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85020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士绅舆论对乡试展期的反应
1703085021
1703085022
庚子事变导致的前两次乡试展期，已打乱众多士子正常的备考、应考节奏。庚子年夏，新疆巡抚饶应祺之子饶凤璜正在赴京赶考途中，这时饶应祺得知京师闹义和团，中外宣战，遂急电其子南下湖北本省乡试。然而，不久又获悉湖北乡试亦展期至次年三月，斟酌再四，饶应祺只好令饶凤璜暂在湖北书院用功，“候明春乡榜”。[72]随后湖北乡试又经张之洞两次奏展，直到壬寅年八月才补行，距饶凤璜庚子赶考已过两年多，其间焦急等待的心情可以想见。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令一些举人愤恨不已。辛丑年二月初二日，山西举人刘大鹏做梦都在赴京会试，醒后感慨道：“若非洋寇犯顺，扰乱京都，则去秋之乡试不停，今春之会试莫止矣。……身未能诣都应礼闱试，而乃形诸梦寐中。”[73]
1703085023
1703085024
迨辛丑年三、四月间，当朝臣与东南督抚争论是否再展乡试时，报刊舆论的传播成为影响时人行止、心态的重要因素。三月底，报刊纷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刘坤一亦以为然，奉旨允准。《申报》称：“和议条约中有闹教省分停止大小考试五年一条，朝廷已准如所请。江南一省原不在停试之内，而全权大臣李傅相不知是何意见，忽奏请一律停试，两江督宪刘岘帅亦以为然，刻已奉旨允准。”[74]同日，《中外日报》亦有类似传闻，且与改科举相联系：“江督刘制军以新政将兴，科举必变，士子安常习故，猝难更张，适全权大臣李傅相奏请将各省考试全停五年，刘制军遂亦以傅相之言封章入告，俾八股中人，得乘五年之中改习时务实学。昨奉上谕，准如所请。”[75]两天之后，《申报》评论大加赞赏，并倡议停试后大开学堂。[76]《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随后亦有相似报道，也以停试可为兴学堂创造机会为言。[77]外文报纸的评论，则认为此举“不过欲全中国政府之体面，使华民以停止试事非出于洋人之命，乃中国政府之意耳”。[78]
1703085025
1703085026
其实，三月初八日以前，在京的朱益藩已“闻有旨明发，各项考试一律停办五年”。[79]然而，事实上并无相关谕旨。李鸿章或许私下表达过类似意见，但不大可能形诸奏章，清廷更难俞允。因为停试本就是外人逼迫所致，即使清廷主动下旨通国停试五年，无疑也是掩耳盗铃，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倘如此，则既令天下士子寒心，也使清廷权威丧尽。况且，由于下届乡、会试就是慈禧太后“万寿恩科”，故军机处早就敦嘱全权大臣，如果外人议及乡、会试停科，须指明滋事“州县不准予考，如牵涉全省，务须设法顾全”。[80]甚至连李鸿章的女婿兼谈判助手张佩纶也愤愤地讲，外人要挟直隶、山西停试五年，不准京师乡试、会试、殿试，将“大失士心”。[81]遑论主动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其实，李鸿章等正在为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努力交涉，[82]不可能贸然奏请一律停考五年。至于刘坤一，只要注意到三月初为奏请乡试展期一年，已经小心翼翼地请荣禄由内面奏，就可推知，他更不会奏请一律停科举五年。直到四月初十日，刘坤一尚不清楚李鸿章与外人就停试问题商议到了何种程度。[83]
1703085027
1703085028
因此，若说当时官员、士人、报刊有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的议论则可，若据此而谓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则是不确实的。既然并无此事，若说统一停考五年的主张以及借停考以兴学堂的思路被张百熙的上奏打断，也就与史实不符。[84]如前所述，张百熙所奏乃是针对东南督抚奏展辛丑乡试一年而发，并非针对全国停试五年。
1703085029
1703085030
