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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学问好、功名高、交游广,又在总理衙门任章京多年,可谓眼界、学识与经验兼具,绝对不算守旧者。他这种持重的想法,与其戊戌年拟定经济常科章程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亦即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的巨大冲击和刺激之前,作为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科目登进,必尽改为出于学堂,吾初亦持此议,继思此亦难行。学堂荐举,是欲反科目为选举,其蔽(原文)不能胜诘。中国之试士,不离文字,文字之业,止可试之场屋,不宜用之选举。即云以平日考试等级为凭,要自可行贿赂请托于其中也。窃谓中西之学,终须分途。其由学堂荐举者,止可由西师试西学;为中国之学,仍以考场糊名易书之法为之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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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曾将晚清科举变革总结为两个阶段:纳洋学于科目,并科举于学堂。甚有启发。但二者均是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的思路。在此之外,沈曾植、吴汝纶的思考值得注意。可惜,沈曾植的方案虽然写进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底本中,最终却被抛弃了;而他向陶模、张之洞的上书申言,也未获采用。相反,在辛丑年三月沈曾植给陶模致信前后,陶模在奏折中已将兴学堂与废科举联系在一起,而以学堂取代科举为最终目标,与梁启超1896年在《变法通议·科举》中提出的最激进的“上策”相呼应。[96]不过,陶模的奏词虽然痛快,但将科举与学堂完全对应,既混淆了培才和抡才的区别,也轻视了科举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重要功能,不免拾康、梁之唾余;而《变法通议》出自梁氏早年,实多臆想空言。这与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思路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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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模言辞决绝的奏折却带来了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为科举改革树立高标,使其他督抚的出奏有了参照”;另一方面,随着陶模有关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断言持续发作,科举不废、学堂不兴迅速成了趋新之士的口头禅。[97]此说法后来也成为停废科举的重要理据。科举、学堂固然有相碍之处,但随后趋新者一味强调学堂与科举的先进落后之别,夸大学堂之难和科举侥幸之易,将学堂不兴的板子完全打在科举的屁股上,体现了国人非黑即白、无妥协精神的躁动。至于决策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实难辞其咎。迨废科举后,许多人又发现科举竞争大、去取严,而学堂只要经过年限毕业即授功名,反而容易。[98]此外,当日批评科举阻碍学堂的重要理据是,一遇科举考试时间,学生纷纷赴考,耽误功课,导致学堂无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科举、学堂合一思路和政策的结果。科举与学堂分途而行,学堂自然不会“一日千里”。但是,“大跃进”式的学堂“普及”更不可取。因为在经费不充,尤其是师资奇缺的情况下,遍开学堂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若为开学堂而开学堂,大量用速成科、师范传习所短期培训的人员任教习,搞似是而非的开民智,谬种流传,祸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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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的交互激进与联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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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趋新督抚在改、废科举中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辛丑年三月,袁世凯在新政复奏中提出了“增实科”的主张:“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令“南北洋、两广、闽浙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先仿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优作为附生,复试取中者作为举人,由礼部会同总署,“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99]可见该方案并不废八股,系在保留旧制的同时,另开实科新途,与戊戌年沈曾植、汪大燮拟定的经济常科章程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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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据新材料可知,袁世凯本建议“科举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旧科与实科并行。然而,张之洞却更为激进,认为“科减一成,已觉太久,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科举改章绝不可仍照旧式考八股。袁世凯只好复电解释说:“鄙意并非欲将科举旧额永留五成,为考试八股之地,不过欲逐渐转移,惟词久[欠]醒豁。”于是改为“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100]如此,所谓的“增实科”就变成了最终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张之洞对此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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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只是清廷未予接受。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定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春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101]因此,1903~1904年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出了大力。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亦谓:“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102]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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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1904年,乡、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和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至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104]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确是奏停科举最合适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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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趋新督抚奏请废科举,也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为宜,故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普通”督抚则单衔复奏。[105]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科举,袁、张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岑春煊、端方、周馥亦愿意会衔,且岑、端二位还贡献了修改意见。[106]因此,李细珠称此折“由袁世凯领衔与张之洞、周馥、端方等人会奏”。不过尚有未谛。关晓红谓“张之洞曾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袁世凯并未照办”,亦不确。[107]实则此折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袁世凯,“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108]看来中央高层此时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如此多督抚联衔会奏而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后来多位督抚奏请速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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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系列改、废科举的动作,均是督抚主动发起并促成的。下章我们将讨论枢臣主动推进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论争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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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吾康尚未涉及(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pp.52-53);王德昭略有提及(《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40页);刘龙心、李林有所引用和分析,惟侧重不同,亦未展开讨论。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第112~113页。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77、179~180、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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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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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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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或许也因为《上谕档》、《德宗实录》、《光绪东华录》均未载完整的奏定新章。不过,此新章其实早已有两个校点本,只是文字标点偶有小误。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第60~66页;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30~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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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录京师政务处所拟考试章程》,《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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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拟乡会试章程》,《新闻报》,《北京新闻汇报》录载,辛丑九月十七日,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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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乡会试改章先声》,《清议报》第97册,辛丑十月初一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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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中外日报》,《北京新闻汇报》录载,辛丑十一月二十日,第4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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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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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6期,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第6~9页。按,《选报》所载此折,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4页)也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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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更正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7期,辛丑十二月初一日,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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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10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按,此章程除“十三条”外,还包括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礼部通过议复江苏、湖南、甘肃、贵州四省学政及江西巡抚的奏折,而制定的科场事宜新规。末页墨笔亲署“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西安臬司樊印增祥施送”,可知当系光绪二十八年续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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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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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0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又,此条例影印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486),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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