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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东南督抚以长江票匪滋事为借口展缓乡试，难以成立。其一，票匪源于广东，而广东三点、三合等会更是防不胜防，但庚子前后张百熙在广东“学政任内，按部考试，并无窒碍”。其二，咸同年间局势更糟，但只要有“一隅安堵”，即照例考试。“虽当贼氛甚炽之时，而开科各省仍复帖然如故”，曾国藩“甫克金陵，首行乡试，实见及于此”。故“借考试可以收解散之益，未有因考试而反贻滋蔓之忧者”。其三，“如谓票匪可虑”，则各省防军虽“不足扞御外人，岂并不能弹压内地。况此类匪徒名目，自嘉道以来即已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若如该督抚所陈，是票匪永无净绝之时，即乡试永无举行之日”，恐士民失业而流为匪类，票匪益多，各督抚更将无所为计。此外，“乡试人多易杂，稽察为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各省童试人数也不少，并有较乡试加多者。“若以乡试为必不可行”，难道也令各省学政一律停考正在进行的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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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百熙从庚子乱后国势、民心、士心的高度发论，谓国势强弱视乎民心从违，民心从违视乎士心向背，故从来没有“防其士之为乱者”，也没有“因一二人不肖，而遂波及千万人者”。即此次义和团滋事之处概行停考，“尚且分别城镇”，既非“合数省而停之”，也非一省全停，甚至无一府一县全停者。进而，张百熙以代朝廷的口吻责问东南督抚道：“乃以风闻之富有余党，转更甚于有据之义和匪徒，以无事之东南，转更甚于有事之西北。是直令天下士子之心不重为票重为拳，不但驱之为潜图滋事之票匪，且将托名为明目张胆之拳匪矣。各督抚其何术以弭之？朝廷亦将何术以弭之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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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是东南督抚展缓乡试的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激烈奏词无异于诘责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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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不久前又分别卸任江苏学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行在，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自然受到清廷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37]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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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39]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40]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曾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41]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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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至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再奏展乡试的集结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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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张百熙为何此时出来挑头？若从政见看，他在此前后有关科举的条陈，系以张之洞戊戌年改科举方案为本，[42]则与刘、张政见相近。若从人脉看，刘坤一系张百熙同乡前辈，张对刘称侄，[43]刘则自称于张“属韩、欧旧谊”。[44]更重要的是，庚辛之交，张百熙在沪与盛宣怀商议后，为与刘坤一、张之洞洽谈，将来内外一心，特意改道襄阳赴陕。[45]张百熙随后致函刘坤一讨论新政，也默契有加。[46]那么，张百熙此时公然诘责刘坤一、张之洞，固由其敢言的本性和南书房翰林、左都御史的特殊身份使然，似与斯时朝廷和东南督抚的权力格局及微妙关系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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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与张百熙颇有联络的盛宣怀却不以张氏此举为然。四月二十日，张致函盛云：“科场事，弟请一律举行，竟与公所见相反。然揣公意，当系欲借缓办以为变通科举之计，此则适与弟所上条议相符矣。上意当俟鄂督折到，即有明发。”应该说，张百熙此处不无狡辩之嫌，因为从前引其奏疏中看不出借缓办以变通科举的意思。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张百熙抵陕后，即探知朝廷变法宗旨，与他和盛宣怀在沪“所商各节颇多扞格”，虽然开特科等谕旨“颇足以鼓舞群情，而三数有权力者犹不免于锢蔽”，故“亦只好行之以渐耳”。[47]这说明与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的急改主张不同，此时朝中掌权者倾向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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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张百熙的公开主张，既受到朝中形势制约，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故不无迎合上意及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三数有权力者”之意味。况且，虽然刘、张东南互保居功厥伟，朝廷倚重正深，但据行在归来的吴品珩说，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48]心中不无芥蒂。经过庚子事变，清廷权威已经丧失太多。上年东南督抚公然“抗旨”、形同独立自不必说，即刘、张一再奏请乡、会试展期，实亦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朝野上下，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英国汉口总领事都明言，此时东南总督比总理衙门权势更大，即使军机处也不能向他们下命令。[49]因此，洋人固然是当前大敌，但慈禧太后、中枢高层亦不会不留意到东南督抚的尾大不掉。事实上，在复奏新政条陈时，清廷即希望督抚单奏，而不愿其联衔会奏，[50]担心出现“要挟”朝廷的状况。故而，张百熙就举国瞩目的科举问题，用激烈言辞诘责东南督抚，虽尚无中枢高层授意的直接证据，却明显有提振中央权威、迎合最高层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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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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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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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51]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复奏，敬请尊裁。”