进言之，不必说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即刘坤一、张之洞等奏展乡试一年，已在士绅舆论中引起颇多争议。湖南名儒皮锡瑞虽然倾向于废科举、兴学堂，但当他听闻江、皖、湖广请停本年乡试时，却“以为非计”，也是从人心、士心、士子读书进身方面着眼。当听说张百熙奏请仍行本年乡试，朝廷令督抚再行体察复奏后，皮锡瑞论道：“不知诸公不护前否”。[85]显然是希望本年乡试仍旧举行。留京的浙籍士人冯汝琪因浙江乡试展期，“南北两闱今年已无指望，此后举行特科，改试策论”，不免觉得“科甲之心可以从此绝望矣”。其浙江亲戚此前也来信“抱屈”。[86]
1703085031
1703085032
在南京，刘坤一奏展乡试一年后，“一时士林中人谣言四起，爰由省垣某巨绅联合同志会议于某书院中，拟就条陈洋洋二千余言，禀请制军吁乞天恩，照常考试”。[87]四日后，以濮文暹（青士）太守、陈光宇（御三）太史领衔的进士、举人20多人所上禀牍，登上《申报》，吁请本年按期乡试。其理由有四。其一，再缓乡试，士子将“皇皇如失所恃”，“弦歌之声将辍”，而商民亦以“屡年不举乡试，生计愈艰”。其二，“缓试之故，一因教案牵连，一因票匪蠢动”，但在刘坤一领导下，“拳匪肇衅之后，本省无一教案。康、梁滋事以后，本省无一票匪之案……苟亦如他省之因教案而停科举，何以劝善”。其三，如谓“两宫尚未回銮，乡试似属不急之务”，然当年洪杨之乱，江苏、安徽大半沦陷，咸丰皇帝允疆臣之请，借闱浙江举行己未江南乡试，“维时两省流离被难之人，读诏书而感泣，事竟亦帖然。今两省皆无恙，而忽然停试，似不足以慰士心”。其四，现在赶办供给，完全来得及举行乡试。最后，强调科举维持士心民风：“自近日邪说横行，士心浮动，不复守其业，造作谣言，一倡百和。其所恃以维系者，惟此科举之一途。若复令其绝望，聪明才辨之士进取之心既懈，流弊甚多，于士习民风关系实非浅鲜。”[88]与张百熙条奏理由颇有相通之处。
1703085033
1703085034
有意思的是，《申报》三日后又发表题为《展缓乡试之善》的社论，似针对前引禀牍。其要点有三。首先，展缓试期可以为科举改章提供时机。科举中八股、试帖和小楷流弊甚大，故“欲取人才，非变通科举不可。然变通必有其机，机之未来，虽有意变通，而必多捍格。戊戌之事其明证也。去岁拳匪事起，外人要约指明闹教之处停试五年。既而朝廷允疆吏之请，各省乡试一律展缓一年。此即变通科举之机也”。因此批评请行乡试者“不识时务、不顾大局”。其次，一一反驳士心、民风、商务、生计等理由，进而指出展缓乡试有三善：一是省经费，对各省筹款不无小补；二是匪徒借乡试滋事，停试可以绥靖地方；三是既奉经济特科之诏，科举必改章，乘此停试时期，士子可以埋头向学，“一旦科举既改，庶不致茫无头绪”。再次，针对停试之意出自外人，未曾闹教的大批士子无端被累、士心难服的质疑，评论解释道：“若允外人之请，分别停试，固不足以服士子之心。而此则一概停试，是出自疆吏之深心、庙谟之独运，与外人无与也。”[89]意谓一概停试，可以左右逢源。考虑到刘坤一、张之洞此时正在奏请明谕变科举，以便一律展缓乡试一年，此社论似在为其张目。[90]不过，三天之后《申报》又刊社论，呼吁江南举行乡试。一则称，江南人士与外人和平相处，故“半壁东南最臻安谧”，忽然停试，说不过去。再则谓，云贵等省既举行乡试，则江南停试有失公平。[91]
1703085035
1703085036
西南、西北各省举行乡试的事实，对长江各省产生持续冲击。四、五月间，云贵、两广放乡试考官后，四川“士子各怀怨望”，听闻陕西缓至九月乡试，巨绅又请奎俊援案举行。[92]五月，“南京各书院诸生”公恳巨绅致函刘坤一，“请今秋仍举行乡试”，只是刘坤一“坚持不允”。[93]同时，“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但均遭批驳。[94]张之洞虽然奏称缓试“官绅众论皆同”，[95]其实云贵放考官后，湖北省城“各绅邀集学校中人公禀督辕，请仍循例举行”，也认为湖北并未闹教，“今若将秋闱展缓，竟与他省之因教案而罚停科举者无分，深恐民心无从折服”。[96]其理由与南京士绅相类。因此，刘、张坚持乡试展期，在东南士绅舆论中颇有争议，似亦不得人心。不过，此时科举问题已溢出内政范围，而有外人干预的因素在，故《辛丑条约》谈判中的科举停试论争也有必要加以澄清。
1703085037
1703085038
1703085039
1703085040
1703085042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五 《辛丑条约》与科举停试
