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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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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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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新竹《清华学报》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晚清进士留日史事考述:以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群体为中心(1904-1911)》,王成勉主编《双中荟:历史学青年学者论坛》,台北:新锐文创,2013,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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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楚永全:《汤化龙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郝幸艳:《汤化龙与清末民国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2;王红军:《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0;昝圣骞:《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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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李恭忠、黄云龙:《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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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贾琳:《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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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沈云龙:《〈胡太史(骏)诗文选〉跋》,胡光镳:《大世纪观变集·旅台丛文三百则》,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2,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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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王德昭引邓嗣禹之言,并加发挥,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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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一章 庚辛政局与辛丑乡试展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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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岁在庚子,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不仅因为人类历史正跨入20世纪,更因为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庚子事变。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屡遭欺凌、备受屈辱的大清国,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兵临塘沽口的形势下,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不久,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走,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无疑,庚子事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打乱了科举考试的节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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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作为抡才大典的乡试、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有清一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次,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1]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巡,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辛丑乡试是否按期举行实与科举改章、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故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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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清末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2]本章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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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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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3]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狩。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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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年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4]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5]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庚子恩科乡试“一律展缓归并”。[6]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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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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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7]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8]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乡试应行变通事宜”。[9]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10]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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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11]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12]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13]督抚接连奏展乡、会试,既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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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本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很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尚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竟需停何处,尚未议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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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了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对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更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了前几日给崧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过于草率,也将得罪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会试一再展期,也会产生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极力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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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刘坤一乡、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15]如此既维护了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的意见,以便做进一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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