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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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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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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新竹《清华学报》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晚清进士留日史事考述：以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群体为中心（1904-1911）》，王成勉主编《双中荟：历史学青年学者论坛》，台北：新锐文创，2013，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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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楚永全：《汤化龙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郝幸艳：《汤化龙与清末民国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2；王红军：《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0；昝圣骞：《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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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李恭忠、黄云龙：《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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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贾琳：《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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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沈云龙：《〈胡太史（骏）诗文选〉跋》，胡光镳：《大世纪观变集·旅台丛文三百则》，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2，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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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王德昭引邓嗣禹之言，并加发挥，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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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一章 庚辛政局与辛丑乡试展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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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岁在庚子，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不仅因为人类历史正跨入20世纪，更因为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庚子事变。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屡遭欺凌、备受屈辱的大清国，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兵临塘沽口的形势下，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不久，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走，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无疑，庚子事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打乱了科举考试的节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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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作为抡才大典的乡试、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有清一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次，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1]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巡，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辛丑乡试是否按期举行实与科举改章、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故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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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清末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2]本章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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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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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3]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狩。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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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年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4]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5]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庚子恩科乡试“一律展缓归并”。[6]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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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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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7]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8]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乡试应行变通事宜”。[9]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10]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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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11]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12]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13]督抚接连奏展乡、会试，既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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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本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很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尚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竟需停何处，尚未议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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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了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对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更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了前几日给崧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过于草率，也将得罪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会试一再展期，也会产生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极力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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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刘坤一乡、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15]如此既维护了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的意见，以便做进一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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