1703085043
1703085044
在庚子、辛丑议和中，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就中北京、直隶、山西涉事最深，波及最广。经过数番交涉后，考虑到“府城停考，其所属外县生童尚可调赴临府考试，若乡试借闱甚非易易，至会试更无在外省开科之例”，且“乡、会为抡才大典，京师乃首善之区，停试五年，虑无以振起文风而慰士望”，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遂同意滋事府县停考，而“仅与商酌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照常开科”。[97]岂料英国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坚执不允。至四月初，双方在此问题上陷入僵局。当时在京协助谈判的张佩纶致信军机大臣鹿传霖，透露了交涉的困难情形：“停考一节，我分别城镇，而彼坚欲肇乱地方府县不准考试，京师亦然，不但不准乡试，并不准会试、殿试，一切全停。照复驳之，而来文竟斥为欺妄迂谬。已欲奏结矣。鄙以为大失士心，屡托赫德、联芳疏通，有一二国使臣明白。昨又具照会疏解，不知能许开考否。（贡院已拆毁，今年万不能行）。”[98]
1703085045
1703085046
傲慢的萨道义之所以如此“固执”，是因为他要通过停止北京会试，给全中国一个耻辱，亦即让中国人牢记首都北京曾被外国军队占领了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经常有人告诉他，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待的时间太短，没给中国人足够的教训。[99]
1703085047
1703085048
四月初七日（5月24日），汉口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奉萨道义电令，以直隶、山西停乡试，北京停会试、廷试，恐李鸿章等不愿奏请，故请张之洞转请朝廷照允。张氏当即驳以“直、晋并未处处仇教，且会试、廷试系各省举人、进士，非仅直、晋，何能概停”。而当时在坐的英国参赞杰弥逊则提供个人看法，以为“直、晋两省不闹事州县当可准小考，乡试必须全停，会试只可改在他省，或在南京”。张之洞将此情形通报给了西安军机处、刘坤一、李鸿章等。[100]四月初八日，南京英国总领事也以此意致函刘坤一：“奉公使电，和款内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境停文武乡、会试五年，最重要惟北京、太原，讵意全权谓许多无预士人被累，不欲停试，各钦差不能于该二处稍为姑容，嘱请南洋详电行在。”刘即电询李鸿章详情。李复电称：“停试事驳论许久，不得已改为只商北京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各使仍坚执不允，现拟将送来停考清单具折请旨宣示。”[101]
1703085049
1703085050
四月十三日（5月30日），李鸿章、奕劻致电军机处，备述交涉艰苦，抱怨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为了不“牵碍撤兵要务”，准备在停试问题上妥协：“如实不能争，拟即具奏，乡、会等试或可借闱举行”。[102]十五日（6月1日），军机处电询李鸿章：萨道义“刁难不撤兵，有无别故？他国不至效尤否？廷、会试全停，与条约城镇之言不符，能托美、日使居中转圜否？”[103]清廷此时最在意撤兵问题，至于停试问题则更关心会试、殿试，故顺天乡试与山西乡试，似已放弃。所以，十六日（6月2日）军机处致电张之洞，谓“停会试、廷试，英使持之甚坚，难于理喻”，虽电请全权磋商，“恐难力争”，希望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104]看来顺天、山西乡试，中枢已不再争。
1703085051
1703085052
