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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52 按理说,东南互保各省因教案而停试的府县甚少,局势也相对安定,更具备按期乡试的条件。如果仔细分析刘坤一、张之洞奏请乡试展期的理由,可以说着眼于外省者多,立足于东南者少,内中只有票匪滋事可以作为长江各省不能乡试的直接理由,而该理由实多夸大渲染。[30]况且,沿江省份湖南、江西尚有教案,但此两省巡抚却不反对举行乡试,刘坤一、张之洞主政江苏、湖北并无教案,反而坚持展期。可知刘、张不愿按期乡试必别有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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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54 其实,刘坤一、张之洞之所以坚持乡试展期,是因为其“正议变法”,而“科举必须改章”。[31]然而,影响重大的科举改章绝非一份奏折、一纸诏书即可了事。不仅士子需要调适准备,政务处、礼部也需要相当时间商订实施细则,并需征求督抚、学政等官员的意见。倘若辛丑秋按期乡试,次年春会试,正在酝酿中的科举新章则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必将再考一科,科举改章的落实就势必要往后拖延。此时改科举摆在新政首位,需要率先推行,故科举改章的拖延,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相反,如展缓乡、会试一年,作为士子准备科举新章的缓冲期,更利于科举新章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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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56 所以,从发起新政角度看,这是权谋之计,能做不能说;但从清朝体制讲,乡、会试一展再展,却是极不寻常的。刘坤一、张之洞更看重改科举、行新政,而对于清廷、朝官及部分督抚,以下几个方面也甚为重要:庚子乱后,乡、会试接连展期对士子的冲击,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考试对清廷权威的损害,以及清廷急欲通过科举考试收拾人心、提振权威的迫切需要。几个月后,慈禧太后与前河南巡抚于荫霖的对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五年内举行乡、会试,于荫霖说:“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皇太后曰: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32]以故,当刘坤一、张之洞串联东南各省奏请乡试展期后,清廷和朝官集结力量向其“发难”,也就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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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6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乡试万不可再展:张百熙代表朝官诘责东南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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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64 庚子乱后,枢垣缺人,瞿鸿禨和张百熙则是朝野瞩目的有力候选人。有意思的是,作为翰林出身的佼佼者,两人双双主张乡试万不可再展。辛丑年三月初,留京的翰林院编修叶昌炽收到行在礼部侍郎陆润庠的私信,获悉瞿鸿禨的立场:“瞿子玖尚书到秦,言各省士气嚣然不靖,乡试万不可再展,欲分为水陆两途,以秦、晋、陇、蜀、齐、豫、滇、黔由行在乘轺而出,其余各省电简京员由轮船航海,以省材官供帐。”[33]这与崑冈的建议有相通之处。至于张百熙的态度,关晓红已据《德宗实录》,指出张氏认为“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34]惟张百熙上奏的表面理据与背后考量,支持和反对张氏的力量分野及争议所在,还可深入挖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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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66 三月二十六日,张百熙上奏激烈反对乡试展期,认为现在“和局大致已定,一切照常”,乡试“万不可缓”,故请“特下明诏,所有本年乡试饬各省仍一律按期举行”,借以“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其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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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68 首先,展缓乡试有碍士子进身、工商生计,影响社会安定。因乡试“业经展缓一年”,士子“观光之志更切”,若再展缓,不肖者“不免觖望生事”。“穷乡僻壤,不知时局,轻信谣言,但闻乡试一停再停,必至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且工商各业皆赖省会士子麇集”,销售货物,流通银钱,“一旦无故停科,不独士子无进身之阶,四民皆有失业之患,恐非国家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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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70 其次,东南督抚以长江票匪滋事为借口展缓乡试,难以成立。其一,票匪源于广东,而广东三点、三合等会更是防不胜防,但庚子前后张百熙在广东“学政任内,按部考试,并无窒碍”。其二,咸同年间局势更糟,但只要有“一隅安堵”,即照例考试。“虽当贼氛甚炽之时,而开科各省仍复帖然如故”,曾国藩“甫克金陵,首行乡试,实见及于此”。故“借考试可以收解散之益,未有因考试而反贻滋蔓之忧者”。其三,“如谓票匪可虑”,则各省防军虽“不足扞御外人,岂并不能弹压内地。况此类匪徒名目,自嘉道以来即已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若如该督抚所陈,是票匪永无净绝之时,即乡试永无举行之日”,恐士民失业而流为匪类,票匪益多,各督抚更将无所为计。此外,“乡试人多易杂,稽察为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各省童试人数也不少,并有较乡试加多者。“若以乡试为必不可行”,难道也令各省学政一律停考正在进行的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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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72 最后,张百熙从庚子乱后国势、民心、士心的高度发论,谓国势强弱视乎民心从违,民心从违视乎士心向背,故从来没有“防其士之为乱者”,也没有“因一二人不肖,而遂波及千万人者”。即此次义和团滋事之处概行停考,“尚且分别城镇”,既非“合数省而停之”,也非一省全停,甚至无一府一县全停者。进而,张百熙以代朝廷的口吻责问东南督抚道:“乃以风闻之富有余党,转更甚于有据之义和匪徒,以无事之东南,转更甚于有事之西北。是直令天下士子之心不重为票重为拳,不但驱之为潜图滋事之票匪,且将托名为明目张胆之拳匪矣。各督抚其何术以弭之?