[52]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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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54]张之洞随后亦然。[55]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其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颜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觇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难易亦大有关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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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袁世凯在电奏展缓的同时，也认为各国既以军机大臣“多守旧顽固”，又“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要挟“更换执政”、照行新法，拒之势力不足，允之则国体无存，故“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甚为可虑。故请刘、张“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以图“各国耳目一新”。[57]也是将改科举与尽早推行新政、改善中国形象相联系。不过，这种“挟洋”以急切变法的主张，与清廷中枢的渐改趋向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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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陷入尴尬的刘坤一此时亦生新招，谋划借奏改科举，以展缓乡试一年。袁世凯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迟至四月十二日，刘坤一奏展乡试的电报已发出五日，仍未奉旨允准。这时南京内外“士心皇皇，多有以仍行开考为请者”，于是有人劝刘坤一主动出击，“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停乡试一年，俾各士子知所从事，磨厉以须，较为得体，借定人心”。[58]如此既可推进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又能使本年暂停乡试理由充分，疆臣既免奏展乡试之诮，中枢亦可从容措辞，士子也易于安抚。故刘坤一击节称赏，遂邀张之洞联名会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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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亦称赞该主张“洵为定士心之善策”。至于“变法改科举章程”，只能仿其戊戌年已奏准办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西国政治地理，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论说，但声明二场删去声光化电之类专门艺学，“盖照前奏者，取其系已经奉旨成案。将艺学等删去者……以冀易准”。同时必须声明：此乃学堂未设之时取士的权宜之计，迨“学堂广设，实学成就者多，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详细办法当于复奏内详陈云云。或将陶（模）、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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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未定稿，刘、张已在筹划先将科举改章奏请明发。刘坤一赞同张之洞的改科举方案，并谓“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60]于是张之洞拟一奏稿，经刘坤一略改字句，于十七日电奏：“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惟科举要政，当必俟各省奏到，详核妥议。此次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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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为全国一律展缓辛丑乡试而提前上奏的改科举主张。既往研究者将此事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混一而论，尚有未谛。[62]值得注意的是，在奏改科举的同时，刘、张还致电军机处，建议缓放云、贵乡试考官：“科举必须改章，拟请旨先行揭明宗旨，俾多士有所凭依，已另电具奏。惟五月朔即须简放云、贵考官，陕距云、贵较近。现在章程未定，似可稍缓旬日，再行请简。”[63]这就将刘、张借改科举以展缓本年乡试的意图全部道出。其如意算盘是，清廷一旦明发上谕改科举，那么本年乡试各省就立即面临如何考和考什么的问题。清廷很可能就以新改科举，须为士子留出准备时间为由，一律展缓乡试一年。张百熙以定士心为言，刘、张亦以定士心说法，且带出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实为巧妙而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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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张百熙等人为代表的行在重臣，既不以展缓乡试为然，自然不赞同刘、张的新主张。而且，四月十一日孙家鼐亲口告知伍铨萃：“云、贵、两广、陕、甘、汴七省，已奉慈意，准已开科，余省想不能考云。”[64]亦即经过全盘考虑和慎重权衡，慈禧太后已同意七省开科，但刘、张的意见也须迁就，[65]故东南各省今年仍不能乡试。果然，刘、张请变科举的电奏于四月十九日由军机处缮递，清廷未予采纳，但于二十二日下旨“仍准”东南各省乡试展缓一年。[66]至于缓放云、贵考官的建议，早已备好单子的军机处当然不予理睬，不等五月初一，便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简放了。[67]难怪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一见上谕，即痛议其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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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云、贵、两广放考官后，四川颇受波及，“士子各怀怨望，并有巨绅以陕西乡试改于九月举行，纷请援照办理”。川督奎俊甚欲开科，但“深恐江南、两湖士子有所借口”，影响江、鄂的安定局面，故电询刘、张：“如本年川办乡试，究与贵省有无窒碍？”[69]刘坤一接电即复，明确反对四川开科：“乡试事既经两次奉旨展缓，未便再改。且体察沿江情形，亦实遽难开考。自云、贵、两广放考官后，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均已批驳。蜀若开考，江、鄂势处两难。请乐帅仍照奏准之案办理为荷。”[70]不知何以此电途中耽搁，二十四日下午才到，张之洞此前已电询刘坤一如何答复奎俊。过了好几天，张之洞复电意在反对，然不如刘坤一强势，而是请奎俊裁酌。[71]这样，四川有意开科的念头便被刘、张压制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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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举直接联系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因此朝臣、督抚围绕乡试是否展期的论争和决策，自然在士绅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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