李鸿章获知中枢的这一立场后，便为北京会试再做争取。事实上，从萨道义方面的材料和新近的研究看，李鸿章等确实做了很大努力，公使中也不乏支持者。四月十七日（6月3日），李氏当面向萨道义提出：“朝廷确实可以发布一道上谕，叫停顺天乡试和在太原府的山西乡试，但是，两天前来自西安军机处的电报显示，如果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表示，他会将这点通报英国政府。”[105]其实，萨道义并不相信李鸿章所说，而且，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这件事上“刁难”，能够让他得到其他东西。[106]不知是李鸿章自信太过以致误解意思，还是有意“欺罔”，他随即致电军机处称：“停考昨已由驿奏结，廷、会试已允不停，奏到请即降旨。”[107]
1703085053
1703085054
可是，直隶人张之洞对于顺天、山西乡试全停大不以为然。张氏于十五日已获悉全权大臣电告枢垣的内容：“英使坚不允京城会试及顺天、太原乡试”，并通报刘坤一。十九日（6月5日），张之洞托英、德两领事转电英国公使萨道义、德国公使穆默（A.Von Mumm），认为直隶、山西两省乡试全停，于未滋事之处“太欠平允，士心定必不服”，妨碍将来民教相处，且与议和大纲内“滋事城镇停考”一语不符。鉴于北京、太原“断不能开考”，遂提出借闱乡试方案：直隶借山东，山西借河南。次日，张之洞又电刘坤一，请其“即照此意切商驻宁沪英、德各领事，或杰（杰弥逊）参赞转电各使”，并强调萨道义“重在北京、太原不准开科，故借闱一法必须详告”。[108]二十一日，刘坤一复电称：“借闱乡试，最为妥善……英、德两领事，均允电商公使。据云，必能照准。俟得回信，再会电枢。”[109]
1703085055
1703085056
二十二日（6月8日），萨道义复电张之洞，允许“直、晋不滋事地方，可借闱山东、河南乡试”。张之洞当即将该消息通报刘坤一，同时电告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待刘坤一复电后再会奏，并强调会试不停的消息已见李鸿章的电报。[110]有了李鸿章北京会试不停以及张之洞顺天、山西乡试可以借闱的消息，清廷遂于二十五日（6月11日）接到奕劻、李鸿章的奏折后，即下旨山西省之太原府，直隶省之北京、顺天府等府县停止文武考试五年。[111]
1703085057
1703085058
英国顾及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必须维持与刘坤一、张之洞的关系。所以萨道义确实曾在6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个人不反对张、刘提出的顺天、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的建议。由于俄、美、日等国公使均支持中方的立场，加以张、刘的交涉，萨道义甚至感到自己将不得不在北京会试问题上妥协，因而正打算告诉刘、张北京会试本来也应该借闱举行（亦即现在可在北京举行，不必借闱）。[112]
1703085059
1703085060
然而，就在萨道义准备妥协之际，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停考上谕发布，因其并未明说北京会试，以致各方解释不一。李鸿章、奕劻认为北京会试不在禁止之列。尽管俄、美、德、日等国公使倾向于支持中方意见，但萨道义坚持认为，据该上谕，北京会试应该停止。[113]五月初六日（6月21日），李鸿章致电军机处称：“惟闻各使中仍有不愿北京会试者，请借河南考棚。萨使于此节未能践言，殊出意外，然于撤兵似无妨碍。”[114]六月十一日（7月26日），李鸿章、奕劻的奏片称：“萨道义面称会试仍必须停”，“揆度情形，会试难在京城举行，将来只可由礼部另筹变通之法。”[115]十九日，清廷为此特发寄谕，称“会试为抡才大典，各直省士子齐集应试，碍难易地举行。前据该王大臣与各使业经商允，自可仍践前言”，因令“奕劻、李鸿章再与各使切实磋商，务期议明仍在京办理会试为要”。[116]七月初九日（8月22日），李鸿章电奏无法再商：“北京会试，前经设法磋商，各使颇有允意。始料英使萨道义未必能以一人违众，不意萨使始终坚持，各使意无如何，遂仍由领衔日使备文驳复。臣等前奏已将详细情节叙明，今各使已将条款签字，断难再与商议。此次明降谕旨，请将日前片奏内所陈商明免停之河南陈州府、郑州、河内县三处扣除。会试仍不必提，庶条款画押不至因此迟延。”[117]
1703085061
1703085062
