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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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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一章 庚辛政局与辛丑乡试展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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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岁在庚子，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不仅因为人类历史正跨入20世纪，更因为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庚子事变。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屡遭欺凌、备受屈辱的大清国，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兵临塘沽口的形势下，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不久，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走，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无疑，庚子事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打乱了科举考试的节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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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作为抡才大典的乡试、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有清一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次，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1]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巡，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辛丑乡试是否按期举行实与科举改章、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故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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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诸史实，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清末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2]本章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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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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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3]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狩。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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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年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4]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5]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庚子恩科乡试“一律展缓归并”。[6]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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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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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7]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8]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乡试应行变通事宜”。[9]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10]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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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11]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12]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13]督抚接连奏展乡、会试，既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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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本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很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尚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竟需停何处，尚未议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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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了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对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更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了前几日给崧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过于草率，也将得罪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会试一再展期，也会产生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极力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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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刘坤一乡、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15]如此既维护了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的意见，以便做进一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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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们对此上谕反应不一。江西巡抚李兴锐愿意开科，立即“以江西教案将次办竣，民情安静，电请代奏届期举行”。[16]刘坤一、张之洞却决定奏请展期。十四日，刘电告张，拟约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会奏请展一年，并询问张的意思。[17]袁世凯亦致电刘、张，询问复奏方略。[18]当晚，张之洞复电认为，湖北既需防票匪再行扰乱，也需防考生闹教，故“今年乡试断不能办，拟奏展一年”。张之洞还提醒刘坤一“江西应否同展，似须一询”，同时告以“湖南已电询，尚未复”，并询问袁世凯山东能否开科。[19]十五日，刘坤一会同聂、王二抚电奏请展，并电请李兴锐奏展，又将浙江亦请展缓的消息知会张之洞。[20]奉旨允准后，刘即于十七日通报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赣抚李兴锐、鲁抚袁世凯、护理浙抚余联沅。[21]袁世凯认为山东“必须和局大定，始可议及开科，亦拟请展限”，并强调京师贡院“已毁大半，明春断难会试，乐得从缓”。[22]十六日，张之洞添上贡院被毁，明春不能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的说辞，奏请湖北乡试展至次年秋，奉准后又通报相关各省。[23]这是刘、张最初的串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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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不乏奏请按期乡试的督抚。十六日，来自西安孙宝琦的消息表明，江西、河南、甘肃均请按期举办。[24]随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奏请按期举行。[25]有意思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虽似意见摇摆，却不无远见。他认为，按局势自以展缓为妥，但忧虑各省步调不齐而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士心不稳。考生“望试逾年，情甚迫切，如朝廷以俟回銮举行，悉展一年，士子自必安心延企。倘或缓或否，如鄂、湘人士目击滇、黔、桂、粤考官经过，则觖望倍甚，怨谤繁兴，即难保不别生变故”。二是京官、言官的态度。“况京官望试差，一若生、监望乡试，设一二省独请展缓，而言官陈奏，以为可行，辩论纷纭，更伤政体。”因此，俞廉三请示张之洞可否密商刘坤一，“密请降旨，悉展一年。或密约各省，俱请展缓”。张之洞览电赞许，认为如果“顺天、山东、三江、两湖诸大省皆不能乡试，而边省举办，亦欠平允”，更重要的是，“现正议变法，科举必须改章，缓试一年，于考生亦有益”，所以电询刘坤一可否“电商枢垣，一律展期”。[26]可见，俞廉三在意政令统一和京官、士子的态度；而张之洞意在一律展缓乡试一年，以利其正在努力的科举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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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几天前一律展期的提议已被否决，刘坤一了解中枢有意开科，故不愿再牵头饶舌。相反，刘氏希望“各省合力奏请，若请缓者多，纵有一二省仍请举行，朝廷必一律展缓，万无只考一二省之理”。此外，刘坤一对俞廉三担心京官、言官指摘的心理，露出不屑之意：“时局至此，但可就事论事，斟酌办理，至于京官之望差，言官之陈奏，非所敢计。”[27]显示出东南督抚领袖的决断和权势。只是，刘坤一显然低估了督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仍请按期举行的至少有七省，与奏请展期的省份数量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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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在电询江、鄂后，亦请展缓一年。福建、山东、浙江、湖南、江西亦准展缓。然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词颇首鼠两端：“倘各省一律举行，湖南自难独异。如沿江省分展缓办理，则湘省亦请展缓一年。”[28]江西巡抚李兴锐则是迫于刘坤一的压力及邻省环境而奏请展期。[29]至此，三江、两湖、四川、福建、山东等八省奏准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展至壬寅年秋举行，而云贵、两广、甘肃、陕西、河南等七省则奏请于辛丑年秋按期乡试。直隶、山西因与议和大纲中闹教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条款关系最深，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正与外人进行交涉，故暂未明了（各省乡试情形详表1-1）。所以，清廷意欲开科的立场受到局势限制，只能折中办理，政令无法统一。围绕乡试是否再次展期，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分歧巨大。这种分歧格局，正是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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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各省辛丑乡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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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各省辛丑乡试情形-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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