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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学问好、功名高、交游广，又在总理衙门任章京多年，可谓眼界、学识与经验兼具，绝对不算守旧者。他这种持重的想法，与其戊戌年拟定经济常科章程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亦即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的巨大冲击和刺激之前，作为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科目登进，必尽改为出于学堂，吾初亦持此议，继思此亦难行。学堂荐举，是欲反科目为选举，其蔽（原文）不能胜诘。中国之试士，不离文字，文字之业，止可试之场屋，不宜用之选举。即云以平日考试等级为凭，要自可行贿赂请托于其中也。窃谓中西之学，终须分途。其由学堂荐举者，止可由西师试西学；为中国之学，仍以考场糊名易书之法为之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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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曾将晚清科举变革总结为两个阶段：纳洋学于科目，并科举于学堂。甚有启发。但二者均是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的思路。在此之外，沈曾植、吴汝纶的思考值得注意。可惜，沈曾植的方案虽然写进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底本中，最终却被抛弃了；而他向陶模、张之洞的上书申言，也未获采用。相反，在辛丑年三月沈曾植给陶模致信前后，陶模在奏折中已将兴学堂与废科举联系在一起，而以学堂取代科举为最终目标，与梁启超1896年在《变法通议·科举》中提出的最激进的“上策”相呼应。[96]不过，陶模的奏词虽然痛快，但将科举与学堂完全对应，既混淆了培才和抡才的区别，也轻视了科举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重要功能，不免拾康、梁之唾余；而《变法通议》出自梁氏早年，实多臆想空言。这与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思路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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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陶模言辞决绝的奏折却带来了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为科举改革树立高标，使其他督抚的出奏有了参照”；另一方面，随着陶模有关科举与学堂不能并存的断言持续发作，科举不废、学堂不兴迅速成了趋新之士的口头禅。[97]此说法后来也成为停废科举的重要理据。科举、学堂固然有相碍之处，但随后趋新者一味强调学堂与科举的先进落后之别，夸大学堂之难和科举侥幸之易，将学堂不兴的板子完全打在科举的屁股上，体现了国人非黑即白、无妥协精神的躁动。至于决策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实难辞其咎。迨废科举后，许多人又发现科举竞争大、去取严，而学堂只要经过年限毕业即授功名，反而容易。[98]此外，当日批评科举阻碍学堂的重要理据是，一遇科举考试时间，学生纷纷赴考，耽误功课，导致学堂无功。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科举、学堂合一思路和政策的结果。科举与学堂分途而行，学堂自然不会“一日千里”。但是，“大跃进”式的学堂“普及”更不可取。因为在经费不充，尤其是师资奇缺的情况下，遍开学堂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若为开学堂而开学堂，大量用速成科、师范传习所短期培训的人员任教习，搞似是而非的开民智，谬种流传，祸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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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的交互激进与联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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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趋新督抚在改、废科举中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辛丑年三月，袁世凯在新政复奏中提出了“增实科”的主张：“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令“南北洋、两广、闽浙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先仿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优作为附生，复试取中者作为举人，由礼部会同总署，“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99]可见该方案并不废八股，系在保留旧制的同时，另开实科新途，与戊戌年沈曾植、汪大燮拟定的经济常科章程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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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据新材料可知，袁世凯本建议“科举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旧科与实科并行。然而，张之洞却更为激进，认为“科减一成，已觉太久，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科举改章绝不可仍照旧式考八股。袁世凯只好复电解释说：“鄙意并非欲将科举旧额永留五成，为考试八股之地，不过欲逐渐转移，惟词久［欠］醒豁。”于是改为“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100]如此，所谓的“增实科”就变成了最终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张之洞对此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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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只是清廷未予接受。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定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春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101]因此，1903～1904年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出了大力。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亦谓：“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102]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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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1904年，乡、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和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至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104]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确是奏停科举最合适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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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趋新督抚奏请废科举，也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为宜，故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普通”督抚则单衔复奏。[105]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科举，袁、张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岑春煊、端方、周馥亦愿意会衔，且岑、端二位还贡献了修改意见。[106]因此，李细珠称此折“由袁世凯领衔与张之洞、周馥、端方等人会奏”。不过尚有未谛。关晓红谓“张之洞曾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袁世凯并未照办”，亦不确。[107]实则此折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袁世凯，“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108]看来中央高层此时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如此多督抚联衔会奏而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后来多位督抚奏请速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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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系列改、废科举的动作，均是督抚主动发起并促成的。下章我们将讨论枢臣主动推进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论争与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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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吾康尚未涉及（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pp.52-53）；王德昭略有提及（《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40页）；刘龙心、李林有所引用和分析，惟侧重不同，亦未展开讨论。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第112～113页。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77、179～180、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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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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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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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或许也因为《上谕档》、《德宗实录》、《光绪东华录》均未载完整的奏定新章。不过，此新章其实早已有两个校点本，只是文字标点偶有小误。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第60～66页；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30～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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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录京师政务处所拟考试章程》，《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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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拟乡会试章程》，《新闻报》，《北京新闻汇报》录载，辛丑九月十七日，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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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乡会试改章先声》，《清议报》第97册，辛丑十月初一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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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中外日报》，《北京新闻汇报》录载，辛丑十一月二十日，第4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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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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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6期，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第6～9页。按，《选报》所载此折，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4页）也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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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更正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选报》第7期，辛丑十二月初一日，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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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10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按，此章程除“十三条”外，还包括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礼部通过议复江苏、湖南、甘肃、贵州四省学政及江西巡抚的奏折，而制定的科场事宜新规。末页墨笔亲署“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西安臬司樊印增祥施送”，可知当系光绪二十八年续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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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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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0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又，此条例影印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486），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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