至此，由于英国公使萨道义的一再坚持，直隶、山西停试五年期间，北京不可以举行会试。其实，京师贡院此时被毁，壬寅年（1902）会试实难按期在北京举行，随后清廷也将会试展至癸卯年（1903）。然而，停止北京会试，也就使得修复京师贡院暂时成为不急之务。直到1905年，停试解禁前夕，议修京师贡院问题才摆上议事日程，在朝野上下掀起了广泛讨论，引发了诸多争议，与当年立停科举的重大决策实有关系。[118]问题是，倘若辛丑议和中北京会试不停，那么，京师贡院的修复便不会等到1905年才成问题，而是至少在癸卯科会试之前，便须修复完工。如此，科举的命运恐怕会大不一样。在庚子事变大冲击的背景下，一个一意孤行的英国公使，也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最终毁灭科举制的推手。[119]外人的因素与历史的偶然性，常常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走向，科举制的变革也概莫能外。而科举的任何变动，又直接影响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
1703085063
1703085064
清末新政伊始，朝臣与东南督抚围绕乡试展期的明争暗斗复杂微妙，远超过既有认知。辛丑东南各省乡试最终展期一年，是刘坤一、张之洞立场的体现，是其向清廷坚持己见，对各省串联施压的结果。刘、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其正筹划新政变法，而改科举为新政首务。如辛丑乡试按期举行，则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势必再考一科而延续生命，科举改章的落实必然延后。如此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至于说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因张百熙反对而作罢，并不符合史实和情理。李鸿章等议和人员为了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做了艰苦的交涉努力，最终由于英国公使萨道义固执己见，使得五年内无法在北京举行会试，但殿试仍可照旧进行。
1703085065
1703085066
与此相应，慈禧太后和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根据大乱之后迅速开科的历史经验，希望按期举行辛丑乡试，以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与刘坤一、张之洞意见冲突。张百熙于是代表朝官群体激烈奏驳刘坤一、张之洞，力主乡试万不可再展。但在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清廷和洋人之间机敏应付，形成第三势力。[120]清廷虽有不满，却不得不倚重和迁就。最终东南各省辛丑乡试再次展期，西南、西北等省则按期举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清廷希望通过科举大典稳定士心、重拾权威的思路和努力，遭遇重大挑战，其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制约。从坚持己见并串联东南各省与清廷立异角度看，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两宫回銮后“解决”东南尾大不掉问题，也就成了政局变迁的一支暗流。
1703085067
1703085068
庚辛政局对科举改制的直接影响是，辛丑年的乡试仍以八股文体的四书五经及策问取士，而展缓至壬寅年的各省乡试，则已改用科举新章，以论、策、经义取士。可以想见，如果辛丑年各省乡试不再展缓，那么，八股文至少还会“苟延残喘”。即使科举改章通过，也只能在下科实践。那么，科举的走向或许还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下章将看到，朝臣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影响了辛丑科举新章的内容及其落实，甚至科举制的停废。
1703085069
[
上一页 ]
[ :1.703085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