朝廷亦将何术以弭之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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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74 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是东南督抚展缓乡试的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激烈奏词无异于诘责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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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76 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不久前又分别卸任江苏学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行在,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自然受到清廷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37]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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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78 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39]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40]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曾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41]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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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80 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至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再奏展乡试的集结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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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82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张百熙为何此时出来挑头?若从政见看,他在此前后有关科举的条陈,系以张之洞戊戌年改科举方案为本,[42]则与刘、张政见相近。若从人脉看,刘坤一系张百熙同乡前辈,张对刘称侄,[43]刘则自称于张“属韩、欧旧谊”。[44]更重要的是,庚辛之交,张百熙在沪与盛宣怀商议后,为与刘坤一、张之洞洽谈,将来内外一心,特意改道襄阳赴陕。[45]张百熙随后致函刘坤一讨论新政,也默契有加。[46]那么,张百熙此时公然诘责刘坤一、张之洞,固由其敢言的本性和南书房翰林、左都御史的特殊身份使然,似与斯时朝廷和东南督抚的权力格局及微妙关系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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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84 有意思的是,与张百熙颇有联络的盛宣怀却不以张氏此举为然。四月二十日,张致函盛云:“科场事,弟请一律举行,竟与公所见相反。然揣公意,当系欲借缓办以为变通科举之计,此则适与弟所上条议相符矣。上意当俟鄂督折到,即有明发。”应该说,张百熙此处不无狡辩之嫌,因为从前引其奏疏中看不出借缓办以变通科举的意思。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张百熙抵陕后,即探知朝廷变法宗旨,与他和盛宣怀在沪“所商各节颇多扞格”,虽然开特科等谕旨“颇足以鼓舞群情,而三数有权力者犹不免于锢蔽”,故“亦只好行之以渐耳”。[47]这说明与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的急改主张不同,此时朝中掌权者倾向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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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86 可见,张百熙的公开主张,既受到朝中形势制约,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故不无迎合上意及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三数有权力者”之意味。况且,虽然刘、张东南互保居功厥伟,朝廷倚重正深,但据行在归来的吴品珩说,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48]心中不无芥蒂。经过庚子事变,清廷权威已经丧失太多。上年东南督抚公然“抗旨”、形同独立自不必说,即刘、张一再奏请乡、会试展期,实亦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朝野上下,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英国汉口总领事都明言,此时东南总督比总理衙门权势更大,即使军机处也不能向他们下命令。[49]因此,洋人固然是当前大敌,但慈禧太后、中枢高层亦不会不留意到东南督抚的尾大不掉。事实上,在复奏新政条陈时,清廷即希望督抚单奏,而不愿其联衔会奏,[50]担心出现“要挟”朝廷的状况。故而,张百熙就举国瞩目的科举问题,用激烈言辞诘责东南督抚,虽尚无中枢高层授意的直接证据,却明显有提振中央权威、迎合最高层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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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91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68]
170308499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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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94 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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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96 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51]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复奏,敬请尊裁。”[52]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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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4998 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54]张之洞随后亦然。[55]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其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颜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觇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难易亦大有关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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