾植卷则谓后世谓父为严君误矣；程瑛卷则谓在朝为臣则认为君，否则吾与君为路人；张元龙卷则谓三纲之谬，彰彰明矣；王耀祖卷则谓三纲中君为臣纲尤谬，盖君非我之祖父，与我并无关系也各等语，实为离经叛道之尤。又毕业考试各卷徐曾植王以谦赵仲葵张元龙四名修身卷内，谓七出三从之制可革；谓三从四德有碍女子权利；徐曾植国文卷内谓事贼为一节之偶失；庄宗耀地理卷内，谓君主与人民固无阶级，均属谬妄”。提学司与巡抚均指斥教员“与定章注重四书要义之旨显然违背，致使无知幼学肆口妄言，罔识大义。该学生等固咎无可辞，该教员等实有陷溺人心贻误子弟之实据”，最终处理是将该教员“褫革衣顶，即行撤退。并追缴所得文凭，不准充当各处学堂教员”，移交地方官察看。对六名学生的处理“拟请一体追夺文凭，照章不准更名改籍另考别处学堂”。[42]上谕诏令全国加强学堂师生的监管，加重对离经叛道者的惩罚，以免“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43]可见崇尚西学之用，仍无法回避西体的影响，最终必然动摇中学之体，原为挽救大清朝危难的新政改革，反成为其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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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道德之殇：后科举时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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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科举于学堂，就科举而言，只是保留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功能形式，除了读经被列入学制外，既往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被学堂教学所取代。就此而言，立停的只是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渐废的却是既往考试经义的内容。与晚清应变求存的现实相适应，新式学堂更注重所谓有用于时的“做事”能力培养，而非如何“做人”的义理熏陶。与科举时代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读书明理”[44]的取向，有着显著区别。因此，学堂将抡才与培才合一，在偏重“做事”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做人”与“做官”应有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政府对科举停罢之后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功能的接续重视不够，缺少真正有效的补救措施。而存古学堂开办的曲折、倡行博学鸿词科无果而终、小学读经被诟病并屡议废止，也表明后科举时代维护传统中学深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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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满洲才子的端方，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自己的困惑：“方今人士各囿一隅，守正者既不知时务，通变者又易涉嚣张。体用兼求，此中规模正须审慎耳。”[45]如何培养体用兼备，既懂“做人”又会“做事”的人才，均煞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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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揭示，明清科举不仅是朝廷取士做官的一种程式，更具有使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的特殊作用。因为“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而由于在士绅、官僚与地主这三大社会精英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它使传统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与风俗成为天经地义”。[46]艾尔曼教授也认为：“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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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科举制其实具有多种功能，并非只是选举，尤其不能简单对应于教育制度。就明清而言，实际上至少具有六种功能：（1）选拔统治者所需的做官人才；（2）推动建立以科举为导向，儒家经典为学习内容、个人自学为主要形式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模式；（3）应试士子可以举业为职业生存方式；（4）价值规范与价值判断单一化与标准化；（5）道德教化；（6）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时人对前三项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大体一致，并在立停科举决策时设计了预应性措施；而对后三项功能的作用估计不足，或已经无暇顾及，因而相对疏于观照。这一局限，导致对科举善后的考虑，集中于疏通已获功名的士子出路，以安定人心，而对其他重要功能，未见妥善的衔接过渡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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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及其判断的基本元素，士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相关条文，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是科举文体，然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序化，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通过科举取士及入仕为官，科举文体成为官场诗文应酬乃至民间生死祝铭的主要形式，同时成为朝廷倡导价值标准、维护纲常的重要载体，实际具有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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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已竭力压缩既往经义阐释的比重，增加西学知识比重，企图使所学尽快趋于实用，以“做事”而非“做人”为旨归，已大大削弱了上述功能。西式的学堂显然更加难以接续这方面的功能。因为学堂毕竟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本身即是传播西学知识的平台，而非维持中学圣道的载体，学堂的教育与管理方式，也与儒学传统的读诵经书方式大相径庭。故戊戌时已有人怀疑，学堂教育不可能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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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意义而言，儒学传播方式与基督教传教确有某些相似，[48]而与西式学堂教育相去甚远。故1898年8月，八股误国之论朝野遍闻之时，王照在请礼部代递的奏稿中，曾提出解决中西学并存不悖的方案，以期当道于兴学的同时设法保存传统文化：“今请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督以学政，改名曰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此教部之专责，无难陆续奏请扩充者也。”至于学部，则“以实用为重者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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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的基本思路，是中体西用两分、各得其所，即学堂教育主要完成西学知识的传授，以裨西学之用；另建一套官方体系，以翰林院为中枢，将负责科举考试的学政及各地教官，从学校事务中分离出来，专门负责保存旧学，实施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承，以延续与维护中学之体。他认为：教、学“两部之事相辅而行，不相牵掣，庶乎道可卫而学可兴矣”。“倘蒙采纳施行，则疑惑祛除，然后新政递颁，概无阻滞矣”。[50]其所奏主旨，应是消除兴学堂动摇国本的疑虑，使得卫道之士失去借口，从而为推行变法扫清障碍，但也确实为解决学堂与科举、新学与旧学的理念及体制的两难，指出了一条可行之道。遗憾的是，因折中有请皇帝及太后出巡国外的内容，礼部堂官借口拒绝代奏，引发了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事件。经此风波，所奏通过分设学部、教部，将文化传承与普通教育分而治之，使中西学相安共处的主要内容反而未得当道应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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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所担忧的中体如何维系问题始终存在。时隔数年，1902年3月，张之洞与张百熙频电往返酝酿学制时，也对学堂教育能否保存传统文化忧心忡忡：“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51]坚持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当然深知经史对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力主将相关内容纳入新式学堂的课程体系。在张之洞看来，经史为中国之道，不言而喻，载道之文应列入学堂教学，使之不致湮灭。而有道之才、守道之学，理应为国家社会倚重并使之久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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